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20日的午夜，瓷都江西景德镇大雨倾盆。

城北德阳街上，空无一人，只听得见刷刷雨声。一辆三轮车从城中心方向跑来，车夫将车停在小巷口后，客人撑开油纸伞下了车。

突然，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下车的人身体摇晃了一下，便倒在了泥泞的路上，一动不动。鲜红色的血液从胸口渗出，浸染了他身上那件米黄色的风衣。

这起案件的发生，惊动了当地警察局。

警察发现死者身上的钱包、戒指、金表都还在，因而判断凶手不是为了钱财而来，此案很有可能一起仇杀。

事后证明，警方的分析没有错。在3月20日深夜开枪的人，的确是为了报仇而来。

而他们复仇对象，正是出卖邓演达烈士的叛徒——陈敬斋。

邓演达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拥护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极力主张讨伐蒋介石，因此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1年8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愚园坊举行干部结业典礼。为了躲开反动派的耳目，邓演达特意于前一天夜间就来到愚园坊。

但令人心痛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他还是遭到了逮捕。

蒋介石抓获邓演达后，派人前去劝他投降，还用副总司令的宝座加以引诱，妄图逼迫他归附南京政权。

可是邓演达斩钉截铁地表示：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这让蒋介石恐惧不已，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处，牺牲时年仅36岁。

12月初，邓演达遇害的消息开始慢慢在社会上散播开来。

宋庆龄得到传闻后，立刻跑到南京去找蒋介石对质。

她没有挑破窗户纸，而是旁敲侧击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他叫来谈谈。

蒋介石交不出人，只能保持沉默。

宋庆龄又说：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带我去见邓演达。

蒋这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

宋庆龄勃然大怒，在《申报》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悍然杀害“忠实革命人才”的滔天罪行。

国内各地也纷纷开展了悼念邓演达的活动，矛头直指杀人凶手蒋介石。

邓演达的死，不仅让宋庆龄感到悲痛愤怒，也让视他为好友的周恩来等中共党人遗憾不已。他们发誓要抓住那个出卖邓演达的叛徒，为烈士报仇雪恨。

而叛徒的名字，叫作陈敬斋。

陈敬斋是江西都昌人，品行恶劣，绰号“窑公子”。他在父亲去世后败光了家产，就投机革命，想要实现升官发财的美梦。

1928年春，陈敬斋游荡到上海，混入了中华革命党。

三年后，他见到了邓演达，被安排在上海市干部会地下机关整理、收发文件。

陈敬斋在邓演达身边工作的时候，就经常卖惨说自己生活困难，吵着闹着向组织要补贴。邓演达一开始同情他，分三次批了100元、80元、80元的经费。

但是陈敬斋非但不感恩，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搞得组织内纪律混乱。

考虑到他的能力和性格完全不适合地下工作，上海市干部会不得不在1931年停止他的工作，将他派往福建。

一开始，陈敬斋拒不接受，死皮赖脸要呆在上海，无论别人怎么劝说都没有效果。可是过了20多天，他的态度突然一百八十度急转弯，表示愿意去福建。

当然，陈敬斋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觉悟的。

他表面上同意去福建，暗地里却因为被停止工作而对邓演达怀恨在心，做好了找蒋介石出卖邓演达的准备。

1931年８月３日，陈敬斋化名钟春岑，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邓演达正在上海活动，组织异党。如需要，请速派人联系。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勾当，陈敬斋还在信中和蒋介石约定用登报寻人的方式交流。

发出信后，他便天天翻报纸找寻人启事。

８月９日，陈敬斋终于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看到了一则奇怪的“启事”：岑弟如晤，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父亲特着兄来沪寻弟，望于见报后即来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号为盼。

他欣喜若狂，立刻判断出报上那个“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七号”，就是蒋介石的人约定的见面地点。

陈敬斋赶到一品香后，见到了五个身穿西装的神秘人。

其中一个穿西服的问他：“邓演达在什么地方？”

陈敬斋说：“我还不知道，不过他不久要找我谈话，到时候就可以找到。”

神秘人说：“如果找到了，有你的好处。”

陈开口索要报酬：“给我５万块钱，我要出国留学。”

对方一口答应：“只要事情办成了，留学、要钱，都可以办到。”

陈敬斋兴高采烈，以为自己终于要出大运了。之后，他和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们多次密谋策划，伺机行事。

8月15日，特务们拿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签发的逮捕邓演达的“拘捕证”，并在陈敬斋的帮助下，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地下机关都摸了个清楚。

万事俱备，只等邓演达现身，就可以实施抓捕。

8月17日，邓演达现身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给干部训练班的同志们讲课。

陈敬斋得知消息后，便佯称肚子痛，出门买仁丹。结果一出门，就有好几个负责盯梢的几个特务围上来问：“邓演达在里面吗？”

陈敬斋回答：“在”。

很快，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一拥而至，将愚园坊20号严密包围，包括邓演达在内的众多干部全部被捕。

