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四月，刘备于永安宫去世，《三国演义》写托孤重臣诸葛亮首先要面对的是，曹魏从五个方向进攻疲弱的蜀汉，于是就有了诸葛丞相“安居平五路。
说的是魏主曹丕用司马懿之计，趁蜀汉伐吴大败、后主新立，调动五路大军直取西川。消息传来，蜀国满朝文武惊惶失措，而诸葛亮先是称病不朝，待后主亲至相府探望时，又见他在池边悠然观鱼。原来，诸葛亮早已暗中调兵设计退了四路兵马，尔后，又遣邓芝出使东吴，恢复蜀、吴联盟，退了最后一路兵马。
这个有声有色的故事，主要情节却多是虚构的。从史籍记载看，曹魏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调动五路大军犯蜀。
鲜卑国王轲比能攻取西平关的一路是不可能的。曹操北征鸟桓以后，鲜卑部族曾向中原政权臣服过，但到了文帝时期，情况有了变化，鲜卑轲比能、素利、步度根三部互相争斗，轲比能部恃其勇健不但威制诸郡，而且屡为边患，常携贰心。他们是不可能听从魏主调遣从辽西远徙数千里攻取西平关的。
阳平关曹真一路也不可能。曹真确曾破蜀兵于阳平，为镇西将军都督雍州凉州诸军事，但那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到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间的事。黄初三年九月以后，曹真正和曹休、曹仁兵分三路南征孙权，虽然于次年春退兵，但却直到明帝时才再次督军雍州，进攻西蜀。
孟达这一路，孟达降魏后为新城太守，让他攻取汉中当然是合适的，但遍检史籍，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
蜀南一路，由于益州郡耆帅雍闿、牂牁（zāng kē）太守朱褒、越巂（xī）夷王高定先后反叛，加上孟获的煽动，确是构成一大威胁，但是，雍闿之叛是求附于东吴，整个事件与曹魏没有关系。
东吴方面，正忙于应付北方曹魏三路大军的进犯，自夷陵之战大败蜀军后，也未能西顾。何况魏吴间正大动干戈，东吴是不可能听从魏主调遣的。
综上，诸葛亮调兵遣将当然也就是虚构的了。马超已于前一年卒故，不可能死而复生为蜀国军师效力。赵云、魏延本已率兵镇守在外，无须重新调遣。赵云确曾受诸葛亮调遣抵御曹真，但那是五年以后公元228年之事，地点也不在阳平关，而在祁山。李严（还有诸葛亮）在孟达降魏后确有书信来往，劝达归蜀，但那也是四年以后公元227年的事。南方孟获的问题如何解决，确是在诸葛亮考虑之中，但他调兵南征也是两年以后（公元225年）的事，在223年，他的办法还是抚而不讨。
只有派邓芝出使东吴依据了史实。《三国志·邓芝传》记载："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芝见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于权。"只有这段史料，才是原原本本写进的《三国演义》"安居平五路"的故事。
尽管主要情节多出于虚构，但这段故事却让人读来既感到入情入理，又叹为观止。它符合事件发展的逻辑，又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一国国主新殂，而新主幼弱，对于一直怀觊觎之心的敌国来说，无疑是调兵进犯的天缘良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魏国还未能这样做，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是必然要这样做的。
就诸葛亮来说，在关羽、张飞、刘备相继亡故、蜀汉元气大丧的危难时刻，处理军政大事，要不负先主遗嘱，独力支撑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认真考虑到，是很自然的。一般的国之主帅尚且会如此，何况是智谋过人而谨慎细心更过于人的诸葛亮。这五路兵马虽然多不是事实，但包括这五路兵马在内的种种可能和种种对策都在他当时的考虑之中，却是可以推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他安居平五路也是合情合理的。罗贯中这样写，既依据了事件的逻辑和人物的性格，同时又烘托了当时的紧张情势，更鲜明生动地表现了诸葛亮的性格。
人们在佩服诸葛亮从容镇定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同时，也不能不赞叹《三国演义》作者精彩的艺术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