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25岁的小汪，用行为证明“不论死，焉知生”。与其惴惴不安地面对变动的世界，不如勇敢一点极致绽放后无怨无悔。部分人的不理解，一方面是这种动摇原有生死观的理念冲突，另一方面则是对葬礼的规避，生死教育的不足令人们难以接纳用葬礼告别的形式。

事实上，这场葬礼已然成了小汪献祭原有观念、冲破精神内耗桎梏的仪式，以此为节点，从现有生活抽离，对过去的一切爱恨情仇说再见，拥有重启新生活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小汪将婚席转为葬礼的方式，与文学中的重生叙事并无不同，本质上是对现有处境不满下的自我调适。而由此揭开的生死教育面容，则进一步揭示了生命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我们无法决定降临世界的出生，也无法控制人终将走向死亡的结局，但依然可以选择用怎样的态度来迎接生活。小汪在失恋、精神难以寄托等内耗状态下，选择了为自己办葬礼，“清空”自己，“重启”生活。在2万人投票数据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可以共情，并对有一群愿意陪着的朋友表示了艳羡。

有三分之一的不理解，部分将“给自己举行葬礼的行为”视为奇葩想法，不乏谈死不吉利、回避死亡的观念影响。而另一种“这种精神状态很年轻人”的评价，看似是认同，却在审视意味中将一场可供普及生死教育的尝试，简单归结于情绪宣泄，像极了家长对孩子玩闹的一笑了之。

在这些评价之下，不仅消除了新闻资讯中提及朋友给予小汪评价带来的触动，还令议题讨论偏离了葬礼仪式本身。葬礼不仅仅意味着生命消亡的痛惜，更意味着亲人纪念、学会告别与生者祝福。小汪为自己办葬礼的初衷，是“学会告别”，告别过去的自己，从葬礼仪式中新生，带着对过去的释怀与对未来的期许，勇敢迈向人生的下一步。

真正体验葬礼仪式，并与朋友共同探讨对死亡的看法和生活烦恼，小汪对“断崖式分手”的释怀也许更为彻底。正如网友评论所言，“这种奇妙的感觉来自于，她站在了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客观、平静”。葬礼仪式提供了一种机会，面对生命尽头的钟声敲响，你是否了无遗憾，这一生是否尽兴？这种发自内心的叩问，远比深夜的偶尔沉思来得更沉重，也更深入。

而全知视角下的自我疗愈能量，恰恰是生命之重唤醒的。既然带着生命刻度的成人、婚姻、生子等节点可以大方地探讨，那么“沉浸式的死亡体验”为何要回避？在一切尚未尘埃落定前，还可以改变之际，认知到生命价值以及生活优先级排序，是生死教育重要议题。

这份人为制造的“濒危”体验，风险可控、影响深远，带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般的能量去热爱生活，恰恰是这场葬礼仪式对小汪而言的最大意义：给过去一份了断，从此刻走向新生活，“重生叙事”开始上演。从这个意义上，小汪没有如同龄人般以婚姻开启下一路途，而是从告别过去开始，葬礼仪式提供了一种足够戏剧化、低成本高期待值的人生想象范式。

这份大难之后福运开启的人生剧本，与网络文学“爽感”制造的重生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讲师肖祥对这类小说的阐述，“重生蕴含着改变过去、弥补遗憾以及对另一种更美好人生的普遍向往”。而这种向往，即使带着记忆的先天优势，也要面临着种种不确定性，并不必然导向幸福结局。

从这个角度看，小汪的葬礼仪式多么像历经磨练后渴望喘息的“重生”再造。人什么时候特别需要重获新生，是当下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足以应对处境时。小汪的以终为始，正是面对极度内耗现状的生活校正。如果用简短仪式，能打破心灵的束缚，校正滴滴答答只能向前的社会时钟，何乐而不为？

而在探寻爽文中的重生情节转变为一种生活选项的动因，“中国人sorry的一生”与上海万圣节发疯、“确诊浣碧”式发疯文学升级版，产生了巨大的联动。每个人都带着面具，为着精致生活压抑本能，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的社会时钟中挤压向前，面对“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偏要体验这一生”发问的彷徨无助，更是加剧了“重启”人生的渴望。

这种“重生”渴望、自我疗愈的形式愈突出，越是证明当前给予年轻人合理表达自我诉求、宣泄情绪的途径就越少。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苏德超为何出圈，“不要过于相信你内在的电池，就算你是手机，也需要充电”、“你没干什么事情，你觉得很累，为什么，因为你的意志力一直在做判断”之类的表述，以其深切的人文关怀令人愿意听下去，“是不是更高、更快、更强就一定好？”的引导则让人文思辨得以落定，给求而不得、失望疲惫的年轻人打开了人生意义新的思考模式。

