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成为新中国最高领袖的消息，随着新中国成立的广播，传遍大江南北的大街小巷。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亲朋故旧，写信问候之余，索要官职好处。该如何回信，怎么处理这些关系，是个不弱于打一场大仗的问题。一个处理不当，将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负面舆论。

一视同仁，那肯定不行，因为其中有些是为毛主席提供帮助、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人，这样做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毛主席选择“区别对待”，具体来信具体分析。这样做的首个问题，就是工作量巨大，必须要用心劳神地阅读一封封来信，回忆写信人的身平，思索如何答复得体合适。

《毛泽东年谱》中记录，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年时间里，毛主席给不计其数的人复信过，他们所提的要求，大都被毛主席否定；他们与毛主席的交往，毛主席都记得，并在复信中追忆感慨。

对于那些对革命有巨大贡献的人，或是对革命有巨大贡献的人的遗属，不用他们提，一向不爱搞特殊的毛主席，一旦知道了，都会给予特殊照顾。

1953年2月，毛主席乘坐洛阳号军舰，巡视长江中下游，观察各省的发展情况。2月20日晚上9点左右，军舰停靠在安庆长江，毛主席让随行人员，安排时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上来。傅大章汇报完安庆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后，毛主席主动提起一个人，“陈独秀”。

他说：“安庆是陈独秀的故乡啊，听说他还有一个小儿子生活在安庆。如果他在政治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们当地政府要主动帮忙，给予解决。”这和很多网传的故事不一样，毛主席并非被人告知，才了解到陈独秀之子的情况，并作出特殊照顾的指示。

毛主席对陈独秀后代的情况，还是早就了解的；准确点说，是到安庆之前，就做足了功课。

任何一个了解陈独秀、知道陈独秀的人，都不会觉得毛主席这样做，是故意“搞特殊”。更何况，陈独秀与毛主席之间，有着一份“师生挚友般”的情谊。

陈独秀大毛主席14岁，陈是毛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领袖、学习楷模。两人的神交，源于新文化运动。当时陈独秀是这场运动的总司令、旗手，毛主席还只是个有点文采、在长沙有点名气的学生领袖。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8月。那时毛主席虽组织和帮助不少人赴法勤工俭学，但是自己却没有走出国门，甚至迫于生计，在北大图书馆找了份管理员的工作，勉强在北京立足生活。这时的他，物质是匮乏的，精神却是相当丰富。

他在图书馆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并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毛主席兴奋得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先生，他的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我在北京接触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18年后，同斯诺讲起这段往事，毛主席依旧有些心潮澎湃，肯定陈独秀带给他的巨大影响。

那时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能得到的平等对待少之又少，不少学者见他身份低微，不屑于跟这个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年轻管理员交流。但陈独秀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早期对陈独秀推崇备至。

毛主席曾说，与陈独秀的三次会面交谈，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毛主席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也有一部分陈独秀的提携。他们两人共事过一段不短的时间，毛主席对陈独秀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偶像光环渐渐褪去，毛主席意识到陈独秀是个理论家，实干不太行，更不能带领我们新生的党，找到一条能够成功的革命道路。

对陈独秀，毛主席从来都是实事求是，客观评价，批评他的错误，也没有忽略他的功劳。陈独秀有两个儿子，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因27年大革命失败而牺牲。建国后生活在安庆的，是陈独秀的小儿子陈松年。

在收到毛主席要“照顾帮忙”的指示后，傅大章立即安排有关人等去处理此事。陈独秀为革命牺牲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立即被确认烈士身份，并授予烈士证书，交到陈松年手上。陈松年还得到每月30元人民币的补助金，发放至他去世。

这笔钱在当时是笔巨款，帮了在窑厂工作的陈松年家许多。毛主席百忙之中想到陈独秀，并给予的帮助，让陈独秀的后代感恩于心，永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