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郝景芳:和我一起穿越折叠宇宙吧

科技行者 2019-11-20 18:45:16

作者 | 高飞  编辑 | 周雅

来源 | 赛博故事(cybergushi)

图:郝景芳出席至顶网·STEM汇联合举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2019中国STEM教育产业高峰论坛】主题演讲

对于一名科幻小说爱好者来说,采访《北京折叠》作者、雨果奖获得者郝景芳,自然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不过采访当天坐在我们面前的郝景芳,除了科幻小说作家名片之外,还有个更重要的身份——“童行学院”创始人。这个身份源自2016年的雨果奖,那一年也是郝景芳的职业生涯分水岭。

彼时,雨果奖得奖的消息一出,投资意向、项目合作等商业机会纷至沓来,郝景芳顺势告别了“比较稳定”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创业开了一家公司。但是让很多人意外的是,郝景芳做的是企业,目的却是公益——她希望通过这项事业,帮助偏远地区的儿童接受高质量的通识教育。

左手商业,右手公益

“帮助偏远地区儿童接受高质量公平教育”的想法,像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贯穿了郝景芳的这场职业生涯。

她此前服务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研究服务对象涵盖经济、城市、社会等不同层面,而对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的研究和公益服务就是其中的重要课题。郝景芳在基金会期间,持续参与了从0-3岁儿童养育,到早期幼儿心理干预,再到学校营养餐等目标人群的多项研究。那时郝景芳就在思考,能否过通过商业方式解决类似问题。所以当创业机遇来临,她义无反顾的投入这份工作。

外部资金是她创业的资源之一,她同时也将自己面向育儿的公众号,和平台上积累的忠实粉丝等既有资源都投入进来。既然做的是企业,目的却是公益,“童行学院”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郝景芳回答的很轻松,“我们的公益没有注册慈善组织,就是企业自己做公益。”“童行学院作为一家企业,在城市运营夏令营和通识教育等校外课程、活动,获得的商业资金收入,再转身去支持偏远地区的儿童教育,参与工作的人员,无论是商业教育,还是公益教育,是企业的全职员工”。

左手得到商业收入,右手实现公益情怀。这对很多超大型企业来说,或许并不奇怪,不过即使是大公司,商业运营和公益贡献的工作比例,一般来说也不会太高,员工一年几个小时的公益付出被公认是比较合适的。但是郝景芳则创业即公益,全员皆志愿者,这实在不能让人听闻之后马上回一声“赞”,毕竟还有比这更理想主义的创业么?

公益内行人

作为公益内行人的郝景芳,“童行学院”的公益理想是有的放矢的,它瞄准了偏远、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痛点。

“童行学院”做的是通识教育,也就是语数外之外的科学、艺术、人文历史教育。郝景芳之前在工作调研中发现,经过国家多年的教育资金支持,其实多数学校的语数老师是不缺的,而教师校舍等基本硬件条件也是具备的,但是副科老师匮乏状况则非常严重,教师编制能保证语数外或者语数,但是美术老师、音乐老、科学老师、体育老师和地理历史则往往不在编制保证范围之内。有硬件没有软件,没有师资力量和书本教材,是很多偏远地区学校的日常。最极端的情况,甚至“有的地方连音乐教室都有,还是有多媒体设备那种,但是关着不用”,郝景芳感慨,“所以如果有我们的老师能带孩子们画画,带着孩子们唱歌,学习科学课程,孩子们就特别高兴”。

回顾创业两年,郝景芳总结词是“挺好的呀”,不过“我们还是小规模运转的,现在童行学院总共有60多人,大部分是线上团队,负责线上课程开发等工作,线下则有大约20个老师,全国6个有驻点”,郝景芳情感溢于言表,“我们做公益的老师们都可好了”。

虽然郝景芳团队对这项工作已经了然于胸,但是从全社会来看,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地区孩子的生活状态。一次郝景芳和投资银行界的人聊天,她告诉对方有很多孩子他们父母很少回家,结果被问道“为什么”,这是“何不食肉糜啊”。“不过这也不能怪大家,消息不通畅很正常”,郝景芳希望明年能把支教老师的故事做成小片子,“再推广一下”。

通识教育,穿越学科之见

想把公益事业做好,显然“童行学院”的商业课程必须更要做好。与公益教育类似,在城市里,“童行学院”做的也是通识教育,无论是夏令营,还是周末课。

如同“偏远地区儿童公益教育”是郝景芳的长期事业理想,“跨学科融合的通识教育”则是郝景芳的长期教育理想。“在童行学院,我们绝大部分课是融合的。线下课程和线上课程都是分阶段的,启蒙组是主题教学,进阶组是讲述地球历史文明,专业组会讲述一些大师经典。所有课程都会有科学、人文、艺术知识的融合。”

据百科资料,通识教育本身源于19世纪,当时有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创造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至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通识教育提倡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等跨学科融合。从郝景芳的角度看,孩子非常需要通识教育,因为学科分割,对小朋友来说太不自然了。“一个小孩可能前一天问爸爸太阳晚上去哪了,第二天又问过马路为什么要走斑马线,但是小朋友不会意识到他前一天问的是科学问题,第二天问的是社会学问题,孩子对世界的认识是整体的,强行把其中一个学科抽出来,碎片化的知识教授方式,效果就不会太好”。相反,“如果能够在孩子小时候,帮他建立一个整体认知的世界观,筑成了一个知识基底,对孩子以后的专业学习就会非常有帮助了”。