生活也许远不止成功的结果，还有内心的自洽与幸福的感知。这一体会，与网络重生小说更为深入的“精神重生”不谋而合。正如肖祥对重生小说双层叙事结构的发现，重生小说带着记忆回到过去的“已知”表层结构，与蝴蝶效应带来的“未知”深层结构，令这种“重生”带来了心态转变，是“死过一回”、看透人生、参悟世事，更专注自己、忽略外界声音的自洽和谐。

这种走向自我内心探究，在重生小说热中也得以验证：陈忠良发现，重生小说贴合了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是对宏大理想回避、转向自我赏识的快感再造，这种以重生作弊的欲望补偿 ，是当代独生子代文化的分裂元素体现。

相比于文学缓解焦虑，小汪的葬礼仪式不仅缓解了自己的焦虑，还带动朋友一起探究生命意义与价值：人终究归于一捧黄土，纠结眼前事不过是折磨自己，何必为结果而损耗自己？正如苏德超的发问，“你愿意用100个月过完一生吗？”人要追寻什么，才不枉一生？

可见，与其说小汪在给自己办的葬礼，不如说是一次自我对话、生命探究的社会化教育。在身体冰冷之前，在热血退却之前，我们还有机会扭转，还有能量去探寻心之所向，并为之努力，这是“不论死，焉知生”生命教育的真正价值。

从写墓志铭到为自己办葬礼，生死教育议题再次浮现。而网络讨论中的质疑，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死教育的陌生：学会告别、重新思考生命意义，让生死教育成为新常态，离我们还有多远？

我国的生死教育，受限于回避死亡的观念影响，发展缓慢。疫情的突袭，令生死教育的推进得到了教育部的回应。2020年12月19日，教育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1275号（教育类118号）提案答复的函》，明确要把生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结合，“引导民众认知生命、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理解生命的意义。”

疫情下心理健康的关注、生死教育的加速，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长期的发展空白。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对生死教育专家、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的访谈，分析了我国生死教育现状与意义：

相比于医学生职业特殊性对生死教育的重视，当前通识性的生死教育课程很有限。一方面受限于回避死亡的观念影响，当前生死教育课程开设阻力较大；另一方面则是师资不足、受益人群范围有限，难以在短时间内补充，亟待政府与社会关注。

而在山东大学开设通识生死教育课程中，非医学生选择该课程，或出于兴趣，或出于自身困惑解决，主要是“空心病”严重、无法找到自己的价值坐标系，而在竞争中又深感疲惫。生死教育，可以通过“向死而生”的唤醒，令人们重新认知生命意义，重获生活价值感。

这种反思人生只是生死教育的意义之一，做好死亡的准备、认知死亡是某种意义上解脱痛苦的实质，不仅有助于保持心态的平衡、正确对待人生起伏，还有利于国家卫健委对安宁疗护的推广，令人们认识到“提升病人生命质量，减轻痛苦”是另一种形式的“治愈”，一种对不可阻止死亡终局的生命关怀。

从生命教育到死亡教育，再到生死教育，生死议题的探讨有其发展脉络。尽管在我国尚有待开发，但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教育实践却为我们提供了生死教育课程结构及内容的方向。

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冯勇看来，“获取生死知识”是敬畏生命的开始，“丰富生死体验”是打破重生轻死传统哲学观的钥匙，“追寻生命意义”是生死教育的核心内容，“构建积极生活方式”是生死教育的关键诉求。

显然，小汪为自己办葬礼的方式，便是丰富生死体验的重要教学方式，而伴随而来的争议更是表现了我国生死教育普及不足的现实：25岁为自己办葬礼议题传播的核心是解决精神内耗、宣泄情绪的奇葩表现，表征之下仍是对死亡的避讳与生死教育认知的缺乏。

或许，心理健康教育不只有心理咨询的情感倾诉，及抑郁情绪等精神性特征科普，还有增强生命意识、学会告别、坦然面对死亡终将来临的事实，从根本上减少或减轻自我伤害、虐待小动物、情感创伤等现象。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的现象，更是呼吁生死教育的普及，打破死亡神秘感，学会好好告别，更学会更好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小汪为自己办葬礼这一事件的传播，成了社会认知生死教育的一个入口。只要全社会能共同关注与持续努力，相信在不远的未来，生死教育也能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得以大面积普及，为人们生活幸福感再亮起一盏指路明灯。

*文章首发于“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