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曾料到,费祎会以这样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
253年新年将至,费祎决定大办岁首大会。因为刚过去的一年,费祎在干了九年宰相后,终于取得了开府治事的权力。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费祎终于如愿以偿。他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待遇,与诸葛亮和蒋琬一样位极人臣。现在说他是蜀汉最有权势的人,谁敢不服?
怃戎将军张嶷提醒过费祎注意安全问题,要警惕隐藏在鲜花和笑脸背后的利刃。
嶷初见费祎为大将军,恣性汎爱,待信新附太过,嶷书戒之曰:“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於刺客,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宜鉴前事,少以为警。”
如果听了张嶷的建议,费祎要么加强防范,要么就低调点。
但显然费祎不知低调为何物,他就想高调地炫耀自己的成功。从这点来看,他的格局似乎远不如诸葛亮和蒋琬。
高调就高调吧,那你起码也注意一下防范吧?
处在极端喜悦中的费祎将一切都抛诸脑后。刺客?他费祎限制北伐,几乎快将之取消,只差跟曹魏握手言和了。另外在他治理下,蜀汉政通人和,气氛和谐,光大赦就实施了四次。
所以,哪来的刺客?
身为大国宰辅,这点自信还没有?
他要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庆祝活动,让属下都来。包括来自曹魏的降将郭脩。
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脩在坐。
席间,费祎春风得意,接受着众人的奉承和赞美,和他们推杯换盏,欢饮直至沉醉。但所有的美好都在瞬间破碎。
祎欢饮沈醉,为(郭)脩手刃所害。
郭脩结束了费祎的生命,但众多千古之谜也因之而生:
首先,刺客究竟是什么身份?
其中的诡异之处就在于连刺客的名字都确定不了。
在《三国志·蜀书》中,《后主传》及《费祎传》记载费祎被刺杀之事,两处都称刺客为“魏降人郭循”。而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曹芳诏中,则称刺杀费祎者为“故中郎西平郭脩”。
刺客不仅名字不确定,连其身份背景都模糊不清。但你说他信息模糊吧,其中有两点又特别清晰:这位刺客是姜维的凉州老乡,被姜维俘虏后投降蜀汉。这些信息似乎自带某种指向性。
......
其次,谁是主使者?
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曹魏,有人认为是姜维,也有人认为是刘禅。
但两千年来,从未有人认领或指认主使者。虽然曹芳特别下诏表彰这位名字都搞不清的刺客,但也并未承认人就是他们的。
而刘禅和姜维一直都处于静默状态。至于什么案件调查,捉拿主谋的事,全都不了了之。
这之中到底有何玄机?
其实费祎之死背后,或许是蜀汉朝廷对日益膨胀的益州势力的一次打压。
费祎遇刺
我们不妨先复盘一下整个过程。
先重新认识下涉事各方。
1、被害人:费祎
在普通蜀人眼中,费祎“宽济博爱”,是蜀国贤相,魏蜀和平的使者。
在他的治理下,蜀汉各派矛盾缓和,被益州本土势力痛恨的北伐也不搞了。益州人民开开心心地吃着火锅唱着歌,大家似乎从此就摆脱了争斗和战争,过上了祥和美好的生活。
这么看来,费祎被杀真的是有点冤?凶手为什么要刺杀会这样一位良相呢?
让我们先走进费祎的人生。
费祎是一位非典型的荆州派。
费祎出生于江夏郡,是荆州人不假。但是费祎少时父母便去世,前往依靠族父费伯仁,以游学生身份入蜀。
这位费伯仁是什么人?他的姑姑是益州牧刘璋之母,也就是说刘焉是他姑父,刘璋是他表兄弟。
从小父母双亡的费祎,在刘璋家人的支持下,在益州学习成长。在这种环境下,你说费祎是更亲近荆州派,还是更亲近益州派?
但为何荆州派的领袖诸葛亮会着力培养费祎,将其扶上马再送一程呢?
