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耿飚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电话的另一端是华国锋，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中南海怀仁堂，随后就接到了华国锋的一份秘密手令。

1949年，耿飚离开了家乡的亲友们来到了北京，随后就接受了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开门见山，组织上决定将耿飚从部队调来，让他参加正在筹备中的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这个代表团拟定由张闻天担任团长，耿飚为军事代表。

当然，周总理也不完全是在通知，还是需要考虑到耿飚的想法的：“对于这次工作调动，有什么意见？”

耿飚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一窍不通。”

“可以边干边学嘛！”周总理笑着说：“再说，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军区吗......实际上你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了。”

对于周总理的记忆力，耿飚是非常敬佩的，这么多年以前的这些小事，他竟然记得如此清楚。

事已至此，耿飚便没有再推辞，就像周总理所说的他可以边干边学。

当时，中央为了创建和开展外交工作，除了将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调到外交部们之外，还从各野战军选调了一些兵团级的同志，任命为第一批驻外大使。

次年9月，耿飚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就任驻瑞典大使，之后，他又相继担任了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和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当然，即便是在担任外交工作，耿飚仍旧担心我军的情况，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期间，他想方设法的收集和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情况，同时将这些资料配合外加工作，向国际友人们介绍朝鲜战场的真实情况。

在1970年之前，耿飚长期驻外工作，虽然身处异国他乡，心里难免有一些孤独，1971年，他因为摔伤归国治疗，经周总理提名，耿飚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在任期间，耿飚耿直刚正不阿的性格得罪了“四人帮”，对于耿飚来说，这反倒成为了好事，间接帮助他和那些人划清了界限。

因此，在1976年的关键时刻，叶剑英果断的向华国锋推荐了毛主席口中的“耿猛子”（因为他打仗敢于往前冲），让他去执行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这时候，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毛主席临终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将耿飚他们叫过去商量事情。华国锋告诉他们：“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

临走之前，华国锋告诉耿飚：“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6日晚上八点钟，耿飚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电话的另一端是华国锋，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中南海怀仁堂。

走进怀仁堂后，耿飚看到华国锋和叶剑英正在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人交谈。

看到耿飚之后，华国锋立刻和他交代任务：让他们立刻前往那个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中间可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叶剑英嘱咐耿飚：“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更是询问他需不需要带支手枪。耿飚回答：“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需要有你的手令。”

华国锋答了声：“好”，旋即提笔在白纸上面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接受任务之后，耿飚用最快的速度驱车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之后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谣言，竟然说他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

抵达广播大楼时已经将近晚上10点钟，耿飚的大脑却异常的清醒，他思考了许久，光是靠他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还是比较难运转的，于是，他干脆打电话到中联部，请来了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以及其他的一些同志。

晚上，他们也不讲究，困了直接在邓岗的办公室里面支了几只行军床，为了随时应付突发情况，头三天睡觉不脱衣、不脱鞋，就连吃饭和喝水这些都是在办公室里面进行的。说是睡，其实也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而大脑还在不断地工作，思考着自己工作上还有没有什么漏洞，若是突然发生一些情况，又应该怎么解决。

14日，当党中央公布粉碎了别有用心的小团体的消息后，耿飚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这才离开了广播事业局。

耿飚先后主管过很多部门，尤其是在担任副总理和军委秘书长的时候，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不少人都去找他办事，但是，不管是谁，他都一律拒绝，秉公办理，一切遵照规矩办事，这一条对他的儿子也适用。

1965年，耿飚的儿子耿志远成功考入清华工程物理系，作为父亲的耿飚与有荣焉，逢人便说：“志远是考上的。”

耿飚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委员会急需人才，耿志远想着自己清华毕业，完全符合条件，于是，他自信的同父亲提出想要调到外委会工作的想法。结果，回答他的是冰冷的“不行”两字。

让耿志远没办法接受的是，他的两名清华同学都非常顺利地调过去了，怎么轮到自己反而不行了呢？对此，耿飚也没有隐瞒，而是同他摊开了讲：“你的同学，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动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适合，影响不好。”后来，耿志远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去了一家集团公司工作。

在耿志远看来，他的父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物质财富，更别说父亲手中的权力了，但是，父亲言传身教，他身上的好名声，让那个耿志远受益良多，虽然父亲走了，但耿志远心里明白，父亲一直在看着自己，他不能给父亲抹黑，因为他是耿飚的儿子。

受到父亲的影响，耿志远和身边的人比起来，他更加关注国家的命运，并一直都在思考着如何能为国家尽点力气。之后，他看到了一些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但是生活困难的人，自此，他们筹集基金会做起了功臣关爱项目：慰问老红军、老八路、抗联及兵团的战士。

在“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中有一个叫做孙景坤的老英雄，他是上甘岭战役当中的一等功臣，然而，一直以来他都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农村，等耿志远他们找到他时，发现对方的生活非常困难，住在养老院里支付不起费用，即便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却苦于没钱，交不起手术费。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看到自己资助的老兵坐着车子走过天安门，耿志远只觉得非常的欣慰，在他看来，将所有募集起来的资金用到他们的身上，一年拨给他们8000元，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是这个国家对他们的致敬。

一直以来，耿志远都希望凭借民间机构力量，去填补一些国家没能照顾到的老功臣，不能让他们寒心。

2000年，耿飚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1岁，在选择墓志铭时，他的夫人给他选了“耿飚将军”，虽然他没有授衔，但这两字足以概括他顽强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