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华北国民党军与南线国民党军的陆路联系被切断，这使得“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不得不开始考虑自身的前途与出路。为此，傅作义让“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就整个华北的军事出路问题提出建议方案，供他研究。

根据当时的形势，李世杰向傅作义提出了三个方案：一、适时放弃热察冀，全军向绥远转移，休养生息，尔后再战；二、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各大城市，以少部分兵力暂时控制北平，主力转移至天津、塘沽固守，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尔后行动自如，必要时能够南撤；三、将原来察绥军（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转退绥远，将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于天津、塘沽，分别守备各地，以便尔后行动。

对于李世杰提出的建议，傅作义认为第三种方案有分裂嫌疑，太过唐突，不能考虑，第一、第二种方案可以研究，但究竟该何去何从，此时的傅作义既下不了决心，也没有明确的主张，做不出取舍。

当时的局势，可谓是阴云压顶，翻过9月到了10月，坏消息如同大山崩塌，一波接一波地袭来。

先是东北的国军精锐廖耀湘兵团被围歼，接着又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打得一团糟，蒋介石在此期间来到北平，本为筹划增援锦州的战事，不料宋美龄从上海打来电话，要他去上海阻止蒋经国“胡来”，他竟视战事如儿戏，匆忙乘飞机到上海去了。

这件事对傅作义刺激很大，他曾对亲信感叹不已地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跟他走。

1948年11月3日，即沈阳失守的第二天，何应钦在南京国防部主持召开研究华北军事问题的会议，主张华北兵力应迅速南撤。

这一方案虽然消极，且充满了风险，但考虑到淮海战场急需投入更多兵力，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召傅作义来南京，共同拍板此事。

11月4日，傅作义带领“华北剿总”副参谋长梁述哉从北平南苑机场起飞，当天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何应钦在机场接到傅作义之后，随即与之展开了密谈。

何应钦对傅作义说：奉蒋委员长之命，转达两件事。一是已经内定调你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完全归你指挥。华北的部队完全南撤，撤退华北部队的船位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听候调用；二是在上一条的前提下，请你在即将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要讨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积极意见。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安排，傅作义当时的心态非常的复杂。一方面，他深知蒋介石此时对他的倚重，只是权宜之计，是利用，假以时日，他那一套排斥剪除异己的手段，必将用到自己身上，因此大军绝不能南撤，自己的基础部队和基础地盘，必须牢牢地抓住；另一方面，天下大势、人心向背，已渐趋明朗，如果不南撤，自己又该何去何从，与共产党是可以接触，可以谈，万一人家不能谅解，岂不是自陷死地，不能自拔？

作为从乱世中拼杀出来，享有盛名的一代名将、名副其实的“华北王”，即便是到了异常被动，难以抉择的时候，可是在傅作义身上，仍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他的自负。

抛开一切的愁云与忧虑，傅作义最后形成了一个看法，他认为东北解放军经过辽沈战役，至少要休整三个月，才能入关，自己则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将60万之众扩充成100万大军，而后再争取一些美援，观察、等待战局形势的变化，能够翻盘最好，即便不能，到时候也有很大的资本跟共产党谈组建联合政府这一议题。

打定了这个算盘，再与蒋介石商讨华北军事问题，傅作义便有了主张，简而言之，就是佯装主战，如此，才能打消蒋介石的南撤之议，并顺利脱身返回北平。

会议召开前，“主和”派张治中已经知晓傅作义的态度，于是和他开玩笑，请君入瓮吧，“主战”派。

傅作义深沉一笑，而后在会上向蒋介石抛出了他精心炮制的观点：“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

“偏安”一词，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偏安江南的王朝历来没有好结局，而且备受后人的鄙薄。除此之外，蒋介石也深深地知道，南撤是一个极其被动的战略选择，表面上看似乎可以保住一部分兵力，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痛的，华北一失，华中华南就失去了屏幛，弄不好就会引发江山尽失的悲剧。

所以，当见到傅作义具有“固守华北”的意志后，蒋介石一慷慨，也就站在了傅作义的一边。

傅作义由此摆脱蒋介石，顺利回到北平后，一方面，他开始有目的地扩军，另一方面，他悄然推开了一扇门，想与共产党做试探性地接触。

我北平地下党捕捉到傅作义的这一隐蔽动向后，也开始有所行动，傅作义的长女、地下党员傅冬菊，辛亥革命老前辈、傅作义极为信任的老师刘厚同，就是这一阶段来到傅作义身边，并各自发挥重要作用的。

傅冬菊每天将傅作义的言谈举止、思想动态、情绪变化，写在小纸条上，然后利用晚上去舅舅家住的机会，交给党组织，用秘密电台发出去。自己脱不开身时，就叫未婚夫把情报及时送出去。头天晚上发生的事，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第二天早晨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

聂荣臻曾多次说过：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傅冬菊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比起傅冬菊的观察，刘厚同则是能与傅作义推心置腹的老前辈。

刘厚同曾任甘肃省军政部长兼招讨使。刘当旅长时，傅作义是其部队的一个连长。后来，傅作义百战成名，实力不断扩大，刘厚同就开始辅佐他，长期做他的高级政治顾问。几十年来，刘厚同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傅作义言听计从，对刘十分信任，常年尊称刘为“老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司令后，特意把刘厚同从天津接到北平，任总参议，同傅共商军政大计。

