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深秋的北京胡同里，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停在中央歌舞团门口。
刚从澳洲归来的张勇摘下墨镜，望着墙上斑驳的演出海报若有所思。
这位曾为崔健制作专辑的音乐鬼才不会想到，三年后自己将因一篇文章永别故土。
那是个音乐理想蓬勃生长的年代。在王府井胡同深处的四合院里，张勇的吉他声总在午夜响起。
当北漂的毛阿敏初次踏入这个音乐殿堂时，她那双江南女子特有的杏眼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渴望。
张勇记得那个画面：女孩捧着饭盒蹲在录音棚角落，就着凉水啃硬馒头，却坚持要把《醉酒的探戈》再录三遍。
命运的转折始于税务风波。1989年税务人员破门而入那天，张勇正在为毛阿敏的新专辑调试设备。
看着恋人煞白的脸色，他默默取出存折补缴了23万税款——这笔钱原本是准备用来购置婚房的。
悉尼歌剧院的穹顶下，张勇握着登载《毛阿敏的黑心男友》的华文报纸，手指几乎要将新闻纸戳破。
文章刊发时他刚完成在澳洲的首场演出，原本谈妥的七场巡演在三天内全部取消。更讽刺的是，报道中"卷款潜逃"的30万，恰是他留给毛阿敏的生活费。
2004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张勇的新书《我理想搁浅的沙滩》被堆放在角落。
有读者拿起翻看，很快又摇头放下："这种渣男写的书有什么好看？"不远处的签售区，毛阿敏正在微笑合影，她的自传《岁月留声》位列畅销榜首。
2021年深冬，解直锟的追悼会上，张勇托人送去白玫瑰。
他看着手机里毛阿敏母子三人相拥而泣的新闻照片，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雨夜：刚补缴完税款的毛阿敏扑进他怀里哽咽："我们结婚吧，我想有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