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多尔衮是清朝开国元勋，以摄政王身份辅佐年幼的顺治皇帝开创了清朝统治的新局面。却鲜有人知，这个位置原本并非他的首选。当清太宗皇太极驾崩之际，多尔衮本可以继承大统，却在两股势力的联手打压下，不得不将皇位让给了年仅六岁的福临。为了维护八旗团结，他不得不暂时隐忍，接受了辅政王的职位。然而，这位雄才大略的亲王，真的会甘心将到手的江山拱手让人吗？那些逼他退让的人，最终又是什么样的下场？让我们走进这段鲜为人知的清史轶闻，看看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
一、帝位之争：权力的角逐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盛夏的沈阳城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太宗皇帝皇太极因脑溢血突然驾崩，这个噩耗如同一声惊雷，在皇宫内外激起千层浪。皇太极驾崩时年仅52岁，正值盛年。这位励精图治的帝王离世前，甚至没来得及立下储君。
当时的沈阳城内，八旗贵族们私下议论纷纷。按理说，皇位应当由皇长子豪格继承，可偏偏豪格因为在军中屡次违抗圣命，早已失去皇太极的信任。朝中大臣们都知道，皇太极生前就有意将皇位传给十四弟多尔衮。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他的生母富察氏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福晋之一。早在努尔哈赤在位时期，就曾许诺要将皇位传给多尔衮。可惜天不遂人愿，皇位最终落入了皇太极之手。这一次，多尔衮终于等到了机会。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顺利。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突然提出异议，他认为皇位应当由皇太极的子嗣继承。济尔哈朗此言一出，立即得到了两黄旗诸多大臣的支持。
当时的八旗势力错综复杂：以豪格为首的两黄旗势力、以济尔哈朗为首的镶蓝旗势力、支持多尔衮的两白旗势力，三方各自盘算，互不相让。沈阳城内的气氛越发紧张。
就在各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御马厮养马人发现，皇太极生前最喜爱的一匹白马，竟连续三日不进食不饮水，昂首对着福临所在的宫殿长嘶不止。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沈阳城，许多人认为这是上天的预兆。
正在此时，年近七旬的德高望重的范文程站了出来。这位汉臣在朝中素有威望，他提出：＂立幼主可保江山永固＂的主张，得到了济尔哈朗的积极响应。
多尔衮见势不妙，立即召集心腹商议。他的亲信范文程分析道：＂若强行即位，必引发内战。不如暂时退让，以退为进。＂多尔衮深思良久，在第二天的议政会上，主动提出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自己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的方案。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朝臣们的一致赞同。九月初一，年仅六岁的福临登基称帝，是为顺治帝。多尔衮与济尔哈朗被任命为辅政王，共同处理朝政。表面上看，各方势力达成了平衡，实则这只是一个新的角逐的开始。
二、权衡与退让：辅政之路
顺治元年九月初一，沈阳故宫太庙内香烟缭绕。六岁的福临身着黄袍，在群臣的簇拥下完成了登基大典。这一天，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分别在太庙左右两侧伫立，共同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登基大典结束后的第三天，两位辅政王便开始分头行事。多尔衮入主中极殿处理军政要务，济尔哈朗则在东暖阁主持六部事务。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平等分权的局面，实则暗藏玄机。多尔衮选择的中极殿，正是皇太极生前议政的重要场所，而军政大权历来是满清统治的核心。
为了稳定局势，多尔衮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措施。他下令追赐皇太极庙号为＂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以示对先帝的尊崇。同时，他还恢复了一些在皇太极时期被贬的官员职位，其中包括几位豪格的旧部。
这些举措看似宽宏，实则暗藏玄机。被重新启用的官员们，大多被安排在远离核心的闲职上。而那些与多尔衮关系密切的官员，则纷纷被调入军机要职。短短两个月内，朝廷的权力结构就悄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济尔哈朗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九月十五日，他提出要重新厘定辅政王职权范围的建议。这个提议立即遭到了以范文程为首的一批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在当前局势下，军政大权不宜分散。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形成了＂凡事先启睿亲王＂的章程。