因为费祎是特别能扮猪吃老虎:
他忽悠过魏延。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后,杨仪派遣费祎去打探了解魏延的态度。对于费祎,魏延是全盘托出,告诉费祎自己不甘心为杨仪断后,并且邀请费祎联手向北伐军发布命令。费祎以劝杨仪为由赶紧脱身。
由此可见,魏延对费祎可以说是十分信任的。
但令人惊讶的是,魏延的死对头杨仪竟然也对费祎坦诚相待。
杨仪在杀了魏延率军返回成都后,对蒋琬成为诸葛亮接班人之事极为不满。朝廷就派费祎前去慰问,杨仪想也不想直接就对费祎吐槽:“往者丞相亡没之际,我若举军以降魏,处世会当落得如此境地吗!”费祎直接将这段劲爆的言辞密报朝廷,导致杨仪被废为庶民,而后又自尽而亡。
魏延和杨仪两人竟然都能对费祎毫不设防,这说明什么?说明费祎城府极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能够两头讨好,左右逢源。同时坑人不带商量的。
费祎的这个技能水准极高,连诸葛亮都能被其忽悠,将其作为荆州派的后起之秀重点培养。
丞相亮南征还,群寮于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祎右,而亮特命祎同载,由是众人莫不易观。
于是费祎便成为了蜀汉的两面人:表面上,他是蜀汉朝廷的首辅,是荆州派新一代掌门;内心里,他却是益州本土势力利益的代言人。
这种冲突,让他的命运开始失控。
2、刺客:郭先生
这个刺客的名字,至今不详。
郭先生死后,魏帝曹芳下诏表彰称:“故中郎西平郭脩。”
而《后主传》中又分明写的是:“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循所杀于汉寿。”
当然,现代人为了简便,将其称为郭修。取“修”同“脩”之意。
多种说法,多种可能,当然最坏的可能就是所有说法都不对。
背景如此复杂,我们只好将其称为“郭先生”,当然你要带点感情称其为“郭壮士”也并无不可。
但无论其真实姓名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位郭先生极其神秘。神秘到他的祖国魏国对其名字也感到陌生。
而恰恰是这种身份不明之人,更有利于隐匿指使人的身份。
所以,从刺客身上,我们得不到更多的信息。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郭先生是凉州西平人,与姜维是老乡。
为了便于称呼,我们接下来还是采用曹魏的称呼,称其为郭脩。
3、嫌疑人:姜维
关于姜维的嫌疑,大致出于以下几点:
1、条件。据《资治通鉴》的记载,郭脩是在250年十二月姜维攻打西平时被其所擒获,到 253年其在岁首大会行刺,已经过了两年多。
《傅子》曰:“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脩布衣之业。”既然姜维好养死士,姜维和郭脩都是凉州老乡,且郭脩还是姜维的俘虏,所以郭脩极有可能被姜维所控制和感化,成为姜维的死士。
2、动机。费祎被杀,客观上对姜维有利。
此前姜维北伐都受到大将军费祎的限制,姜维所率军队从来没有超过一万。但费祎死后,姜维北伐兵力直接升至数万人。并且在其死后三年升任大将军。
3、可行性。郭脩家人都在魏国,郭脩估计无时无刻不想回魏国。但郭脩原为曹魏中郎,如果作为俘虏偷跑回魏国是没什么前途的,所以只有通过立功才能得到魏国的认可和奖励,保住自己的功名,为家人带来荣誉和物资奖励。
这一点很可能被姜维所利用,以便唆使郭脩完成刺杀行动。
这样来看,费祎作为益州本土势力实际上的代言人,不断扩张益州豪强的势力,打压姜维的北伐行动,挤占了姜维的发展空间,姜维做梦都想除去费祎。于是姜维暗中培养到了死士郭脩,并且找机会干掉了费祎。
这一切似乎就形成了闭环。
但其中有一个疑问:既然姜维为了私利将费祎刺杀,那么为何蜀汉朝廷没有沉痛悼念费祎,刘禅等人没有只言片语的表示?并且朝廷为何没有深挖刺客背后的指使者,而是不了了之?
并且在费祎死后不久,姜维还得到了提拔重用,似乎姜维并没有因为有嫌疑而受到丝毫影响。
姜维不可能单纯为了扩大北伐规模,为了获得大将军职位而将费祎刺杀。否则一旦真相大白,姜维也难以服众。
并且如果姜维敢于为了一己私利刺杀费祎,那么刘禅也还并非傀儡,怎么会允许这种扰乱朝纲的情况发生?
莫非指使郭脩刺杀费祎的,还另有其人?
谁杀了费祎?
