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选前，拜登民主党政府发布了一项草案，拟禁止中国生产的联网和自动驾驶汽车及其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而早在特朗普1.0期间，美国就对中兴和华为等中国公司实施了限制。拜登上台后延续了诸多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还实施了包括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在内的多项新措施。目前，美国的对华技术限制措施包括出口管制、关税、产品禁令、投资审查、学术交流限制以及“购买美国货”的激励机制等多个方面。这些措施旨在阻碍中国在双用途技术领域的进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保护敏感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增加国内制造业就业等。

特朗普明年上台后是否会延续这些政策，或者如何使之更符合“MAGA”议程，是外界关注的焦点。11月26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兼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外交事务》网站发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科技战的实际效果。甘思德认为，美国日益收紧的技术政策产生了复杂的效果。一方面，在阻止中国高端技术发展上，美国的限制措施对中国芯片企业造成了严重打击，并间接抑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不断加强的管制同时也刺激了中国在电动车和电池等行业取得长足的进步。

甘思德称，美国的各种经济安全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一些目标的实现可能以牺牲其他目标为代价。另外，美国决策者未能充分考虑中国对技术限制措施的应对方式。他建议，新一届的特朗普政府应认真反思当前对华技术限制政策的“成绩单”，如果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推动更广泛的对华“脱钩”，美国承担的代价将成倍增加。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对华技术限制抑制中国经济增长

在对特定公司和行业进行出口管制和限制进入美国市场方面，美国对华技术限制的有效性最为明显。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因此面临了最为严峻的挑战。过去几年间，美国商务部将大约850家中国机构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他们获取美国最先进的技术。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进一步对美企向中国公司销售先进半导体及设备实施严厉的限制。此外，美国还迫使其他芯片强国（特别是日本和荷兰）限制对华销售芯片。

这些措施对一些中国企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例如它们无法再购买用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英伟达高端芯片。一些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家坦言，禁止使用英伟达芯片严重阻碍了他们训练大语言模型和开发定制化商业应用的能力。此外，西方设备和软件供应商撤离了他们在中国的制造设施，迫使很多中国企业的收益率降低、业绩下降，比以往更落后于西方竞争者。

为弥补这些缺口并缩小差距，中国为芯片企业提供了尽可能的财政支持和监管激励。但中国企业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同行。在制造设备和软件方面，中国的差距更大。如今，美国正在逐步将针对性措施扩大到其他行业。

从宏观角度看，美国日益增加的压力正在间接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美国的限制措施促使中国比以往更加重视安全。中国对技术自给自足的关注导致重点行业的过度投资，产生供过于求的局面，削弱了许多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并加剧了与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这种不确定性又导致了投资和消费的下降。这归因于中国的国内政策，但某种程度上也和西方的施压有关。

对华技术限制同时促使中国“自力更生”

西方不断加强的管制固然具有破坏力，但这些旨在阻止中国获取西方技术的限制措施，反而促使中国企业加速全球化进程并建立跨国网络，推动了中国或许本不会发生的技术进步。

自鸦片战争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将自力更生作为战略目标。美国发动对华科技战则加快了其步伐。中国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其技术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直到美国开始施压后，中国的目标才从简单地提升产品份额转向全面实现供应链本土化，尤其是在半导体、电信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技术领域。过去五年来，中国在最先进的半导体设备和工具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同时尝试开发几乎完全基于中国零部件的高科技解决方案，以实现“去美国化”（Delete A），即将美国技术从其供应链中去除。如今，中国在研发、制造产出以及出口产品中国产成分的增加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进步。

在半导体行业，中国企业正在逐步构建一个本土的生态系统和供应链。中国研究人员还在材料、芯片架构和计算方法等领域探索新的路径，这些创新可能使中国半导体制造商像中国电动车制造商那样超越西方在内燃机领域的主导地位。

在清洁技术领域，中国正在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和核能等行业超越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最近，中国公司在自动驾驶技术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开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也是越来越多进入后期临床试验并进入全球市场的创新药物的来源地。即使西方跨国公司在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一些东南亚、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最新、最大的投资者仍是中国企业。

中美科技竞争曾是中国官方关注的焦点，如今已成为国有和私营企业商业战略的核心。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眼光越来越长远，将投资和研发扩展到东南亚、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虽然外企高管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有意见，但他们如今普遍承认，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一群能力日益壮大的中国竞争者。

美国的经济安全措施给自身带来反噬

美国的经济安全政策需要重新权衡，因为这些措施在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同时，又加快了中国在技术上自力更生。此外，他们还需要反思这些措施如何塑造了美国自身的技术发展轨迹。在这方面，结果同样是复杂的。

例如，《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等重要法案，刺激了美国在基础科学、半导体、清洁技术等领域的投资，但美国对创新施加的限制削弱了这些投资带来的积极影响。出口管制减少了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商业机会，而收入减少意味着研发投资减少，进而抑制了创新。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寒蝉效应，这一切都减少了美国企业的机会和收益。

此外，美国司法部对与中国的学术合作实施限制，导致美国科学家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下降，并为中国等国提供了更多机会。美国还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国攻读科学与技术研究生学位，使大学失去了大量优秀人才。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更高关税，以及对中国联网汽车的软硬件实施进口禁令，则导致美国电动车型号减少，价格持续高企，交通能源转型放缓，同时降低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正在新建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厂，其中部分费用由美国纳税人承担。美国的产业政策或许能扶植一些原本无法发展的新生产业，但同样可能导致其在“白象工程”（指华而不实、昂贵无用的公共工程项目）上挥霍无度。

如果衡量的标准不局限于某一技术领域，而是放眼于生态系统的主导能力和产品的扩散程度，美国及其盟友可能至少在某些领域正逐渐与中国分享，甚至拱手相让技术领导地位。虽然中国作为科技强国的崛起并非完全是西方压力的结果，但紧张关系很可能加速了这一进程。随着中国企业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美国技术在某些地区的重要性正在减弱。

美国应走“中间道路”

美国的“去风险化（De-risking）”战略减少了自身和盟友的技术泄露风险、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以及数据和关键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经济安全。拜登政府将其战略描述为 “小院高墙”，即对少数关键技术实施严格限制。但现在，这个“院子”已经越来越大，给美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如果特朗普政府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推动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那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上受到的负面影响将会更加显著。

因此，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及国会需要找到经济繁荣目标（如更大的创新和财富）与经济安全目标（如更强的韧性和防止技术泄露）之间的平衡点。他们必须制定可衡量的目标，对不同的政策方案和情境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认真评估各种政策的实际效果。

特朗普2.0还需要确定优先议程，明确需要应对的最紧迫的威胁。美国如果试图拒绝向中国提供技术，唯一可持续的做法是与盟友和其他国家合作，确保不被中国超越，进而失去全球技术领导地位。如果特朗普政府推行大规模脱钩政策，美国最可能的结果是变得更加孤立、贫穷和弱小。

特朗普政府忽视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机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将极大增加无限制冲突的可能性。相反，美国应加强多边合作，制定全球经济活动的新规则，以避免竞相逐低。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确实可能需要采取单边措施以维持相对技术优势，但过度的经济安全措施只会导致创新减少、经济增长放缓、利润下降以及就业机会减少。结合明智的国内政策、与盟国的合作以及对国际机构的投资，美国可以实现繁荣与安全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