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丁玲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与第二任丈夫冯达搬进了公共租界昆山花园路7号，这间房是两人美好婚姻的开始，却也是感情逐渐冷淡的预兆。

丁玲是在1931年认识的冯达的，那时她正处在感情最孤独的阶段。冯雪峰告诉她，她需要一个爱人，正巧冯达出现了，丁玲便顺理成章接受了冯达的追求。

后来，丁玲在《魍魉世界》中这样描述冯达：

“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从丁玲的语言中可以看出，冯达其实并不是她中意的类型，但冯达的那种“安静”和“平凡”还是深深打动了她。

可丁玲万万没有想到，冯达带给她的美好只维持了三年就停止了。那是他们入住花园路7号5个月后，冯达带着特务闯进了他们的家。

当天上午，丁玲去正风学院参加文艺小组会，冯达去看两位通讯员。当时两人就已经发觉有特务已经盯上了他们，所以在出发前相约，决定中午12点前回家，若到时候有一人未归，另一个人就离家，设法通知其他同志。

到了12点，丁玲如约返回了家，但冯达还没有回来。就在她准备按照约定告知其他同志时，《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访，所以耽误了1个小时。下午一时许，特务们冲进了家门，将丁玲和潘梓年抓了起来。

在特务中，丁玲看到了冯达，震惊过后愤怒涌上心头，她大声斥责冯达：“是你把我出卖了！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事后，经过冯达的解释，丁玲冷静了下来。她认为冯达有难言之隐，所以原谅了他，夫妻俩的关系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这段时期，被囚禁的丁玲夫妇还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然而接下来冯达的选择，让这段关系彻底决裂了。

国民党几次让丁玲写文章、抛头露面，她都坚决拒绝，但冯达却接受了国民党的拉拢，心甘情愿为国民党做事。丁玲气愤冯达，认为他太软弱。

1936年，丁玲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逃出了魔窟，并带走了两岁的女儿。她恨透了冯达，让女儿跟着自己姓，在女儿长大后询问她父亲是谁时，丁玲答：“你问这个干什么，他死了！”这导致女儿蒋祖慧一直不知生父是谁。

直到1975年，丁玲经历磨难后来到了山西长治，一家人终于得以团圆。当晚，丁玲搂着女儿告诉了关于其生父冯达的所有事情。

由于此时国内正值十年运动期间，蒋祖慧无法打听到父亲冯达的消息。直到运动结束后，她才从朋友的口中得知，父亲冯达在台湾娶了新的妻子，还生下了两个女儿。后来，妻子和女儿去了美国，他则独自生活在台湾。

不久，蒋祖慧辗转与父亲取得了联系，但当她提出请父亲到大陆团聚时，冯达却回信说：“为见我亲爱的女儿，天涯海角我都去，但我绝对不能去大陆任何地方，因为我十分知道我自己是怎样的人，你再读冰之会议文章会明白的。”

冯达信中提到的“冰之”正是指丁玲。从内心里，他有愧丁玲，更有愧党组织，所以他不愿意回国。

1986年，丁玲去世，冯达得知噩耗后十分伤心，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献花礼拜。”可这个愿望最终还是没有实现，1990年，冯达在台湾去世。临终前，他将这唯一的遗愿告诉了妻子。

一年后，冯达妻子捧着鲜花来到了丁玲墓前，代冯达完成了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