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情，作为一位杰出的将领，李广的心中愈发充满焦虑。他找到了一位名叫王朔的巫师，倾诉道：“自从大汉与匈奴交战以来，我李广便开始指挥作战，那些平庸的将领和我的十多个部下都已封侯，唯独我却未能获封，这是为何？”
王朔询问他：“你是否做过让自己深感悔恨的事情？”
李广思索片刻，回答道：“在担任陇西太守期间，我曾失信于人，杀了800多名已投降的羌人。”
王朔说：“杀降最为忌讳，这正是你命中注定无法封侯的原因。”李广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身为名将，经历了许多令人同情的厄运，而他的家族也陷入了三代无法摆脱的悲剧。
李广
这些无法驱散的厄运，李广及其后代在世时难以解释，只能默默承受。如果“命中注定”的说法能给这个家族带来些许安慰，那么王朔的解读也值得深思。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朝大军在卫青和霍去病的指挥下，向匈奴发起进攻。汉武帝因年事已高，未让李广随军出征，经过多次请求后，才勉强同意并封他为前将军。但汉武帝暗中告诫卫青，不要让李广冲在前面，因其年长且命数不佳，恐为不吉之兆。
汉军很快找到了匈奴单于的驻地，遵循汉武帝的指示，卫青不让李广与单于对阵。卫青希望曾救过自己性命的好友公孙敖能够建功，便命其率精锐部队去捉拿单于。于是，卫青命令李广撤回前锋，编入右路军，配合中路军作战。李广再三请求与单于决战，却遭卫青拒绝，只得心怀不满地遵从命令。
在此过程中，李广的军队因缺乏向导而迷路，延误了与卫青的会合，导致中路军未能击溃并俘获单于。战后，卫青向汉武帝报告战果，派人询问李广延误的原因，李广却未作回应。卫青再派人追问，要求李广提交书面报告。
李广愤怒不已，声称：“我与匈奴交战七十余次，今日有幸随大将军出征，却因被迫绕道而迷失方向，这难道不是天意？我李广已年过六旬，岂能再让那些文官来审判我而蒙羞？”说罢，他拔剑自尽。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李广自杀后，全军哀痛，百姓无不为之落泪。
李广，陇西成纪人，祖上为秦国名将李信。史书称他承袭弓法，射箭技艺出众。然而，李广的巅峰时期正值汉朝对匈奴采取战略防御，难以施展才能。汉文帝曾感慨：“可惜你生不逢时，如果在高祖（刘邦）时代，凭你的战功，封个万户侯也不在话下。”
在汉景帝时期，李广曾亲率百名骑兵追杀三名匈奴射手，刚结束任务，匈奴数千骑兵便赶到。匈奴人见李广的小队，以为是汉军的诱敌之计，立即布阵。李广的部下恐惧，想要逃跑，但李广及时制止了他们。
李广说道：“我与大军相隔数十里，今以百骑逃跑，匈奴必追我至尽。今我留在此，匈奴必以我为诱敌之计，故不敢动手。”他命令所有骑兵向前，直到距离匈奴阵地不足两里时停下，随后下令：“皆下马解鞍。”
他的部下不解，敌人如此之多，距离又近，若被攻击，想跑都来不及。李广坚定地说：“我们越放松，敌人越相信我们是诱敌之计，越不敢动手。”果然，匈奴骑兵不敢进攻。
此时，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李广便骑上马，带领十余名骑兵射杀了白马将，然后回到队伍，卸下马鞍，命士兵放开马匹，安然入睡。天色渐晚，匈奴骑兵始终不敢攻击。到半夜，匈奴人担心汉军伏兵乘夜袭击，便引兵而去。第二天一早，李广安全带着百名骑兵回到了大部队。
在汉武帝时期，李广曾任右北平太守，匈奴人惧怕他，不敢冒犯，给他起了个绰号“飞将军”。唐诗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正是描述李广的威慑力。这样一位勇敢且有才华的将领，终其一生，做了二千石的官职四十多年，却未能更进一步。历史上，自司马迁起便有“李广难封”的感叹。“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尽管李广获得了后世的广泛同情，但作为一个历史的命题，我们可以冷静探讨一下。
