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6日，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五位领导（即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华野指挥所驻地萧县蔡家洼村会面。

这是自淮海战役开战以来，总前委的五位领导首次全部聚在一起。

暂且不说五位领导在当天都对接下来的战役走向如何规划，我们单来说说这五位成员之一的谭震林。

相比于陈刘邓粟四位，谭震林在名气上和职务上，都不及其他四位，所以问题就来了，名气和职务均较低的谭震林，为何会被安排进总前委呢？

实际上，把谭震林安排进总前委，表面看起来似乎有些突兀，但结合当时的情况却十分合情合理。

这话怎么说呢？得从三个方面来讲。

谭震林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在1913年时，只有十几岁的谭震林便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并在之后不久，参与和组织了家乡攸县以及附近茶陵的工人斗争运动、

到了1926年，谭震林正式入党，而一年后，粟裕才成为党员。

不仅如此，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谭震林又跟随毛主席投身到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中，而我们都知道，井冈山根据对于我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有多重要呢？这么说吧，井冈山根据地，是在秋收起义之后，我党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所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也正是因为井冈山根据地的成功建立和发展，才有了1928年的井冈山会师。

而上井冈山，在当时可不是说上就能上的，期间毛主席多方奔走，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才最终把上山的一系列工作做到位。

比如当时，为说服驻守在井冈山一带的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毛主席更是亲自冒险前去，靠着过人胆色以及与二人斗智斗勇，这才成功说服二人。

之后，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以及著名的三湾改编，在这期间，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也在毛主席教育下被改造为革命队伍。

井冈山根据地的成功建立，历史意义极为重大，在毛主席带领下，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被证明可行，而这也为我党领导下的各地武装斗争树立了一个榜样。

正因为如此，能在这期间一直跟随毛主席的谭震林，自然是深得毛主席的信任。

同样，正是凭借着参与过井冈山根据地建设的资历，谭震林的职务得到了快速提升，在1930年时，他不仅担任了红12军政委一职，同时还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要知道，这个中革委，是当时直接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单位，换句话说，是由毛主席、朱老总直接领导的，这么一来，就意味着谭震林在当时是核心圈子中的一个成员。

而到了抗战时期，谭震林更是一度成了粟裕的领导。

他先是开拓了江南抗日根据地，之后又担任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当时粟裕带着抗日武装加入新四军时，便是被整编至了第二支队。

更重要的是，谭震林还是山东兵团的灵魂人物。

所以，既有资历，且常年在一线，同时具备丰富指战经验，且取得过多场胜利的谭震林，能成为淮海战役五大前委之一也就并不奇怪了。

而在一些公开的资料中，所看到的谭震林做的一些战报就会发现，谭震林确实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全面型人才。

既深得毛主席信任，同时也有一定的能力，让他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之一，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当然，深得毛主席信任和具备一定能力，在当时可不止谭震林一个，满足这样条件的人也比比皆是。

而谭震林之所以能胜出，这背后则关系到平衡二字。

众所周知，淮海战役是我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加上部分其他军区的部队以及地方武装协同作战的的一场战役。

这其中，主力部队为华野和中野两部分的部队。

正因为主力部队是华野和中野，因此，总指挥机构（即总前委）自然不可能单独让某一个野战军去全部担任，必须两者均有。

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在中野担任政委的邓公，以及当时在中野担任司令员的刘伯承刘帅，就成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成员。

这其中，邓公还担任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对整场战役进行指挥，说的简单点，淮海战役的总指挥官是邓公。

当然，关于淮海战役究竟谁才是总指挥官这个话题，历来有不少的说法，不过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所以就不再展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央军委下达的电报中，是明确邓公为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而这么一来，淮海战役总前委班子中，中野就有了两个名额，因此就必须把华野的人也加进去。

那么华野让谁担任呢？那首先必须是陈毅陈老总。

陈老总在当时，身上的职务可不少，他不仅是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也是华野的政委，除此之外，他在中野，还担任着中野的副司令员。

