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中国军垦始于巴彦淖尔
正如网络评论家西西河说的那样，河套易手是汉匈争战的一个分水岭，汉朝不仅摘掉了悬在长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还可以向东威胁单于王庭，向西打击匈奴右贤王。汉朝总算是掌握一点儿战争的主动权，不像先前那样只能被动应付。
汉武帝看到，除了军事价值，河套地区还颇有经济价值，这地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既适合游牧又适合农耕的地区，游牧民族占领了河套，可以“风吹草低见牛羊”，农耕民族来到这里，也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朔方郡、五原郡内水草肥美，形势险要，汉武帝在此修筑朔方城，并从内地迁徙十万人到这里定居。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简的数字，在当时是需要朝廷掏白花花的银子的，因为招募是要花钱的，十万人的搬迁费、安家费等，得要花多少钱是不言而喻的事。
汉武帝将银子像雪花一样地撒在了这片土地上，而十万人根本就不是他的手笔，从现有的资料上我们看到，针对这一带的移民至少还有两次：
公元前121年，关东大水，汉王朝命令迁徙关东贫民70余万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此后，汉王朝还命令在“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食货志》）。
这便是自秦朝后，汉朝向朔方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大移民。按照早年晁错在给汉文帝《守边劝农疏》中“先为室屋，具田器 ，然后从罪人至庶民，广泛招募，当免罪的免罪，当赐爵的赐爵，予以鼓励；开始时为其提供衣食，直到能自给而止 ；所募之人死去妻子或丈夫，出钱使其再婚；凡能从入侵匈奴手中夺得所掠财物，奖其一半归己，由官府补偿被夺本主的损失等，以使屯戍者久安其处”的说法，需要无数大把大把的银子啊！
史书上说，“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如徙民实边“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屯田卒的生产工具、耕牛诸项也由国家供给。“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因此，有学者认为：屯田“不是裕财，而是消费”。至于城防工事及交通的建设更是如此，仅筑朔方城“费数十百钜万”。（参见陈晓鸣《天下一统万世基业》）
银子铺路，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汉武帝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巴彦淖尔或者是河套移民模式。汉军的铁犁就这样深深地插进了巴彦淖尔乃至整个河套的处女地。移民实边的结果，使陕北、宁夏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农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以致使这里被称为“新秦中”，也就是说这里的富庶程度不亚于关中平原。此后，汉朝还曾经多次向西北边郡移民实边，进而成为后世的一项“基本国策”，使这种有计划的移民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
这就是说，中国的军垦模式始于巴彦淖尔，关于这点，也许在今巴彦淖尔军垦博物馆能找到更多答案。对此，画家诗人谢向英曾经赋辞：“汉武帝时，开创军事屯田，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增强马政建设。昔汉文景之时，兴畜牧，设牧马苑，益造苑马以广用，始开发西域，在河套以西，兴十二载，数凡几千里、规模巨大之障塞亭燧；筑固阳道，中原之通衢，修回中道，北出萧关。洋洋万骑行障塞烽燧，乃跨元朔二年（前127年）至元鼎六年（前111年）17年，六迁居民，盛时一度竟七十余万口，充实边郡，人口悉众，盛况空前……”（参见《边垦赋》）
在今巴彦淖尔磴口县哈腾套海农场还有一处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景点，这就是1966年被改制为北京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的团部旧址所在地，这里已经被列为北京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历史遗址。当初，一团在这里设立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等团直单位和12个生产连队，实行农林生产相结合,是当时改造乌兰布和沙漠的重要人工力量。这也是始于巴彦淖尔的军垦模式在巴彦淖尔这块大地上的延续。
当然，这并不是汉武帝当年开发和建设祖国北疆边防的全部。
史料记载，公元前127年，收复了河南地的卫青奉命“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这就有了濒临黄河南岸的汉长城。这次修缮秦长城的范围并不局限在“河南”一地，而且有一些地段还是新筑的。如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汉长城，距秦长城竟有数百里；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及陕西神木、榆林诸县之北的榆溪故塞，卫青又“广长榆”，把旧日通过大规模种植榆树所形成的一道边塞加长加广。
其后，在公元前111年至公元前100年这12年间，西汉王朝又先后组织了七次大规模修筑边塞的行动，兴建起了长达2000公里左右的新的长城，其中包括在今巴彦淖尔境内的光禄塞。同时，汉武帝还修筑了固阳道，沟通天山南北与中原的联系；修回中道，北出萧关，初步完善了北部长城沿线及其以外的交通体系。（参见刘太祥 《北部边疆的战争和平》）
汉武帝由于采取了积极进取的边防政策，在边疆经济建设上亦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为巩固边防而进行的大规模突发式经济开发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首先，徙民实边、军事屯垦，不但增加了北方边郡地区的人口，使农耕经济不断北移，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北方游牧区，而且政府鼓励性的组织管理形式也为边郡地区经济形式的转换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同时，屯田本身也取得了“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功效。
其次，汉武帝极为重视北部边郡的军事力量建设。“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军事优先于民政，因此，西汉边郡拥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常备军。卫宏《汉旧仪》称：“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由于边郡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战争又比较频繁，因而边郡除太守设置幕府，以长史佐辅领兵外，在各要塞，往往置若干部都尉，具体负责各屯区的军事安全。在此基础上，加强马政建设亦使长城沿线出现过畜牧业繁盛之局面。
另外，边郡城防体系的建立和交通之开凿，加强了中原与边郡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所谓“通关市，饶给之，往来长城下”；“商胡贩客，日款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充分体现了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汉武帝实行积极拓展的边防政策，取得了“斥地远境”的作用，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他对边防局势的把握显得游刃有余，开边拓土，扩大疆域，奠定了我国北方疆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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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栽树后人摘果。我们看到，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来到朝汉，受到汉元帝的隆重款待，并厚给赏赐。呼韩邪单于自愿请求和亲，汉元帝以王昭君赐予单于为阏氏，（匈奴语，妻、妾之义，音“烟支”），匈奴与汉和亲成为历史上的佳话。当呼韩邪经由鸡鹿塞出塞时，汉朝还赠送边塞地方屯垦生产的粮食三万四千斛之多，约合今一百多万公斤，也可见当时朔方郡一带屯垦生产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