那么费祎究竟是得罪了谁?动了谁的奶酪?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费祎死前是否有过什么异常。
费祎是253年正月初一被害:
后岁首,祎持节行酒,郭循以马鞭中小刀刺祎,祎数日薨。
此前抚戎将军张嶷劝说过费祎:
嶷书戒之曰:“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见害於刺客,今明将军位尊权重,宜鉴前事,少以为警。”
显然,此时张嶷就发现有人想害费祎。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往前推:
252年,刘禅命费祎开府:
延熙十五年,命祎开府。
开府这件事,诸葛亮和蒋琬都曾做过,也并非费祎的异常行为。
但其中还是有所不同。诸葛亮是在刘禅即位后就开府,而蒋琬是在任尚书令、大将军后第三年开府。
但费祎不同,243年,费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足足等了九年,费祎才被允许开府。
为什么刘禅迟迟不让费祎开府,难道是对费祎不信任不放心吗?
要弄清楚其原因,我们接着沿着时间线回溯。
251年夏,费祎回到成都,但他并没有长久待在成都:
后十四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
为何成都的老师会说没有费祎的位子呢?
结合第二年费祎就被允许在汉中开府,那么可以理解为费祎认为成都方面没有给他合适的待遇,所以便返回汉中,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要挟和胁迫。
也就是说,刘禅因为某种原因对费祎不放心,迟迟不给他开府的权力。而费祎在成都闹僵了之后,又回到汉中带兵。为了防止费祎带兵整出什么幺蛾子,刘禅便只好让费祎开府。
开府之后的费祎非常高兴,放松了警惕乐极生悲,最后被郭脩所杀。
这样看来,费祎之死,便可以视为开府之争的后续。
为什么刘禅和费祎都将开府看得这么重要?
因为开府一事,非同小可。
开府,是指高级官员(如三公、大将军、将军等)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之意。
开府的关键在于有权征辟属官,形成一套相对独立于朝廷的私人属性很强的军政体系。
曹操就是靠着开霸府,将朝廷的权力统统吸纳其中,直至将汉献帝完全架空。接下来就可以受九锡,扎扎实实地踏出篡汉的关键一步了。
正是如此,李严曾经想开府,但遭到了诸葛亮的坚决反对。
费祎的杀身之祸,便和这开府之事有关。
都是开府,为何诸葛亮蒋琬十分顺利,而费祎却要因此而丧命呢?
开府是权臣之路的第一步
费祎的权力欲实在是太强了。
1、陷害杨仪
对于杨仪的处置,显然费祎怀有私心。
当时杨仪是不满自己的职位低于蒋琬,他觉得自己入职比蒋琬早,才能比蒋琬高,于是总是大声发牢骚,骂得还特别脏,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
杨仪的牢骚只能是无能狂怒。他的职务是中军师、无所统领,基本上已经被架空。
反正没啥实际影响,就让他骂去呗。
但费祎不这么想,他非要去劝。你说劝就好好劝吧,让人家气顺了就行。但显然费祎没干好事,他一边附和一边煽风点火,让杨仪在气头上失了智,说出了让自己丢了性命的一句话:
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杨仪说,早知道现在是这样,当初诸葛丞相刚死的时候,自己带兵投降曹魏就好了。
这显然是句没头没脑的气话。当时北伐军这么多将领、幕僚睁大眼睛盯着,杨仪哪有机会去夺得一支军队的指挥权,然后再说服大家跟着他去降魏?
但费祎偏就将这句话奏报给了朝廷,导致杨仪被废为庶民,后来气愤不已自尽而亡。
既然杨仪信任费祎,什么话都敢向费祎说,那么费祎就应当好好进行劝解,让其就此管住嘴巴。但费祎为何非要私自去套杨仪的话,将杨仪整熄火呢?
