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学者看罢《繁花》后曾说，金宇澄之于上海，更像巴尔扎克之于巴黎。虽说金宇澄的上海经历大概没有巴尔扎克那样传奇，但从他作品中手绘的的四幅上海地图，以及小说中诸多传神的微妙细节，不难看出他对上海的痴迷与喜爱。也正是这种态度，让《繁花》一定程度上接通了异于现代城市小说的另一个文学传统。为此，推荐下面这篇“硬核”书评，深度解读上海之于《繁花》，到底意味着什么？
▍上海，一众作家们趋之若鹜的文化坐标金宇澄说：“对于城市无文化的论调，我一向不以为然，……在我眼里，城市永远是迷人的，因为有8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城市曾消失在我的远方，在我如今的梦里，它仍然闪闪发光，熟识而陌生，永远如一个复杂的好情人，而不是简单懵懂的村姑”
金宇澄所要致敬的城市文化，一方面是上海作为近代大都市的代表，资产阶级在这个半殖民地所积累下来的，其他地域无法望其项背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文明和摩登文化；另一方面便是近代以来从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市民言情小说到新感觉派、张爱玲，乃至当代作家王安忆对这座城市日常性、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的文学肯定、细致摹写和反复再现。
▍曾经的风暴中心，再到日常性的复苏然而，上海也有着强大的精英启蒙文化传统。它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是近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中心；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中心，其都市叙事里也有《子夜》《上海的早晨》这一红色叙事谱系。这是上海的另一幅面孔，这里是风暴中心，是意识形态无声的战场。
但是，随着革命世纪的终结，日常生活的永恒性、天然性带着其一贯强大的反理论、反超越倾向，全面复苏，上海顽固坚韧的布尔乔亚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中国“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还未发展充分的革命、历史、阶级都市叙事无力与欲望、日常叙事相抗衡，成为被遗忘的凝固话语，无法有效地参与到城市的文化想象中。但是任何城市经验都不可能不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城市的每个细小角度都刻上了利益的痕迹，表达了阶层的纷争”。《繁花》中的上只角和小只角的日常生活悬殊甚大，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姝华对工厂进城女工的衣着的评骘显示着阶层的划分，小毛第一次见姝华时隐隐抱有的阶层身份卑感，
▍《繁花》映射的“冷社会”与“热社会”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做出过“冷社会”和“热社会”的区分。热社会的特点是永不知足地追求改变，它将自己的历史内化，从而使其成为发展的动力。冷社会追求的是可以借助于自己的社会机构，用一种近乎自动的方式，将历史因素对社会平稳和连续性可能产生的影响消解掉。冷社会似乎获得或保有了一种特殊的智慧，每种试图通过进入历史来获取些什么，并以此改变社会的尝试，都会遭到这种智慧令人绝望的反抗。“冷”文化并非遗忘了那些“热”文化回忆着的内容，而是生活在另外一种回忆中，为了这种回忆，“冷”文化有意不进入历史之中，而“冷”回忆恰好服务于此。
▍金宇澄：方言照样可以讲明白任何事物李敬泽谈及繁花说，“当作家决定使用方言，一定有一个很明确的语言政治的考量，有些东西一定已经自然地被屏蔽掉了。所以反复讲‘上帝不响’，上帝住在哪？上帝住在普通话里。”
金宇澄借贝聿铭之例证明，上海话书面语照样可以谈政治，谈历史，谈文艺。方言可以讲明白任何事物，这不是语言的问题。但是，在《繁花》第三章，少年阿宝却遭遇了语言的“问题”。阿宝娘读出的句子，阿宝看不见，但读出声音来，尤其以上海话读，阿宝感觉到讨厌。这一刻，阿宝一定隐隐感受到另一种语言所带出的另一个世界，并使他对庸常的日常生活感到气闷。然而阿宝再也没有更深的进入另一个世界。同样的，少年沪生一度爱用的革命话语口头禅“我不禁要问”，最终也在上海方言的陪衬下沦为空洞滑稽的形式。
或许苏白、沪语天生属于日常、欲的世界，不擅长理和情的世界。但也可能——如作家所说，“这不是语言的问题”。同样书写共和国出生的一代人，王安忆《启蒙时代》中，少年们却被《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类革命文本华丽的语言修辞、以及思想运动的魅力所吸引，试图理解和处理非常庞大抽象的概念：阶级、世界历史、革命等。在小说结尾，成长中的主人公南昌行驶在上海的街道上，“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楼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中，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
▍贯穿于整部《繁花》的神话修辞术在一次访谈中，金宇澄谈到，由于被人问及为什么小说里没有心理活动，他说：“我因此在单行本的结尾，加了几句挺重要的对话。你想了解男人怎么想，很简单，你去买几本文艺小说，里边的内心描写最多了，看一下就明白了。这一段的意思有隐藏，说出我全部的主张，我告诉读者，这就是《繁花》区别于其他小说的地方。”这一段话大有意味，几乎就是《繁花》与上海书写文学谱系之关系的隐喻。
《繁花》对这一文学谱系的贡献，并不在于添加了什么实质“内容”、有何种“突破”，而在于它是对以往上海书写之书写。张爱玲曾不厌其烦地强调着日常生活形态的重大意义：“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作为对新文学传统宏大历史说辞的抵抗，“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表象，而被抽象为某种结构，被升华成了一种哲学，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
《繁花》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张爱玲那里仍旧需要建构意义、进行辩护的日常性——“上海性”，《繁花》作为“自然”事实接受下来，直接使用了。“意义是已经完成了的，它设定了一种知识，一种过去和记忆，设定了事实、观念和规定的比较秩序”。《繁花》不负责生产意义，只需将意义转换成形式。《繁花》一开篇，“上海性”就既作为告知又作为确认表现出来。引用了电影《阿飞正传》，定格的是阿飞这一图像，其姿态代表着“上海性”这一含混的能指，小说接下来连类比物纷沓而来种种所指、概念将都是这一所指的随物赋形和重复展现。——翻新出奇滔滔不绝的沪语；琳琅满目的器物；连缀不绝的故事；络绎出场的人物；细密铺设的日常场景...它们物质性地构织了一个因没有深度从而没有矛盾的世界，一个一目了然的敞开的世界，它确立了令人愉快的明晰性；事实看起来是自己指谓自己，完全是自明的。
罗兰·巴特将这称为神话修辞术：神话不隐匿什么，也不炫示什么，神话只是扭曲；神话不是谎言，也不是坦承实情：它是一种改变。神话无关主题和材料，它是一种言说方式。此种言说方式，贯穿于整部《繁花》。
◎ 华语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语境虽是上海语态，却又人人能懂。《繁花》不同于西式小说，以少见的“话本”样式，一个人说了张三慢慢拉出李四……绵绵不断的话中有话，堪称上海滩《渴望》+网络文学话本+风土人情博物志+手艺人叙事+先锋精神。
◎ 极具改良的个性的语言大量使用短句，“的”、“地”、“呢”几无踪影，标点符号也精简到了几乎只用逗号和句号，读起来就过瘾。语言极具个性，一招一式有荤有素，只读三句就可令读者着迷。有读者说，“稀碎又磅礴、下作又美好，文笔简直开挂，看得我血都疼了。”
◎ 三十年的编辑经历的作者，深知读者口味金宇澄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小说家看得最多的是名著，编辑看得最多的是稿件。长期的编辑经验，更了解当下的读者口味，“什么样式可以不写了，什么可以写，哪一种形式和内容是少见的，如何显示个性”。王春林：“说到上海叙事，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4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