这个章程的出台，实际上确立了多尔衮在辅政体制中的主导地位。此后，各部院的奏章必须先经多尔衮过目，再转交济尔哈朗议决。这种工作流程，使得济尔哈朗逐渐沦为橡皮图章。
十月初，多尔衮又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原本分散在各旗的火器营统一收归中央管理，由其亲信范文程统领。这个决定表面上是为了加强军队管理，实则是在削弱各旗的独立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多尔衮还着手改革了皇宫卫戍制度。他以＂精简冗员＂为由，将豪格和济尔哈朗的亲信逐一调离，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到顺治元年年底，皇宫内外的警卫力量，已完全掌握在多尔衮手中。
在这场看似平和的权力交接中，多尔衮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既没有贸然清洗对手，也没有公开挑战既定的辅政体制，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的人事调整和制度改革，逐步加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表面上，这仍是一个＂二辅政＂并立的局面；实际上，真正的权力已经悄然向多尔衮一边倾斜。
三、布局与清算：对手的覆灭
顺治元年十二月，北京城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蒙上了一层白纱。多尔衮在中极殿召开军机会议，会上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豪格在沈阳秘密集结兵马，疑有异动。
这个消息来自多尔衮安插在两黄旗中的密探。据报，豪格不仅暗中联络旧部，还与蒙古科尔沁部有所勾连。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多尔衮立即召集亲信商议对策。范文程建议先发制人，以雷霆手段处置豪格。但多尔衮并未立即采纳这个建议。他先是派人暗中监视豪格的一举一动，同时调集禁卫军收紧了对沈阳城的控制。
正月初八，多尔衮以＂祭祀太庙＂为名，召豪格入京。豪格起初推辞不至，后在多位大臣的劝说下，不得不启程赴京。他大约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
豪格抵京的第二天，多尔衮便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其逮捕。随后的审讯中，搜出了豪格与科尔沁部密谋的书信证据。这些证据显示，豪格不仅打算夺取皇位，还准备借助蒙古势力，推翻现有政权。
二月十五日，朝廷正式下旨，革除豪格所有职务，并将其圈禁于宗人府。与豪格有关联的两黄旗将领，也被陆续革职查办。短短一个月内，豪格的势力便土崩瓦解。
然而，多尔衮并未就此停手。他注意到，在处理豪格案件时，济尔哈朗表现出异常的犹豫。进一步调查发现，济尔哈朗与豪格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联系。
三月初，多尔衮再下一着。他以＂整顿吏治＂为名，开始清查各部院官员。在这次清查中，多名济尔哈朗的亲信因贪污受贿的罪名被革职查办。虽然没有直接动济尔哈朗，但这次行动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济尔哈朗在朝中的影响力。
四月，多尔衮又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改革辅政制度。新的制度规定，军国大事由睿亲王独断，其他辅政大臣只能参与日常政务。这一改革，使得济尔哈朗彻底沦为了一个虚职。
到顺治二年初，昔日的＂二辅政＂体制已经名存实亡。豪格被永远囚禁，济尔哈朗失去实权，而支持他们的官员也都被清除出权力核心。多尔衮通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不动声色地铲除了所有政治对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多尔衮始终以＂清查叛逆，整肃吏治＂的名义行事，既维护了统治的合法性，又避免了引起八旗贵族的普遍不满。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打着维护皇权的旗号，使得反对者无从发难。
四、权力巅峰：独揽大权
顺治二年春，随着最后一批反对势力的清除，多尔衮终于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权。在这一年的正月朝会上，他以摄政王的身份，首次独自接受百官朝贺。这个场面颇具象征意义：当时年仅七岁的顺治帝端坐于大殿，而多尔衮则立于御座之侧，代行天子职权。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多尔衮开始着手调整朝廷机构。他首先改革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将原本需要集体商议的重大事项，改为由自己独断。各部院的奏章，也必须经过他的批阅才能上呈皇帝。
在军事方面，多尔衮更是大刀阔斧。他将八旗军队重新编制，设立专门的统领机构，由其亲信担任要职。同时，他还在京师设立了一支直属亲军，号称＂护军＂，实则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