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费祎的职务。当时费祎的职务是后军师,处在中军师杨仪之下。
无论是后军师还是中军师,离蒋琬尚书令的职务只有一步之遥。但中军师把握更大,曹魏的首席谋臣荀攸便是由中军师升任为尚书令。
235年,在杨仪被废为庶民的当年,费祎就代蒋琬为尚书令。
所以费祎费尽心思搞垮杨仪,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晋升铺路。
没管住嘴的杨仪把自己骂死了
2、兴势之战贪功
244年3月,魏大将军曹爽、征西将军夏侯玄等人兴兵伐蜀。
在汉中阻挡曹爽的,是镇北大将军王平。蜀军兵力不满三万,却要抵挡十余万的魏军。王平否决了部将坚守汉城、乐城待援的建议,认为守住了城,但魏军却能从两城间的空档进入汉中腹地。所以王平坚决主张不要怕伤亡老想着凭借城墙防守,而是要集中兵力不惜代价守住险要关口。
于是王平派遣护军刘敏等领兵据兴势拒敌,为了弥补防御工事不够的短板,蜀军虚张声势到处树立旗帜,绵延百余里,试图把魏军唬住。王平自率军在后当预备队,兼防魏军分兵从黄金谷(兴势东)来攻。
王平这种不惜代价,守关不守城的策略收到了奇效,十余万魏军竟然被拖住了,进退不得。
四月,魏军被阻于兴势,供给困难,牛、马、骡、驴多死,兵疲意懈。
王平策略得当,执行有力,成功将十余万魏军抵挡了一个月,这战役无论怎么看王平的功劳都应该是最大。
可就在魏军即将退兵之际,费祎率兵来摘了桃子。
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督军赶到,反攻了一下不堪重负的入侵魏军,战果不详。
费祎的行动,陈寿都记载得极为简略:
祎至,敌遂退,封成乡侯。
费祎到了,魏军就退了。蒋琬和姜维也是增援到现场,但实在没干些啥,所以什么封赏都没有。毕竟蒋琬姜维没有实质性的行动,没有封赏也正常。
但令人吃惊的是,整场战役的策划者和主要参与者王平竟然也没得到封赏。唯独费祎,硬生生抢到了成乡侯。
费祎这种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的行为,着实与一国宰辅的身份不相匹配。
这种贪婪强势的姿态,怎么不令刘禅和其他朝臣心生忌惮?
所以,刘禅迟迟不让费祎开府,这也怨不得别人,只怪费祎自己做得太过火了。
兴势之战获胜本是王平的功劳
如果这样看,费祎为人难免让人感觉有点矛盾:他既然对争权夺利极为热衷,那应该是十分迫切地想建功立业才是。
就比如司马昭的野心路人皆知,在曹髦被刺,大权落入司马氏之手后,他便急于发起灭蜀之战。
一边夺权,一边以战功树立威望,这几乎是权臣的基操。
但费祎的行为和常人不同,野心勃勃的他,竟然完全放弃北伐之事,几乎是不思进取。
费祎当政时,曹魏局势动荡不安,正是发动北伐的大好时机。姜维一再建议北伐,他计划与西北的羌人胡人联合抢占凉州,认为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之。
但费祎的态度如何呢:
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不仅限制姜维北伐兵力在万人以下,费祎还一再打击北伐将士的信心:
费祎谓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费祎向姜维说:“我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何况是我等呢!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以其功业等待有能者去继承,不要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果不如其志,悔之无及。”
费祎不仅自己摆烂,还拿诸葛亮来压姜维。
高平陵之变,曹爽和司马懿对峙,曹魏几乎走到了动荡分裂的边缘。面对千载难逢的机会,费祎也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
费祎之所以限制姜维北伐,并非如有些人所说是因为其军事能力不强。
费祎完全可以亲自率军北伐,然后将姜维纳入其中,成为其左右手。加上费祎善于抢夺功劳的特殊技能,在北伐过程中压姜维一头岂不是很轻松?
费祎死活不赞成北伐,却又急切地想开府,但要开府手里没点功绩怎么行?费祎行为如此矛盾,他到底是咋想的?
姜维北伐
其实,只要我们弄清楚费祎究竟是代表谁的利益,所有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前面说了,费祎表面上是蜀汉朝廷的首辅,是荆州派新一代掌门;内心里却是益州本土势力利益的代言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诸葛亮之所以要发动北伐,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巩固和加强荆州派的地位,并且通过强势的荆州派来压制本土的益州派和东州派,从而稳住蜀汉朝廷的统治根基。
但北伐在给曹魏核心的关中平原造成重创的同时,也产生了人财物上的消耗。而这种负担毫无疑问都转嫁到了益州本地豪强的头上。
但益州本地豪强的付出和回报并不成比例。以东州派领袖李严为例,其所提独立开府和划出五郡设巴州由其治理的建议统统被诸葛亮否决,但还是被迫率两万兵马支援北伐前线,并负责粮草供应。后来还因粮草供应不及时而被免职。
成本大收益小,益州派和东州派自然不干了。所以他们抵制北伐,称北伐让蜀汉元气大伤,这都不难理解。
而费祎一再反对北伐,会造成什么效果呢?