关于李广一生不得封侯的原因，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李广的军功不足。虽然他个人勇武，射箭一流，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但在汉匈对抗的大背景下，更加重视将领的指挥、谋略与统筹能力，这恰恰是李广的短板。最终导致他在汉武帝时期参与的五次对匈战争中，要么战败被俘（后逃脱），要么无功而返，要么功过相抵，始终难以建立足够封侯的战绩。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汉武帝的偏见与卫青的压制，造成李广没有实现战功的空间。汉武帝重用的名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基本都是外戚出身。与汉武帝非亲非故、又不善言辞的李广，名声虽大，却从未得到朝廷的真正重用。每次带兵不过几千人，大大限制了他的作用。最后一次出战，还是在他本人力请之后才获准。汉武帝刚答应李广为汉军的前将军，转身就对总指挥官卫青说，李广年纪大了，命数又不好，不能让他直面单于作战。可见，汉武帝对李广确实有颇多的忌讳。
汉武帝
李广的自杀换来了后世的同情，但现实的影响却是，李氏家族面临没落。他生前对士卒极为宽厚，常将赏赐分给手下，与士兵共饮食。他家境清贫，死前“终不言家产事”。他的口碑极佳，人们称赞他“天下无双”。他为人木讷，不善言辞，闲暇时常射箭和饮酒，司马迁在《史记》中形容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赞美他的人格魅力。
然而，李广的家族却遭遇了接连不断的厄运。李广有三个儿子。长子李当户在汉武帝身边任职，曾因看不惯汉武帝的男宠韩嫣的放肆举动，追打韩嫣，因而被汉武帝视为勇士。可惜李当户早逝。次子李椒曾任代郡太守，但也早早去世。他们均在李广之前去世。
李广自杀时，他的小儿子李敢是骠骑将军霍去病麾下的一名校尉。李敢随霍去病讨伐匈奴左贤王，奋勇杀敌，夺得左贤王的令鼓、令旗，获得汉武帝赐爵关内侯。然而，父亲之死对李敢的打击巨大，他一直寻求机会为父报仇。李敢后来射伤了大将军卫青，卫青对此隐瞒未报。
一次，李敢与霍去病一起护卫汉武帝打猎。霍去病想为舅舅卫青报仇，趁机射杀了李敢。汉武帝包庇霍去病，声称李敢是在打猎时被鹿撞死。李广还有个族弟李蔡，曾随卫青出征匈奴右贤王，获得封爵乐安侯，后来官至丞相，朝中风生水起。但在李广去世后，厄运也降临于他。李广去世后第二年，汉武帝以李蔡侵占汉景帝墓地的罪名下令逮捕，李蔡不愿接受审讯，效法李广自杀。
当李广家族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李陵走上历史舞台时，这个家族实际上已经衰落。李陵是个遗腹子，出生时父亲李当户已去世。作为名将之后，他继承了李广的弓箭技艺，长大后曾任建章宫护卫队长。后来，汉武帝封他为骑都尉，率领5000人的军队，在张掖、酒泉一带巡防。
天汉二年（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率领3万骑兵从酒泉出发，讨伐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命李陵作为辎重部队的首领，配合作战。祖辈李广的宿命在李陵身上重演——李陵血气方刚，不愿担任后勤工作，希望直接参与战斗。他向汉武帝请愿，表示愿意率领5000步兵插入敌阵，以分散匈奴骑兵的优势。
汉武帝态度明确，表示没有更多骑兵可供派遣。李陵自信满满：“用不着骑兵，臣愿以少击多，5000步兵就能直捣匈奴王庭。”以步兵对抗骑兵，这显然是自寻死路，但李陵愿意一试。汉武帝最终决定让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接应李陵。
路博德是老将，接到任务后心中不悦，奏请汉武帝，认为匈奴马肥兵强，不如等到春天再出兵攻打浚稽山。汉武帝听后大怒，以为李陵后悔而怂恿路博德上书，便下诏要求李陵务必在九月发兵，并警告李陵“你给路博德说过什么，到时给我回来解释清楚。”
李陵
李陵率领5000步兵，越过居延要塞北行，开启了他的悲情之旅。起初行军顺利，直到李陵军在浚稽山遭遇了单于的大部队——3万多匈奴骑兵将他们包围。大战开始，匈奴骑兵见汉军人数不多，直扑汉军营寨。李陵不慌不忙，指挥有序，发号施令，千弩齐发，匈奴人纷纷应声而倒，第一回合便杀死数千匈奴兵。
匈奴单于被震慑，立刻再召集8万骑兵围攻李陵。面对悬殊的兵力，李陵率军以一当十，又杀死3000多匈奴兵。随后边战边退，转战了四五日，又杀敌数千人。当李陵率军退入一处山谷后，从一名匈奴俘虏口中得知，匈奴人认为这几千汉军是“诱饵”，山谷一战将是最后一战，若匈奴人不能取胜，便要撤回去。