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在童行学院的课程里,会有“进化论的对错之争,会有秦始皇的功过之辩,来帮助孩子实现批判性思维、逻辑理性的建立,这种教育自然是不分科的”,“小朋友自带发散性思维,随着学校教育,这种发散性在变弱,规划性,自控性会越来越强,我们希望尽可能帮助孩子建立一种平衡,既有烂漫的天真创意,也有严谨的自我管理。”

目前来看,“这种融合性教学课程挺受家长们欢迎的”。

美好世界,穿越折叠宇宙

科幻小说,从十几年前的小众文学,现在却已经逐渐成显学之势。

郝景芳认为同行“大刘(科幻圈对刘慈欣的称呼)”的《三体》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由此变成科幻粉,《流浪地球》这样的电影,则通过大银幕获得了更多人对科幻的关注。另外,当年读科幻的少年人逐渐进入成人世界,他们更大的社会话语权,也推动了科幻文学的社会关注度。当然,从旁观者的角度,郝景芳自己的雨果奖作品《北京折叠》,一定是点燃当前科幻之火的重要催化剂。

科幻之显学,也和科技成为显学关系密切。郝景芳分析,现在即使再不关注科技发展的人也知道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科技太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也借助围棋人机大战,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科幻作为离科技最近的文学,关注度提高也就在所难免。

不过和《三体》的宇宙宏大叙事不同,和郝景芳的创业项目相同,《北京折叠》视角落在了社会关怀。

《北京折叠》讲述北京在未来按照社会阶层被分成三个空间(高中低不同),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垃圾工老刀,为了让自己的养女可以接受教育,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三个空间之中为人送信。在此过程中,他看到了上层嫁入豪门的年轻女性对中层依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年轻大学生的玩弄,也被从第三空间奋斗到第一空间的好心人出手相救,在历经艰险之后终于回到第三空间。[注1]《北京折叠》中设定了三个互相折叠的世界,隐喻上流、中产和底层三个阶层。整个城市尺度的空间和时间双重折叠意象恢弘,映射出当代社会中人们对于阶层割裂趋势的深切焦虑。[注2]

实际上,《北京折叠》中的阶层固化,很可能也体现在科技行业本身。当越来越多的高技术,掌握在大型科技公司手中,理解、掌握和运用技术的能力,成为划分个体、机构竞争力的尺度,技术鸿沟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郝景芳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科技发展让科技专家,科技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认知差距加速扩大,而且技术叠加加剧了这一过程”,“比如人工智能帮助基因技术,基因技术又推动了医疗进步,更多的医疗数据又带动了人工智能技术。大型专业公司正在加速发展,普通大众是很难跟上步伐的”。

所以,郝景芳的一个新计划是探访那些有代表性的科技公司和科学实验室,和科学家对话,特别是带着非科技行业的嘉宾一起去,比如艺术家、设计师、甚至普通人,将技术原理、发展方向,用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讲出来,尽自己所能缩小专业和非专业之间的知识差距,同时通过跨界对话,擦出科技应用的新火花,用郝景芳的话来说,“我把这个行动叫做穿越折叠宇宙”。

拥抱自由的写作,也欣赏工整的漫威

郝景芳是作家,我们自然要问她关于文艺创作的问题。说到个人创作,郝景芳依然站在她自己的理想主义者阵营,“我写的小说成本挺低的,文学创作也不需要投资。有的小说或许写了发表不了,但是发不了就搁抽屉里呗,我也没有损失,大不了我几天的时间”,郝景芳眨了眨眼,“那也不算什么损失”,“我就不爱写情感冲突激烈的东西,我就爱写我爱写的,谁爱看谁看,不爱看拉倒”。

但是“理想主义者”,又似乎并非可以描述郝景芳的全部。

最近关于漫威电影的争论挺多的,比如马丁·西科塞斯就觉得漫威的东西很不“电影”。但是郝景芳觉得漫威的东西其实有优点,“你看它多符合‘英雄之旅’的故事哲学,起承转合简直太工整了,她甚至还写文章分析过漫威的创作结构,“做产品得学习漫威,会讲故事,让更多人愿意、喜欢接受你的产品”,“毕竟做产品要有投资,要是一个亿投下去了,投资人要看结果,员工要等工资,做产品就要给大众讲故事”。

“我是觉得商业片做得好的地方是应该学的,可以启发我们做一些有创意,有意义的事情”,郝景芳很理想主义,但是对漫威叙事方法的欣赏,又体现了她务实,和在创业过程中尊重市场的一面。秉承通识教育者的她,行事融合理想与现实,好像也不矛盾。

同为写作者,我们自然也关注了一下郝景芳的写作经验,她曾经这样公开建议——“如果是第一次写故事,我强烈建议不要纠缠在开头,无论如何,都要推动自己写下去。哪怕对开头多么不满意,也不要重新写,一股劲地继续往下写,每天一定的量,哪怕500字或1000字,哪怕你这个东西写的再不好,也要坚持写完。”

这段话或许可以称作是“现实主义”式的理想主义。

[注1]张泓; 论《北京折叠》的悲剧性[J].美与时代(下),2017,(第3期).

[注2]网络流; 未来属于谁——评郝景芳的《北京折叠》[J].工友.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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