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宋朝灾民买不起米，范仲淹下令继续涨价，为何百姓却还赞不绝口？
引言：
世人皆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却鲜有人知，这位宋朝名臣曾做过一件让天下人震惊的事。在江南大饥之时，当地米价已飙升至一百二十钱，远超百姓承受能力。然而，范仲淹不但没有强制压低米价，反而下令将米价抬高至一百八十钱！消息一出，黑心商人欣喜若狂，纷纷将粮食运往杭州，而贫苦百姓却是怒不可遏。但奇怪的是，短短数月后，那些曾痛骂范仲淹的百姓，却对他赞不绝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范仲淹到底使出了什么神奇的招数？
一、粮荒始末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的江南地区，天灾接连不断。这一年春天，江浙一带先是遭遇了严重的旱情，到了夏季却又连降暴雨。这场暴雨持续了整整十五天，导致太湖水位暴涨，周边农田尽数被淹。
当时的杭州知府接到报告，称苏州、湖州等地的稻田几乎全部被毁。一些地势较低的村庄，积水深达数尺，农民们不得不扶老携幼，逃往高地避难。更糟糕的是，这场水灾不仅毁了当季的稻米，连粮仓里存储的陈粮也因浸水而腐烂。
灾情发生后，各地粮价开始飞涨。在平年，一斗米不过四十钱左右，但随着灾情蔓延，米价一路攀升到了一百二十钱。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这个价格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一个普通农户变卖全部家当，也未必能买到足够全家度过灾荒的粮食。
就在这时，一些囤积居奇的商人趁机大肆收购粮食。他们派人到各地收购存粮，将粮食储存在仓库里。每当米价上涨，他们就放出一些粮食高价出售。一些商人甚至故意散布谣言，说某地粮食已经绝收，以此哄抬粮价。
当时有一个叫王三的粮商，他联合了十几个商人，在杭州城外设立了粮仓。这些商人故意制造粮食紧缺的假象，每天只在集市上投放极少量的粮食。饥饿的百姓为了抢购这些粮食，常常天不亮就排起长队。
随着时间推移，灾民越来越多。据当时的记载，光是杭州城外，就聚集了数万流民。这些人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有的甚至开始以草根树皮充饥。一些走投无路的灾民开始四处抢劫，社会治安急剧恶化。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范仲淹被朝廷派到杭州担任知府。他刚到任就听说，又有一批商人准备将粮食运往外地高价出售。如果这批粮食流失，杭州的情况将更加危急。但是，范仲淹并没有采取强制手段限制粮食外运，而是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二、出人意料的决策
范仲淹上任后的第三天，一纸告示震惊了整个杭州城。这位新任知府不但没有采取压低米价的措施，反而下令将米价从一百二十钱抬高至一百八十钱。这个决定一出，立即在城中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的杭州城内，聚集了大量来自苏州、湖州等地的灾民。他们中有的是因为农田被淹而无以为生，有的是因为存粮被毁而不得不逃荒。这些灾民原本就对一百二十钱的米价怨声载道，如今听说米价要涨到一百八十钱，顿时群情激愤。
有一天清晨，数百名灾民聚集在知府衙门外，高声叫喊，要求范仲淹收回成命。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持拐杖，站在人群最前方，声泪俱下地诉说着家中老小如何饿死的惨状。范仲淹命衙役将这位老者请进衙门，但并未改变提高米价的决定。
与此同时，杭州城内的富商们却露出了笑容。一位叫李四的商人，立即派出数十名伙计，带着大量银钱赶往周边各州县收购粮食。其他商人见状，也纷纷效仿。短短几日之内，就有近百艘粮船从各地驶向杭州。
范仲淹见粮船陆续抵达，立即下令在城内设立十处粮食交易市场。这些市场分布在城内各个区域，每个市场都配备了官府派驻的衙役，负责维持秩序。同时，他还令人在每个市场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米价一百八十钱，违者重罚＂。
商人们看到如此严格的管控，反而更加积极地往杭州运粮。因为在其他地方，他们随时会遭遇官府强制压价，甚至没收粮食的风险。而在杭州，不但有官府保证的高价，还有衙役维持秩序，可以安心做买卖。
就这样，短短半个月内，大量粮食涌入杭州。每天都有新的粮船抵达，有的是从苏州运来的，有的是从湖州运来的，甚至还有从更远的镇江、扬州运来的。据当时的记载，光是停靠在钱塘江边的粮船就有数百艘之多。
随着粮食供应量的增加，米价开始自然回落。到了第二个月，米价已经降到了一百钱左右。第三个月时，更是降到了八十钱。有意思的是，这时候那些商人反而不愿意将米价降得更低了。因为他们发现，如果米价过低，运输成本就无法收回。
范仲淹见米价已经回落到合理水平，便开始着手处理另一个问题：如何帮助那些买不起粮食的贫民。他命人在城内设立粥厂，每天免费向灾民提供稀粥。同时，还组织了一批身强力壮的灾民参与城市建设，通过劳动换取口粮。
