一位神秘的老方丈，在密印寺里，为伟人送上了两个惊世预言。

1917年，24岁的毛泽东与好友萧子升游学至此。他们在禅房与老方丈促膝长谈，又在佛像前评点人生，谁曾想，方丈笑谈间道：他与佛有缘，将引领宗教；少年的知己，终将与他分道扬镳。

叛逆少年遇知音

毛泽东少年时便抱有反叛精神，可以追溯到他在韶山的童年经历。

他的父亲性格专断，对毛泽东的期望严格且具体，本希望送他去米店当学徒，能早日管理田地和账目。毛泽东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他喜欢读书，这与父亲的要求屡屡发生冲突。

一次，毛泽东正在田间墓碑旁阅读，父亲见状怒斥：“又在偷懒吗？”事实上，他早已完成了几轮倒肥的农活，只是挤出一点时间，抓紧读自己喜爱的书。

这些日复一日的争执，让毛泽东对父权的严苛和束缚充满抗拒，也让他萌生了走出山区、见识更广阔世界的想法。

几年后，他如愿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这才认识了蔡和森和萧子升，后被称为“湘江三友”。

1894年，萧子升出生湖南湘乡一个书香门第。萧子升的父亲萧岳英，曾赴海外留学读书，在当时的湖南颇有名气。作为父亲，萧岳英并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他崇尚改革与创新，这种思潮也深深影响了萧子升。

萧岳英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不仅能够继承家学，还能够接受更多先进的思想。

1907年，13岁的萧子升进入了东山学堂。东山学堂是当时湖南最具影响力的学府之一，学堂内的先生们致力于传授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

萧子升在这里不仅学到了传统的儒学经典，更受到了西方启蒙思想的熏陶，他的思维变得更加开阔，目标也逐渐远大。

1911年，萧子升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这所学府是当时湖南省最为知名的教育机构之一。毛泽东虽比萧子升年长一岁，但因为读书晚，还在东山学堂读书，与萧子升的弟弟萧三成为了同窗。

1914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他常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文章，文风犀利深刻。文章经常张贴在教室里，吸引了萧子升的注意。

两人文人，以文章为契机，结为了要好的朋友。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个性鲜明，敢于挑战权威。一次，国文课的袁老师对他的一篇作文给出了低分。毛泽东认真修改后再交上去，却得到更低的评价，他不解，直接找到袁老师理论。

争执间，袁老师的直言或许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恰在此时，杨昌济老师出面调解，用委婉的方式劝毛泽东不要钻牛角尖，学会用更灵活的心态面对问题。

这番话对毛泽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他与杨昌济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方丈一语道天机

学校里常常能看到萧子升与毛泽东并肩而行。他们时常一起散步，或是在园林中一边走一边讨论问题，彼此之间的言辞虽有时锋锐，却从未影响过他们的友情。

这段共同求学的时光并未维持太久，1915年，萧子升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被派往一所中学担任教师。但即便如此，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书信的往来。

1917年，毛泽东找到萧子升，询问他假期的打算。萧子升告诉毛泽东，自己打算去做一段时间的乞丐，边走边游历，一边乞讨，一边解决衣食住行。

这个计划听起来既荒唐又独特，但也正是萧子升那时渴望拓展视野，体验不同生活的一种方式。毛泽东听后，心中既惊讶又兴奋，立即表示要和他一起去。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结伴同游。

他们来到一座古老的寺庙前。寺庙的大门紧闭，看起来长期无人问津：＂这就是密印寺吧，听说这里的方丈是一位得道高僧。＂

萧子升伸手叩响了斑驳的寺门。过了许久，一个小和尚打开门，警惕地打量着他们。毛泽东一五一十地说明来意，想求见方丈，小和尚却不为所动。

毛泽东和萧子升从怀中掏出一张纸笔，写下自己的大名。小和尚接过字条，三步并作两步跑开了。不一会儿，他便回来请他们进寺见方丈。

踏进方丈室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古朴的木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摆着几本佛经和一盏青铜香炉，细细的线香袅袅上升。一位白须苍苍的老僧正端坐在蒲团上闭目冥想。