因此，陈老总是必须在总前委有一席之地的。

而我们都知道，陈老总从1948年初，就很少在华野办公，而华野的具体工作，大部分都是交给代司令和代政委。

谁是华野的代司令和代政委呢？答案是粟裕。

在1948年的5月，粟裕曾被任命为华野的司令兼政委，但在他极力推辞后，最终，他出任了华野的代司令和代政委。

不过，华野大部分的具体工作，基本上都是由粟裕主持的，加上粟裕又是实际指挥大军的人，因此，把粟裕加到总前委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这么一算，那总前委就是中野和华野分别占据两个名额。

说到这里，有人就会问，那谭震林不也是华野的吗（时任华野副政委）？而按照平衡的原则，总前委的构成不就成了两个中野、三个华野了吗？

实际上，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这里面有个问题，问题的根源出在陈老总的身上。

前文讲过，陈老总当时不仅在华野任职，并且在中野和中原军区也担任着职务，所以虽说他是必须要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一员，但却是分别占了华野和中野的各半个名额。

而中野那边，已经有了刘帅和邓公，加上陈老总的半个，名额占据比例就是两个半，相比之下，华野这边只有粟裕的话，那么名额占比就仅达到了一个半。

所以，就必须从华野中再找出一个人出来加入到总前委班子里。

而当时的华野，最合适的人莫过于谭震林，别的不说，他当时的职务是华野的副政委，就有有资格成为总前委班子成员。

当然，当时副政委还有一个宋任穷，不过他主要长于政工，战役指挥方面并不是强项，自然就不可能进入总前委。

至于陈士榘，当时的他正忙着在前线，加上在资历上的些许逊色，更不可能抽调他上来担任总前委职务。

因此，最合适的人只有谭震林，不管是职务还是资历，都是成为总前委班子成员的最合适人选。

而谭震林的加入，就刚好让总前委的五位领导达到了一个平衡，即中野两个半、华野两个半的局面。

所以，谭震林被安排进总前委是必然的结果。

上述的前两点，是建立在一些外在因素上所形成的结果，而最关键的，也是最能体现毛主席高瞻远瞩和深思熟虑的，莫过于第三点。

这第三点总结来说就是，谭震林是粟裕的“警报器”。

众所周知，在淮海战役期间，毛主席授予了粟裕“临机决断”之权力，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粟裕可以根据战场上的情况，临时做出决定。

并且，为了配合粟裕的工作，只要是涉及到具体的兵力调动以及部队进攻方向等问题上，刘帅和邓公乃至陈老总，都会遵循尽可能的不干涉粟裕这一条原则。

此外，毛主席在此期间，甚至还会在牵涉到战役指挥层面的一些问题，直接发到粟裕处，曾经还有单发粟裕的情况出现。

能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淮海战役的复杂性所决定的，邓公等领导也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就为粟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沟通环境以及充分的自主性。

但与此同时，就隐藏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在有着相对绝对的权力同时，“专断”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有一个担当“警报器”角色的人。

只有有了这个人，方能防止粟裕出现某个方面错误的“专断”。

而谭震林则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性格一向以原则性强和直率著称，不管是在任何时候，也不管面对什么人，他都敢说真话。

比如在南麻临朐战役后，因我军伤亡着实过大，因此谭震林就直言不讳的对粟裕提出过诚恳的批评，当时在信中他就说，“你是天才，但战术缺乏远见”。

由此可见，谭震林确实是一个直性子的人，并且他的直性子，并不是那种包含私心，而是完全站在了就事论事的立场上。

而他这个特质，毛主席是十分了解的。

正因为毛主席了解谭震林的这个特点，因此才会把他安排进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之中，这么一来，就等于是无形中给粟裕安装了一个“警报器”。

有了谭震林，就能让粟裕在战术上时时刻刻的警醒，更能让他在做出每一个决断的时候，能够从全局出发，从而避免出现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而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这个安排确实是高明之举，他对淮海战役前委班子的每一个成员该是谁，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且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考量后，才得出来的结果。

而这五位前委在淮海战役打响后相互之间的配合，确实也印证了毛主席的高明，这场包含着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且形势变化极为复杂的战役，在五位前委的默契配合下，做到了及时正确的转换作战方针，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