同年11月29日，蒋介石派侍卫长王世和将邓演达秘密杀害。

而陈敬斋，在行动当天就被送到了南京，他并没有实现出国留学的梦想，只拿到了几千块的“赏金”。

陈敬斋恨得牙痒痒，但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回到了江西老家。

他在家里躲了好几个月，等邓演达被杀的风头过去了，才敢抛头露面，开了一个瓷窑谋生。

陈敬斋作恶回乡之后，得知邓演达已被杀害，组织也遭到严重摧残，就以为蒋介石已经“斩草除根”，自己应该平安无事了。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邓演达的同志们一直牢记着这笔血债。

一场复仇行动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开始了。

邓演达入狱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同志们一直在分析到底是谁走漏的风声。

愚园坊20号这个地方从未暴露过，来开会的人又是临时召集的，事先知道的人很少，怎么特务们来的这么快？

算来算去，事发当天只有一条漏网之鱼——陈敬斋。

临时行动委员会为了报仇，决定们秘密制裁陈敬斋。他们找到了两个执行者——高岩和杨应龙。

高岩军人出身，枪法如神；杨应龙为人仗义，和高岩是多年挚友。

高、杨二人接受使命后，悄然来到景德镇，他们潜伏了很久，都没有打听到陈敬斋的动静。

原来陈敬斋作贼心虚，平日里故意神出鬼没，很少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

高岩和杨应龙一筹莫展之际，想到了临时行动委员会事先准备的一个线人——姜义雷。此人是当地的一个棺材铺老板，交友广泛，很有名望。

姜义雷知晓了高、杨两人的来意，很快就打听到了陈敬斋的情报。

原来陈敬斋一直躲在景德镇，但最近勾搭上了“定如意酒馆”老板的妹妹，经常去酒馆找情妇碰头。

高、杨大喜过望，当即前往酒馆踩点。

他们合计了一番，定下了一个暗杀计划——等陈敬斋离开酒馆后跟踪，在半路上伺机下手。

高岩和杨应龙在“定如意酒馆”对面连着守了三个晚上，终于等到了目标。

当晚，天降大雨，陈敬斋身穿米黄色风衣，头戴帽子，冒雨急匆匆地进了酒馆。

接近午夜时分，一个身穿米黄色风衣的人鬼鬼祟祟地溜出了门，坐上了人力车，往北门方向而去。

高岩和杨应龙凭借衣服，断定此人正是陈敬斋，因此骑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两辆自行车，悄然尾随。

不久后，人力车来到了德阳街。高岩加快骑车速度，快速进入一条小巷内，然后拔出左轮手枪，静静等待人力车经过。

雨越下越大，高岩看到目标人物出现在视线内后，毫不犹豫扣动扳机。随着一声枪响，“陈敬斋”倒在了大雨中。

高岩和杨应龙匆匆赶回了客栈。他们本以为顺利完成了暗杀计划，可以回去交差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当晚离开酒馆、坐上人力车的人并不是陈敬斋，而是当地一个名叫钟执虎的地头蛇。

原来陈敬斋去酒馆喝酒的时候，钟执虎看上了他那件高级的风衣。陈敬斋为了讨好他，便把风衣奉送给了对方。

钟执虎十分开心，当即就在酒馆里穿上了衣服。

案发当天，夜色沉沉，大雨如注，高、杨看不清脸，所以只能凭借衣物杀人。

钟执虎到死都没有想到，这件风衣成了自己的“催命符”，而他自己，居然成了陈敬斋的替死鬼。

这次暗杀，最终以失败告终。

陈敬斋命不该绝，逃过了一劫，然而他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1938年，一部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员来到了江西，他们满怀复仇之心，多方打听陈敬斋的下落。

但是由于当时局势复杂，一直没有对陈采取行动。

直到建国以后，这个可耻的叛徒才迎来了末日。

1950年３月初，江西省公安厅两名便衣人员来到景德镇一家瓷器店。他们找到了老板，开口问道“你是陈老板吗？”

陈敬斋很爽快地回答：“我是，你有什么事？”

便衣说：“我们有点生意，想同你谈谈。到外面说吧。”

陈敬斋一路跟着他们出了门，边走边谈。一直走到景德镇公安局门口，一个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走上前来，对他说：“进去吧！”

陈敬斋这才骤然明白过来，自己十几年前犯下的罪行败露，如今是报应到了。

他低下了脑袋，小声说了句：“我没有什么话说。”

很快，陈敬斋被捕的消息汇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气愤地说道：“该和他算账了！”

1951年４月23日，陈敬斋在北京受审。他对自己叛党投敌、谋害邓演达等罪行供认不讳。

４月25日，军事法庭宣读了判决：“陈敬斋，江西南昌人，变节投敌，勾结蒋匪杀害临时行动委员会领袖邓演达，应处以死刑。”

这个可耻的叛徒，作恶20年之后，终于没有逃掉人民的审判。

参考资料

出卖邓演达的叛徒落网记.中国农工民主党常德市委员会.2015.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