这些措施实施后，杭州城内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那些原本怨声载道的灾民，也开始理解范仲淹的用意。毕竟，与其让官府强行压低米价导致粮食外流，不如用高价吸引粮食流入，再辅以救济措施来帮助贫民。
三、巧解民生之困
在确保粮食供应稳定后，范仲淹开始实施一系列惠民措施。首先，他在城内设立了五个大型粥厂。这些粥厂每天天刚亮就开始熬粥，一直供应到太阳落山。每个粥厂门前都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但有饥者，皆可食之＂。
为了确保粥厂运转有序，范仲淹任命了一批德高望重的本地士绅担任监管。这些士绅每天轮流值守，负责监督粥的质量和分发秩序。据当时在粥厂当差的一位小吏记载，每天都有数千人来此就食，其中不久是灾民，还有一些本地的贫困百姓。
同时，范仲淹还在城外设立了临时安置营地。这些营地分为男营、女营和家庭营，每个营地都配备了医师。有一位叫张三的医师，每天都要为数十名病患诊治。他在日记中写道，许多灾民都患有水土不服的症状，还有一些人因为长期饥饿而腹泻。
为了解决灾民的长期生计问题，范仲淹开展了多项工程。其中最大的一项是疏浚城内河道。杭州城内有大大小小数十条河道，常年淤积严重。范仲淹组织了三千多名壮年灾民参与疏浚工程，每人每天可以得到工钱六十文，外加两顿饭食。
这项工程持续了两个多月，不仅改善了城市排水系统，还让参与劳动的灾民赚到了一笔收入。其中有一个叫李二的灾民，通过参与疏浚工程，竟然攒下了足够的钱财，在城外租了一间房子，还娶了妻子。
除了大型工程，范仲淹还组织灾民参与一些小规模的劳动。比如修补城墙、整修道路、清理街道等。这些工作虽然工钱不多，但胜在活计轻松，老人和妇女也能参与。据记载，当时光是打扫街道的灾民就有五百多人。
为了照顾那些无法劳动的老幼病残，范仲淹在城内设立了养济院。养济院不但提供食宿，还请来医师定期诊治。有一位叫王婆的老妪，因为逃荒时摔断了腿，在养济院住了三个月，直到伤愈才离开。
范仲淹还特别关注灾民中的儿童。他在城内设立了义学，专门收容失学儿童。这些孩子在义学里不但能吃饱穿暖，还能识文断字。其中有个叫小福的孩子，后来还考上了科举，成为了一名县令。
这些措施实施后，杭州城内的灾民得到了妥善安置。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参与各种工程赚取工钱，无法劳动的人则得到了官府的救济。一些灾民甚至在杭州找到了新的生计，决定定居下来。
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州县的官员也开始效仿范仲淹的做法。他们纷纷在当地设立粥厂、开展工程，为灾民提供劳动机会。这使得整个江南地区的赈灾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在这期间，朝廷派出的巡视使到杭州视察。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杭州灾民安居乐业，秩序井然，实为他州楷模。＂这份奏折很快传到了京城，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四、民心所向的智慧
范仲淹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仅解决了眼前的灾情，更在杭州城内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灾体系。这个体系的成功运作，离不开他对市场规律的准确把握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在粮价调控方面，范仲淹采取了一种看似矛盾的做法。他一方面允许米价维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又在城内设立平价粮店。这些平价粮店只向本地居民供应，每户每月可以购买固定数量的平价粮食。据当时一份账册记载，一个五口之家每月可以购买三斗平价米，价格仅为市价的一半。
这种双轨制的价格体系，既保证了商人的利润，又照顾了本地百姓的基本需求。一位当时在杭州经商的粮商在信中写道：＂杭州虽定价甚高，但秩序井然，远胜他处。且官府从不强制低价，故商人争相运粮至此。＂
在救济灾民方面，范仲淹创造性地将慈善与劳动结合起来。他在城外设立了＂工赈所＂，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灾民，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工作。工赈所不仅提供简单的体力劳动，还设立了织布、制鞋等工坊，让灾民学习一技之长。
有一个名叫张四的灾民，原本是苏州的一个农民。到了杭州后，他在工赈所的织布工坊学习织布技术。三个月后，他不仅掌握了一门手艺，还结识了几个同乡，他们合伙在城外开了一家小织坊。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少见。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范仲淹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他将城内划分为若干坊区，每个坊区都设立了一个＂义坊＂。义坊由当地德高望重的居民担任坊长，负责登记本坊居民和流民的情况，调解纠纷，维护治安。
