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这个词，在长久的历史上，至少在几千年旧中国的社会话语系统中是一个极端负面的词，它就等同于“无法无天”，“大逆不道”。一句“你想造反吗？”的训斥，就把对方置于“十恶不赦”的边缘。然而，实际上，在民间，在社会底层，在许多老百姓的心里，对“造反”却另有一种感情，只不过不敢说出来而已。

一部《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少有的正面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一直被封建统治者列为禁书，就是因为该书有许多鼓动造反的煽动性描写。然而，《水浒传》中的故事却在老百姓中广为传播，成为民间杂剧广受欢迎的内容，甚至连小说中许多用语，如“义气”，“好汉”，“不义之财，取之无碍”等等，也成为底层百姓喜欢采用并且具有鲜明褒扬意义的语言。这说明，处于统治阶级高压下面的广大百姓，尽管不能直接表达出对这种统治的不满，却可借助《水浒传》这样的文艺作品来宣泄内心的不平和愤怒。就连少年毛泽东这样的农家子弟，也被这样的“造反”小说深深地打动了，而且他把现实社会中勇于起来造反的人视为英雄。

终于，自己也走上了造反道路的毛泽东，把压抑在老百姓心底几千年的呼声发了出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个声音，不仅震撼了统治者，而且连理论界的一些学者也感到惊愕。他们觉得，如此解释马克思主义，古今中外独此一家。马克思巨大的理论建构，其中的具体分析经过了反复修改和不断重塑，直至极端的严谨，怎么可以想象这一切能被集中为仅仅一句格言:“造反有理”呢？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存在争议。一些学者拘泥于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等典型社会阶级，现代工人与资本家在当时国内人数又很少，就怀疑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不是这样一类学究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41 年的一次讲话中讲述了自己的研读体会，他说到：“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从马克思的浩瀚巨著中抓住了它的核心内容：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在发生了阶级分化以后，无论在哪种社会形态，都是一部分人利用手中的权势和资源优势压迫另一部分人，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而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即广大的劳动人民总是被压在社会的底层。

那么，在这样的阶级对立的社会中，为什么“造反有理”呢？毛泽东用两个字来回答：一个是“逼”，一个是“争”。

什么是“逼”，就是压迫，老百姓只有在被压迫得受不了了才会冒着杀头的危险揭竿而起，“犯上作乱”。《水浒传》中叙述了好汉林冲被迫上梁山的过程，一切有良知的读者都很自然地对林冲的不平遭遇深感同情，从内心赞同他这个选择。“逼上梁山”这个词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给了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受到不公正待遇、正义得不到伸张的人们以反抗的合理性、正义性与勇气。

毛泽东很喜欢“逼上梁山”这个词。1937年5月间，毛泽东在给“抗大”学员作报告时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得上梁山打游击。”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所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当即给编导写信给予高度赞誉，认为这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历史的真髓：“官逼民反”。 1964年1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更是讲得直截了当:“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以这样的观点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毛泽东总结道：“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毛泽东的逻辑很清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官逼民反”的必然结果，而且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毛泽东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亲身体会到这个道理。他对1926年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以血的事实揭示：“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农民的造反“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拿几千年来阶级社会的历史来检验，毛泽东的道理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实际上，造反在历史上的频繁出现早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先，正是这些历史事实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出现的条件和必然性，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揭示了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源；而毛泽东则是用中国老百姓最能理解的语言阐述这一真理，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置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老百姓听得懂、学得来的东西，成为他们实现解放的思想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在揭示中国旧社会的压迫现象时，毛泽东特别关注到妇女是受压迫最深的。他在作《寻乌调查》时看到：“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