这些举措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存仁曾上书，婉转指出＂军权过于集中之弊＂。多尔衮对此的回应很有意思：他不但没有降罪张存仁，反而加封其为太子太保，但同时也剥夺了内阁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力。
在文官制度方面，多尔衮采取了＂以汉制汉＂的策略。他大量启用汉族官员，如洪承畴、范文程等人，使他们在与江南抗清势力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汉臣因为失去了原有的政治依托，不得不完全依附于多尔衮。
顺治三年二月，多尔衮又做出一个重大决定：迁都北京。这个决定不仅有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沈阳老勋贵的掣肘。在迁都过程中，多尔衮巧妙地调整了各旗驻防地点，使得支持他的旗丁占据了北京城防的关键位置。
随着权力的不断集中，多尔衮开始享受准皇帝般的待遇。他的府邸扩建为＂摄政王府＂，规模之大仅次于皇宫。每逢朝会，文武百官需先到摄政王府行礼，然后才能入宫觐见皇帝。他出行时，百官需要下跪迎送，这是以前只有皇帝才有的礼遇。
在处理政务时，多尔衮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不拘泥于清朝旧制，而是广泛采纳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官体系。这种做法虽然遭到一些保守派满洲贵族的反对，但却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也赢得了汉族官员的支持。
顺治四年春，多尔衮的权力达到顶峰。朝廷特别追加了＂钦命议政＂的封号，这意味着他的政令与皇帝诏书具有同等效力。在实际运作中，朝廷大小事务，从军机要务到民间词讼，几乎都由他一人决断。这时的多尔衮，除了皇帝的名分之外，已经掌握了一个帝王应有的一切权力。
五、权力的终结：突然倒台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北京城外的南苑狩猎场上一片寂静。这里原本应该举行一年一度的皇家围猎大典，但多尔衮却突然染病，不得不取消了这场重要活动。十二月十九日，这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在德胜门外的官邸中溘然长逝，终年四十七岁。
多尔衮的死讯传出后，朝中反应出现了微妙的分化。一些大臣立即请求为其举行符合皇室规格的丧礼，但另一些人则保持了诡异的沉默。十二月二十一日，年仅十二岁的顺治帝破天荒地召开了一场特别御前会议。
这场会议的内容出人意料。顺治帝当场宣读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诏书，详细列举了多尔衮的种种罪状：僭越皇权、专擅朝政、结党营私、贪婪聚敛等。诏书中特别提到，多尔衮曾私自处置太庙神主，更改祭祀礼仪，此举有违祖制。
随后的几天内，朝廷采取了一系列快速而严厉的措施。多尔衮的灵柩被移出德胜门，改葬在城外普通义地。其生前的＂摄政王＂称号被追夺，府邸被查封，家产被籍没。与他关系密切的官员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让人意外的是，这场清算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那些曾经对多尔衮俯首帖耳的大臣们，此时纷纷站出来揭发其生前罪行。范文程上书称多尔衮＂专权乱政＂，洪承畴也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奏章，列举其种种不法行为。
元旦过后，朝廷又下令彻查多尔衮任内的财政收支。调查发现，其府中收藏的金银珠宝数量惊人，仅黄金就达数万两之多。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其私人账册中发现了大量贿赂记录，涉及朝中多位重要官员。
整个清算过程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期间，顺治帝还特意召见了被多尔衮打压的济尔哈朗，恢复了其原有职务。豪格虽然未被释放，但待遇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些举动表明，新政权试图与多尔衮时期划清界限。
到顺治八年二月，这场声势浩大的清算行动基本结束。多尔衮的政治遗产被彻底清除，其建立的特殊权力体系也随之瓦解。那些曾经依附于他的官员们，要么被革职查办，要么及时改弦易辙，投靠了新的权力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尔衮倒台后，朝廷并未恢复＂二辅政＂体制，而是确立了皇帝亲政的新格局。顺治帝开始亲自处理朝政，重新调整了内阁和六部的职权划分。这标志着清初特殊的辅政时期正式结束，清朝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
多尔衮的案子被载入清史，成为一个典型的权臣覆灭案例。他在短短几年间完成了权力的积累，又在一夕之间失去一切。其庞大的政治帝国，终究未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