也就是说，只要李陵打赢这最后一战，他的部队就能安全撤退。根据班固的《汉书》记载，这是一场极其艰难和悲壮的战斗，人数处于极度劣势的李陵军“战一日数十合”，仍然“伤杀虏二千余人”。就在单于准备撤退之际，厄运降临。李陵军中一名叫管敢的人因不堪忍受校尉的侮辱，在关键时刻投奔了匈奴，并向匈奴人透露了李陵的底牌：“李陵并无后援，箭也用完了，现在只有李陵和成安侯韩延年各率800人前行，如出动精锐骑兵追击，一定可以歼灭他们。”
李陵军的所有退路被截断。他们拼死朝南突围，箭用完了，就把战车的车辐砍下来，拿在手中当武器。最终，李陵矢尽车毁，受困峡谷。匈奴人从山上滚下巨石，李陵军死伤惨重，陷入绝境。史家班固写下李陵走向末路的经过：“黄昏后，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对李陵而言，这就是命运，从祖父那一代起便缠绕着这个家族的宿命。不同的是，李广在绝望后选择了自杀，而李陵则选择了投降。或许是年龄的差异，使得祖孙二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李广在最后一战迷路失责，已年过六旬，面对命运只能叹息与接受；而李陵此时不过35岁，血气方刚，心中不甘就此屈服，保住性命或许还有其他可能。
正如司马迁后来为李陵辩护所言，他不死，是想找机会重新效忠大汉。然而，这条路最终也被堵死。
投降之后，在偏远的荒漠之外，李陵开始了另一段悲惨的生命旅程。没有人宽容他。在当时的汉朝朝廷上，此人已是“声颓身丧”，人人得而唾骂。你可以战败，但必须战死，这是帝王所能容忍的底线。战败而降，显然损害了帝国的面子。
在汉武帝发起的声讨李陵投降的运动中，只有与李陵并无深交的司马迁站出来为他辩护。司马迁称李陵为人诚实，时刻准备救国家于危急，具有“国士之风”；他率5000步兵抗衡单于8万大军，战斗惨烈，虽败犹荣；他虽然投降了，但可能是假降，终有一天“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司马迁的声音微弱，但付出的代价却巨大。汉武帝对司马迁不合时宜为一个投降将领辩护感到愤怒，甚至联想到司马迁可能是通过抬高李陵，来贬低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遂下令判处司马迁斩刑。根据当时的法律，司马迁若不想死，只能拿钱赎罪、贬为庶人，或选择宫刑。可怜一贫如洗的司马迁，最终选择了被阉割，忍辱一生。
千百年来，许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站在道德制高点讨伐投降者，骂得痛快，仿佛自己也成了忠义之士。这些铺天盖地、貌似正义的讨伐之声，不过是为了迎合和讨好统治者罢了，哪有什么骨气和忠义可言？司马迁早已看穿了这场朝堂上的游戏，尽管他自认没有勇气，但仍凭良心说出了真相，这才是值得敬佩的。
一年后，反复无常的汉武帝终于冷静下来，派公孙敖领兵深入匈奴腹地，试图营救李陵。这对于投降后“忽忽如狂，自痛负汉”的李陵来说，原本是一个解脱的好机会，但命运又给他开了个大玩笑——他根本不知道汉武帝派人来营救自己，因为公孙敖根本没有联系到李陵，只是抓住一个匈奴人，听说李陵正在为单于训练军队，便返回报告汉武帝。
听完公孙敖的汇报，汉武帝直接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子女全部诛杀。灭族，彻底断绝了李陵回归汉朝的最后一丝可能性。这个消息如同五雷轰顶，刺激着李陵重新反思对一个酷虐的帝王尽忠到底有没有必要，值不值得。
后来，汉朝使者到匈奴，李陵质问：“我曾率5000步兵纵横匈奴之地，因得不到救援而失败，究竟有何愧对汉朝而要诛灭我全家？”汉朝使者回答：“汉天子听说你在为匈奴练兵。”李陵反驳：“帮匈奴练兵的人是李绪（另一个投降匈奴的汉人），不是我啊！”悲剧已成，操弄生杀予夺的汉武帝永远不会知道这背后的信息传递错误。
按照宿命的观点，李陵的悲剧，在祖父的时代已经埋下了种子。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的所作所为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底色，但回到历史的现场，不难发现任何光鲜的背后都有一个残酷的真相。