在一份当时的坊册中记载，某义坊内共有本地居民二百户，流民五十户。坊长每月都要向官府报告本坊的人口变动、粮食供应和治安状况。如果发现有人囤积居奇或者扰乱秩序，立即报官处置。
范仲淹还特别重视信息的公开透明。他命人在城内各处设立告示牌，定期公布粮价、工价和救济信息。每个粥厂和平价粮店门口都有一本账册，记录当日的支出和收入，供民众查看。这种透明的管理方式，极大地减少了中饱私囊的现象。
在处理商人与灾民之间的矛盾时，范仲淹采取了一种平衡的策略。他既不偏袒商人，也不一味同情灾民。当有商人企图哄抬物价时，他会立即予以查处；当灾民无理取闹时，也会严格执法。据记载，他曾经在一天之内，既惩处了一个囤积米粮的商人，又处罚了几个打砸粮店的灾民。
这种不偏不倚的执法方式，赢得了各方的认可。一位当时在杭州经商的盐商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杭州知府范公处事公正，令行禁止，使商民两利，实为难得。＂
到了当年冬天，范仲淹的这套救灾方法已经在整个江南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少州县的官员纷纷派人前来杭州考察学习，打算在当地推行类似的政策。
五、成效与影响
在范仲淹治理杭州期间，他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在当地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对整个北宋的救灾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次年春天，朝廷派出的御史在考察杭州后，向皇帝呈递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报告中提到，杭州城内的灾民已从最初的十余万人减少到不足三万人。其中约有四万人通过参与各类工程和学习手艺，在杭州找到了稳定的生计。另有三万多人在粮价稳定后，陆续返回原籍。剩下的人中，老弱病残者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他人则通过各种方式融入了杭州的社会生活。
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外地商人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去年夏天时，城中尚有饥民哭号，路有冻死之人。如今却是市井繁华，百工兴旺。街上所见皆是安居乐业之象，丝毫看不出曾经历过灾荒。＂
范仲淹的救灾方法很快在其他地区推广开来。苏州知府效仿杭州的做法，设立了工赈所和义坊制度。湖州官府也采用了双轨制的粮价政策。据统计，在随后的两年里，江南地区有超过二十个州县采用了类似的救灾措施。
这种救灾方法的推广，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商品流通的渠道更加通畅了。由于各地都采用市场化的粮价政策，商人们可以根据各地的价格差异自由调配货物。一份当时的商业记录显示，从杭州到苏州的粮船数量比往年增加了近一倍。
不仅是粮食，其他商品的流通也变得更加活跃。以杭州的丝绸业为例，一些原本是灾民的工人，在学会织造技术后，开始在城内开设作坊。这些作坊生产的丝绸，通过商人之手运往全国各地。据记载，当年杭州的丝绸产量比往年增加了三成。
范仲淹的政策对官府的治理方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意识到，与其单纯依靠压价和救济，不如通过市场手段和劳动安置来解决问题。一位在江南地区任职的官员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范公治理杭州之法，实开吾辈眼界。原来救灾并非只是发粥施粮，更要考虑长远之计。＂
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朝廷在制定救灾政策时，多次提到杭州的经验。一份朝廷文书中明确指出：＂各地遇有灾情，当效法杭州故事，既要救急，更要谋远。＂这表明范仲淹的救灾方法已经上升为一种制度性的经验。
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救灾方式，还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原本只有官府才能做的事情，现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比如粮食调运，就从单纯的官府行为变成了官商合作的模式。
在范仲淹离任后，杭州一直保持着这种制度。据记载，直到南宋初年，杭州的义坊制度和工赈制度仍在运行。而他创立的双轨制粮价政策，更是被后人誉为＂和市惠民＂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