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细菌战计划于1942年末，在主导者和委员会的一起努力下，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实行。当初用于该研究的经费为25万美元以下，是从罗斯福总统的特别紧急预算中拨出的，但从战时的标准来看，数额是较小的。作为协调机构的WBS维持了原来的小规模。乔治·墨克继续为首，研究开发部长由即将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的E·B·弗莱德博士担任，情报部长由小说家约翰·P·马昆德担任，此外，还有几位技术助手及一位秘书，就这么几个人组成。
WRS实际上并不进行细菌战的研究，1942年11月该研究被交给了美国陆军化学战部。刚开始，有关细菌战的工作全部在位于马里兰州的化学战部的艾治渥德兵工厂进行。但化学战部上层很快即意识到，进行已扩大规模的细菌战研究，该工厂已经太小，并且太暴露。化学战部四处寻找合适地点，终于于1943年初，选定位于马里兰州弗莱德里克的底特里克营作为主要的细菌战研究基地，底特里克营拥有一飞机库和面积约为2平方公里的国家军用机场。
底特里克与华盛顿之间交通便利，是一个拥有古老历史的乡间城镇，不引人注目，能避开敌人的侦察。研究设施的建设从1943年4月15日开始，15天后，底特里克营就正式开始运作，不到8个月，研究已具相当规模。
底特里克营和其他的细菌战研究机构全部由化学战部特别项目部管理，在最高峰时期，全美国细菌战设施拥有约3900名工作人员，这比平房研究机构人员最多时还多25%。人员可分三类：陆军2800人，海军1000人，余下的100人为非军事人员，主要是大学关系的合同制工作人员。
为辅助底特里克的细菌战计划，还建设了三个大规模的设施，1943年3月在密执安州的珀斯卡古拉和毕鲁克西南15公里处的角岛建立了野外实验场。但是，岛上设施的施工开始后不久，就发现，那个地点不是作为细菌战实验场所的理想之地。角岛附近的密西西比河的航运越来越繁忙，在人群如此密集的地方周围进行细菌武器的实验是太危险了。结果，该实验场仅限于进行两种毒素，肉毒杆菌及蓖麻毒的实验。
1944年6月在犹他州的花岗岩峰又设立了另一远为重要得多的实验场。花岗岩峰位于距达格威实验场约56公里之处，以犹他州的标准来看并非是很远的距离，从而作为达格威实验场的辅助设施，但它比起角岛要大得多。在这灌木丛生，远离人烟，位于沙漠地带的犹他州的乡村里，除了工作人员的大宿舍营以外，还配备了约35公里的铺面道路、飞机跑道、下水道、净化槽、发电站以及电、蒸气、供水系统等设施。所有这些设施都配备了可供细菌战实验用的特别装置。花岗岩峰可说是美国细菌战略家们能够尽情发挥自己的大胆、活力和想象的理想之地。建设从1944年7月开始，7个月后的1945年1月30日，一个巨大的综合性设施就完成了。
细菌战计划的第4个设施是位于印第安那州的维果细菌制造工厂。当初化学战部计划在位于阿拉巴马州的亨兹维尔仓库中生产细菌，但是因建设新的设施需要大量资金，为节省经费，决定使用距印第安那州特力·霍特约9.6公里的维果兵工厂。就这样，1942年建成的维果兵工厂，在1944年5月8日被转为化学战部特别项目所属机构。为满足细菌战研究的特殊要求，又建造了几个新建筑物，但原来的大多数工厂建筑物立即作为细菌战研究设施而开始使用。
当初的计划，是在维果工厂制造细菌及疫苗，除此之外，在此也进行了细菌炸弹的充填及实验用动物的养殖。但是维果工厂的最大任务是制造和充填一种代号为[INK-B]的材料，实际是炭疽菌。
1944年春天，细菌战的开发，进行到了计划将炭疽菌充填到英国设计制造的4磅（约1.8公斤）炸弹这一阶段。最初是通过各个制造工序来确认炭疽菌炸弹的实效，也即先给炸弹灌上水，再充填模拟炭疽菌，最后充填模拟炸药。这些充填实验操作非常仔细，直到确认炸弹可以在战争中使用。一旦炸弹被确认为可行武器，就投人小批量生产。
特别项目部只是将维果作为试验性项目，1944年那个时候，谁也不清楚细菌战是否真的有效，如果在维果成功的话，就以此作为其他许多细菌工厂的原型。因此，维果的生产规模被控制在最小。特别项目部决定，只雇佣及培养相当与工厂生产能力10%的人员。维果的生产能力是相当大的，如果按其生产能力100%生产的话，到1945年，就能够每月生产充填4%炭疽菌液的4磅重炸弹50万枚。
维果在1945年4月完成了水充填试验，2个月后，开始生产模拟炭疽的杆菌。在日本投降时，维果已生产约8000磅（约3628.7公斤)的杆菌，从英国电通公司海运来的第一批弹壳正待充填时，中止生产的命令下达，这批弹壳在战后处理方法未决定之前，一直保管在工厂里。
因为当初的细菌作战计划是：在广阔的区域内投放炭疽菌炸弹，因此，给了英国人从1945年3月起每月12万5千个，总计为100万个4磅重炸弹的生产订单。其中一半作为储备品，不作充填，给英国空军部队备用，余下的一半由化学战部所使用。原计划维果进行小规模生产，以每月5万个的速度，也即生产能力的10%来进行生产，这些炸弹被用作试验和“监管”。
在底特里克营所开展的，不仅限于炭疽菌的研究，那里的“科学家”无意中也在沿袭日本的研究模式，先从可能适用细菌战的细菌病原体开始研究。他们被命令对肉毒杆菌、波状热病、传染性流产(家畜）、鼻疽及类鼻疽、野兔病、鹦鹉病、球孢肉芽肿、向神经性脑炎、贝壳类中毒(特别是淡菜/贻贝中毒），鼠疫、牛疫、纽卡斯尔病(鸡的病毒类肺炎及脑脊髓炎)及鸡瘟、稻褐斑病及稻瘟病、土豆晚期枯叶病、白绢病、化学植物生长调节剂及枯叶剂的研究。此外，大概还研究了其他一些用于细菌战的病原体。乔治·墨克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只要是被认为能使人类、动物、植物发病的生物体或者是含有这些生物体毒素的东西，都是研究的对象。”