帝国的高压将名将家族推向战争一线，他们可以凭此斩获功名，荣耀家族，但也可能在一场败仗后，掉入厄运的黑洞，整个家族遭到监押或斩首。尤其是在汉武帝晚年，杀功臣，杀败将，大肆株连，让许多为国尽忠之人胆颤心惊，心灰意冷。
李陵对汉武帝的酷虐颇多非议，在受单于之命去劝降苏武时，他这样说：“不久前，令兄苏嘉侍奉皇帝，在行宫门屏处扶皇帝下车，不小心车辕撞到柱子上折断了，就被认为是对皇帝大不敬，最后只好伏剑自刎。令弟苏贤因底下人与驸马争船，淹死驸马后逃走，皇帝下令令弟捉拿凶手，令弟抓不到凶手惶恐中服毒自尽……至于他们的孩子，生死未知。”
在暴君治下，苏武的家族遭遇与李陵家族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讲完，李陵开始说自己：“我刚投降匈奴时，常常像发疯一样，觉得自己愧对汉朝，痛苦不堪……当今皇上年岁已高，朝令夕改，大臣无缘无故被诛灭者达十多家。在汉朝，自身安危都无法保证，还谈何忠君保节呢？”
作为汉朝使节，苏武在李陵投降匈奴的前一年就遭到匈奴人扣押。匈奴单于费了很大精力逼迫苏武投降，但多年里，苏武始终宁死不屈。对于李陵批评汉武帝的说辞，苏武坚持认为，君臣如同父子，不应谈论对错。
多年后，因汉朝与匈奴重新缔结和亲关系，守节19年的苏武终于获准归汉。李陵亲自为苏武饯行。在酒宴上，李陵怅然泪下：“我李陵虽怯懦，如果汉朝当初能宽容我，我一定伺机为汉朝建立功业，这是我至死都不敢忘记的。但是，汉朝诛灭了我全家，我还有什么要顾全的呢？”“异域之人，壹别长绝”，再无见面机会，李陵不禁感慨：“苏武知吾心矣。”
这是一种绝望而企盼知音的凄凉之音。如果不是遇到倔强的苏武，这些话，李陵也只会让它们烂在肚子里。苏武，一个绝对忠诚的人，不管自身和家族遭受怎样的痛苦——哪怕这些痛苦是他尊崇的皇帝加给他的——他也始终坚定归汉的信念。而李陵，一个相对忠诚的人，当他发现帝王权力的暴戾和任性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这两个在匈奴大漠中产生交集的历史人物，互为对方的镜子。后人可以赞美苏武的忠贞，可以鄙薄李陵的怯懦，但请给予他们多一些同情的理解：他们其实都是皇权的受害者。
酒宴的最后，李陵“起舞”，唱了起来：“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一曲终了，泣下数行，遂与苏武诀别。
李陵在匈奴整整生活了25年，直至老死于此。匈奴单于对李陵的遭遇颇为同情，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封他为“右校王”。在汉朝冷酷的政治之外，李陵感受到了一丝人情与人性。
汉昭帝继位后，李陵的旧友霍光、上官桀等人辅政，他们想让李陵返回汉朝，特意派陇西人任立政为特使。面对任立政暗示其可以归汉的表态，李陵面无表情，淡淡地说：“吾已胡服矣。”当任立政强调“来归故乡，毋忧富贵”时，李陵则回答：“归易耳，恐再辱，奈何！”任立政仍不死心，第三次追问有意归汉否？李陵最终给出的答复是：“丈夫不能再辱！”
他宁可自我放逐于所谓的蛮荒之地，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诛杀他全家的无情政治帝国。公元前74年，李陵病死。他与匈奴妻子生有子女。在他死后18年，公元前56年，李陵之子在匈奴内乱中立乌藉都尉为单于，不久呼韩邪单于捕杀乌藉都尉。自此，李陵后裔不见于文献记载。
尽管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陇西李氏作为衣冠旧族，被奉为一等门第，许多家族都追认李广（或李陵）为先祖——北魏皇族鲜卑拓跋氏被认为是李陵匈奴后裔，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家族自称是李广之后。然而，这些追认行为，多多少少带有“自称”或“假称”的成分，年代久远，真假难辨。
在汉代，人们普遍认为，李广家族在三代之后已经绝嗣。史家班固不无悲哀地写道：“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李）广至（李）陵，遂亡其宗，哀哉！”将一个家族的兴灭归罪于“三代为将杀业太重”的玄冥之学，或许是当时人所能得出的最有说服力的结论。
但千万别忘了，这个家族悲情与厄运的背后，是那只高举着的、冷酷无情的权力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