方丈见他二人单纯真挚，并非徒慕虚名之辈，遂开始侃侃而谈。从儒释道的义理之辨，到帝王将相的治国之术，三人谈得酣畅淋漓。

入夜，方丈吩咐小僧安排毛泽东和萧子升在客房歇息。第二日，毛泽东仍意犹未尽，执意要与方丈再叙。谈到佛教在中土生根发芽，历经千年不衰，方丈感慨良多。

＂佛法深奥，蕴含着宇宙人生的至理。何况历代帝王多有信奉，佛教才得以绵延至今。＂方丈轻抚佛珠，娓娓道来。

＂此言差矣。＂毛泽东不假思索地接口。＂帝王信佛，不过是维系统治的手段罢了。宗教虽能给人慰藉，却非长治久安之计。民生凋敝，社稷动荡，全凭信仰是无济于事的。＂

方丈闻言默然良久：＂施主此言，大有惊世之语，老衲茅塞顿开。以后中国的命运，怕是要由你来主导了，宗教上的问题同样如此。＂

＂至于那位萧施主，虽与阁下志趣相投，但恐怕终究分道扬镳。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听罢此言，毛泽东心头一震，方丈竟能“预言”他的前程？更令他不解的是，与萧子升的情谊，怎会说断就断？

分道扬镳，一语成谶

毛泽东和萧子升一个主张革命，一个主张改良，分歧逐渐显现。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危局，他们又团结一致，誓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终生。

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民不聊生。有志青年都在积极寻找能使中国摆脱目前这种黑暗处境的道路，毛泽东和萧子升也不例外。

受到杨昌济的指导，他们开始在长沙发出征友启示，寻找那些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1918年4月，两人组建了新民学会，并选举决定萧子升担任学会总干事，毛泽东担任干事。

最初，新民学会只有二十多个人，但很快会员人数迅速增加，达到了八十多人。大多数成员都是在湖南求学的青年学子，他们目睹了军阀混战下的社会黑暗，迫切希望能找到一条解救国家、拯救民众的道路。

问题是，这条路究竟在哪里呢？

1918年，杨昌济向毛泽东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蔡元培发起了勤工俭学活动，年轻人们有机会通过这一途径获得教育和实践的机会。

这个消息给了新民学会一次难得的机会，萧子升立刻前往北京。通过杨昌济的引荐，萧子升很快认识了蔡元培等一批名流学者，并办理了前往法国的手续。

萧子升到达北京后，不仅继续推动自己留学的计划，还劝说毛泽东尽快动身。受到好友的邀请，毛泽东也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学待了下来。

在北大，毛泽东一方面积极准备前往法国的事宜，一方面也在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与李大钊一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萧子升顺利来到法国。他在巴黎广泛收集了法国各个党派的小册子以及社会流行思潮的书刊，组织中国留学生进行交流与讨论，积极吸取西方的思想精华。

毛泽东并没有跟随萧子升去法国，选择留在了国内。萧子升离开后，毛泽东便回到了湖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怒潮。毛泽东投身其中，他开始编撰《湘江评论》杂志，期望通过这本杂志传播新思想，唤醒更多的青年。

《湘江评论》的传播不仅仅局限在湖南，萧子升在法国的留学生中也广为流传。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萧子升的思想逐渐出现了分歧。

两人的理想虽然一度高度契合，但随着各自经历的不同，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彼此的观点也逐渐有所不同。

萧子升在法国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他意识到，单靠暴力推翻北洋军阀是不够的，还需从思想文化入手，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

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婉劝他放弃现在的主张。毛泽东坚信只有彻底颠覆旧制度，才能建立新中国。他对萧子升的观点难以苟同，认为那是懦夫的想法。

1921年，萧子升此时回到了长沙，但与毛泽东发生了争吵。这次争吵后，两人决裂。

毛泽东带领着无数革命者，最终建立了新中国，成为了伟大的领袖，成功地引领人民摆脱了旧社会的枷锁。萧子升选择加入了国民党，先后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担任职务。

直到1932年，他离开中国，去了法国，后来又移居乌拉圭，在那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并最终定居下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消息传遍了世界各地，甚至远在乌拉圭的萧子升也知道了这个消息。或许是因为太过悲伤，他在两个月后离世。弥留之际，萧子升留下遗嘱称，一定要将骨灰运回湖南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