有限北伐甚至不再北伐,导致荆州派的影响力便大不如前,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一再被削弱,而荆州派又不像益州本土势力那样有人有地有产业,其整体实力很快便走起下坡路。
而在没有了北伐的消耗之后,益州本土豪强便开始了休养生息、做大做强,其势力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有人说北伐造成蜀汉国力大损,是劳民伤财之举。但实际上三国争夺战,本就没有一方净土,并且魏国和吴国用于征战的花费要远高于蜀国。比如魏蜀洮西之战,魏军“死伤数万”;而魏吴合肥新城之战,东吴大败,魏军“大虏其众,俘馘十万”。这种损耗程度,远远超过了蜀汉,但人家曹魏不仅没有因为消耗巨大而亡国,反倒越打越强大。
所以反对北伐之人,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罢了,所谓削弱国力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这点道理,费祎身居首辅肯定心知肚明。
而他道理都懂还要拼命反对北伐,其原因只能是一个:他为益州本土势力代言。
反对北伐,使荆州派实力大为缩水,到后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蜀汉的根基因此被严重动摇,而益州投降派却休养生息快速崛起。这,才是蜀汉早早灭亡的根本原因。
当然有人会说仅凭费祎反对北伐,还远远不能证明他就代表了益州本土势力。
益州豪强
那么让我们再看看费祎的另一件谜之操作:大赦。
246年秋,费祎宣布大赦。
这种行为招致了朝臣们的集体反对。大司农孟光甚至当众就指责费祎倒行逆施,空气中一时充满了火药味。
孟光认为,正常光景是不需要大赦的,除非衰弊穷极,才考虑大赦。
古代大赦通常是三种原因:国家庆典时显示君主的仁慈;在军队征伐、劳役繁重导致人力不足,用以增加人手;天文上出现不好的征兆,国君用来刷人品。
费祎的大赦,基本上与这三种情况无关。
有人说,费祎是为了收买人心。如果释放罪犯就能收买人心,维护稳定,那还要捕快衙役干什么?这显然说不过去。
但如果认定费祎是益州本土势力代言人,情况就不同了,在益州本土势力眼中,这场大赦可以说是非常必要且及时。
过去刘备刚拿下益州,就严法治蜀,提出“八务、八戒、六恐、五惧”的威刑重典。之所以这样,原因不必说,自然就是为了打压益州本土势力,展现蜀汉朝廷的权威。而蜀人不仅不买账,反而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蜀人纷纷表示反对,大有将刘备请出益州之势。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刘备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对益州本土势力狠一点。所以坚持法家之术,是蜀汉的既定方针,不容更改。
在这种形势下,肯定有大批蜀人因为不满而喜提免费吃住的待遇。
而费祎的大赦,让这些反对蜀汉朝廷的蜀人找回了主场的感觉。
费祎的这种行为,是对刘备诸葛亮治蜀理念的彻底颠覆。
反对北伐,动摇了蜀汉根基;任性大赦,颠覆了过去的治蜀理念。
有人说费祎是为了笼络益州派。但如此大尺度的笼络,简直就和卖国求荣无异。
所以说费祎投向了益州本土势力,甚至就是代表了益州本土势力的利益。
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如果费祎开府,那么其府中必定是益州人的天下。
所以刘禅迟迟不愿意费祎开府,很可能就是出于遏制益州势力发展的考虑。
刺客郭脩
如果蜀汉朝堂全被益州本土势力占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多半会成为投降派,如此一来,蜀汉将再无任何希望可言。
但益州本土势力急于在蜀汉朝堂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费祎在北伐上无所作为,就是为了维护益州本土势力的利益;而费祎不择手段要往上爬的根本原因,或许就是他得到益州本土势力的全力支持。
由此蜀汉朝廷和益州本土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
后十四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
费祎不顾一切地返回汉中,这可以视为一种要挟和胁迫:
如果蜀汉朝廷能够充分考虑其开府的要求,让益州本土势力得以染指朝政,那么费祎和他手下的那些益州本土势力还能勉强做蜀臣;
如果蜀汉朝廷继续拒绝其开府的要求,那么费祎完全可以带着手下独立,蜀汉的益州势力或许会大规模出逃。
为了稳住费祎和他背后的益州势力,刘禅同意其开府。
但这并不是结束。
一把小刀在岁首大会时插入了费祎的胸膛。
......
费祎之死只是象征着益州本土势力和蜀汉朝廷的决裂。
费祎死后,益州本土势力图穷匕见,加快了掌控朝局的步伐,很快投降的论调会四处散播,蜀汉灭亡之势便不可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