在底特里克营，除了攻击性细菌战以外，还进行了防御性细菌战的研究。技术人员们为军队和一般市民设计了各种物理和化学性保护材料和装置。他们开发了有效的细菌防护面罩及防护服，也进行了软膏及净化剂的研究。
关于炸弹，开发了SPDMark1等爆炸型炸弹，并对气体炸弹、SS炸弹、SPDMark2炸弹（SPDMark1的改良型）、混合细菌弹。底特里克营对特殊装置也开始进行研究，包括像不列颠云室(核子)。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进行了美国式云室的开发。大规模的细菌及化学战实验研究是底特里克的任务。
美国是大国中最后一个着手进行细菌战计划的国家。在细菌战研究方面，美国甚至比一些小国家还要落在后面，走在最前列的是日本。但是，整个30年代，日内瓦条约的其他加盟国也无视该条约的规定，从事了细菌战的研究。在此期间，苏联开展了细菌战的研究；英国也在位于索尔兹伯里平原美丽的乡村地区波顿镇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研究；法国曾在巴黎郊外拥有一个很大的细菌战研究设施；尽管希特勒很讨厌细菌战，德国也在他统治之下进行了细菌战研究，用囚禁在强制收容所里的人做病原体人体实验。此外，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加拿大、比利时、荷兰等国也曾雇佣了“科学家”从事细菌战研究，还有波兰、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小国。
就如此状况，不得不承认美国在3年不到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果是惊人的。乔治·墨克回忆道：“如此短的期间内（1942-1945年）所进行的细菌战的研究开发，不仅达到了军事上的目的，也为卫生、医学、兽医学、基础科学、工业、农业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情报。”底特里克营的研究者们开发出生产大量微生物及其产品的方法和设备，也开发出能迅速而精确地检出微量致病微生物包括空媒病原体的检测技术，还完善了对付敌人细菌战攻击的各种各样的毒剂。底特里克的研究还发现了好几种人兽共通的传染病的疫苗，开发出了传染病防护装置及防护服。在细菌战研究的过程中，研究空媒微生物的特殊摄影技术也被开发成功，并得到了有关植物对1000种以上化学剂的反应的有关数据和资料。
细菌战计划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重要的战时科学事业。细菌战计划的主管者从政府处得到空白委任状，研究所需经费全额提供，细菌战计划专门官员可随意调用对细菌战计划有用的人材，任何政府机关，甚至军部必须服从该官员的决定。③超过底特里克“科学家”业绩的，只有曼哈顿计划及该计划所生产的原子弹。曼哈顿计划使用了更多的人员，并投入了超过2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相对之下，细菌战所使用的人员少得多，所花费用也只有6000万美元。细菌武器廉价、制造简单而且具有致命的破坏性。
如果那场战争打得更长的话，美国会实施细菌战计划吗?答案是：“恐怕是会的。”毫无疑问，底特里克的“科学家”们几乎都会支持细菌战的。也有对攻击性细菌战颇为敏感的研究者，1963年，希沃德·罗斯贝利说道：
“我们是在与火作战，必须冒着被烧伤被弄脏的危险……我们克服了橡树岭、汉福德、芝加哥、洛斯·阿拉莫斯的善良人们所克服了的同样的伦理问题”。
总统助理们，几乎均未对细菌战的实施表示过异议。总统身边的人，不是对细菌战表示冷淡就是温和地支持，强烈反对实施细菌战的只有总统府秘书长威廉·里希海军上将。里希说：“细菌战违背我所知的任何基督教教义，并违反所有公认的战争法规。”
军部当然是赞成细菌战的，他们曾计划制造100万个4磅重炭疽菌炸弹在战争后期使用。如果其他可行的细菌武器的必要技术在底特里克开发成功的话，他们肯定也会授权制造及配备。
了解当时军部想法的一个线索是，1950年5月总结太平洋战争中化学毒物使用计划的方针书。该文书这样写道：“西南太平洋战区，除了直径42英寸(约1.7米）的迫击炮毒气弹以外，其他所有类型的毒气弹的库存量都很有限。”“毒气战的准备状况，由美国化学战委员会定期汇报。”“OC-CWS作了奥林匹克作战(九州攻击作战)中实施大规模毒气战所需毒气的研究”，并且“最后一项工作是慎重准备一份有关实施毒气战以尽快结束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可能性的文件。该文件在波茨坦会议将要召开之前，提交给了索摩维尔将军。”
罗斯福总统，在细菌战问题被提起的时候，似乎总是不表明态度。但是，从1942年他从斯蒂姆生逊处听到细菌战汇报起到去世的1945年，无论是对经费还是计划的必要性，均未表示过反对。他的后任哈里·S·杜鲁门总统，显然未留下表示他对细菌战态度的书面文件。杜鲁门是个单纯但是手狠的爱国者，他认为在关系美国生死存亡之争时，军队为了保卫美国的自由应该使用任何可利用的武器。在1945年8月，他毫不犹豫地批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毫无疑问，为了免予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必要的时候，他也会批准在按计划进攻日本时实施细菌战或毒气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