从南京回来，有意和共产党做试探性接触的时候，傅作义曾对刘厚同坦承内心的苦衷。

傅作义说：我之所以顾虑重重，是因为我有五怕呀——一怕控制不了北平的中央军，他们是老蒋的嫡系，兵力是我的十倍，我说和谈，万一他们发动兵变，搞破坏，我压制不住，怎么办是好；二怕得不到共产党的谅解，你是知道的，我与共产党作战多年，对共产党犯的罪孽深重啊；三怕蒋介石突然轰炸北平。我不是老蒋嫡系，万一他要轰炸北平，我连命都难保，还讲什么和谈、起义；四怕对不起党国。党国栽培我多年，在危难之时我却背离而去，这是不忠不义啊；五怕被人当做叛逆看待，那样我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刘厚同开导傅作义说：其实你是钻牛角尖了，你怕这怕那，你就不怕逆历史潮流，把北平人民与这座古老而文明的城市推向战争的水火之中，而受到子孙万代的唾骂与谴责吗？说到“忠义”与“叛逆”，我这样跟你讲，汤与武王是桀、纣的臣子，他们诛灭桀、纣，后人不仅不责备他们是叛逆，反而赞美他们的行动是义举。“忠”应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某个人。国事糟成现在这个样子，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你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实现和平，人民一定会欢迎你的，谁还会说你是叛逆？

正是由于多方的努力，1948年12月14日，傅作义终于做出实质性动作，派出《平明日报》的社长崔载之同我方地下党代表李炳泉，携带电台和报务员一行五人，乘吉普车出西直门转道去蓟县八里庄，同东北野战军作战处处长苏静进行了第一次谈判。

这次谈判，傅作义的胃口很大，要求很高：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很显然，此时的傅作义仍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保留军队，然后全国通电，和共产党搞联合政府。

对此，我方当然不能同意。

对于傅作义的和谈诚意，党中央毛主席一直有着清晰的认识——不断其退路，不灭其主力，傅作义就不可能真正坐到谈判桌前。

当平津战役的大幕徐徐拉开之时，毛主席最担心的就是傅作义率部南逃，为此，毛主席严令东北野战军放弃休整，连夜秘密入关。

当傅作义发现攻打密云的正规部队是东北野战军时，他惊愕不已，连忙飞到张家口，命令救援张家口的三十五军迅速回撤北平。

毛主席在此时罕见地连发了几次大火，他先是批评程子华的先遣兵团攻打密云耽误了时间，叫后卫变前卫，火速进军；后又批评包围张家口的杨成武兵团放跑了三十五军，继而又一封接一封的电报催促杨得志兵团，说话得非常严厉，如果截不住三十五军，由杨得志负责。

在主席的严之下，傅作义的三十五军终被包围在新保安。与此同时，杨成武兵团死死围困张家口，林罗刘率东北野战军八个纵队直插天津、塘沽、唐山三地区，傅作义在军事态势上瞬间陷入极大的被动，北平成了一座孤城。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的三十五军被全歼，军长郭景云自杀。

傅作义得知消息，极度悲观地对刘厚同说：“老师，我的政治生命算完了。”

刘厚同开导他说：“你旧的政治生命完结了，新的政治生命却开始了。现在，你应该认清形势，下定决心，走和平谈判的道路。”

傅作义听了，痛苦不语。

刘厚同又说：“目前平津已陷重围，你想南下也出不去了。张家口已被占领，你要西去绥远，也不可能了。时至今日，只有当机立断，顺乎民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有前途。”

对于刘厚同的劝导，傅作义白天接受，晚上竟又变了卦。

刘厚同气愤地对傅作义说：你非要把日月之光弄成萤火之明。在此关键时刻，你再踌躇不决，就要走入绝路。

此时的刘厚同已年近七十，由于急火攻心，一只眼竟气得失明。

见傅作义还在犹豫，刘厚同愤恨地说：同智者谋而与愚者决。

听到这样的话，傅作义终于警醒。

1948年12月23日，傅作义终于鼓起勇气，通过女儿傅冬菊，由地下党电台给毛主席发去了一封和谈电报，大意如下：

1、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2、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电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3、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4、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安定。

主席接到此电，通过北平地下党，智慧且霸气地通知了傅作义几点意见：

1、目前不能发通电，此电一发傅氏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

2、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军面前的地位会提高。和平解放北平后，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3、傅致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了，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4、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傅作义接到主席的这几点意见，又征求北平各界名流如徐悲鸿等人的意见，对和谈增加了信心。

1949年1月1日当晚，李滕久和崔载之引导李炳泉面见傅作义，傅作义情绪很好。但1月5日，一张以林罗名义发表的《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摆在傅作义桌面上，又引起了他的误解与焦虑。

傅作义以为，这是敦促自己的投降书，因此思想波动非常大，甚至产生了自行解除兵权，自己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的不智之念。

庆幸的是，在这一历史关口，傅作义最后还是选择了识时务为俊杰。

1949年1月8日，傅作义的代表少将处长周北峰、燕京大学张东荪教授，秘密赶到蓟县八里庄，与林聂罗刘举行第二次和谈。

这次和谈，双方都没有绕弯子，谈虚的。

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将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的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开出这样的条件之后，林彪特别指出，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刻。

历史人物，向阳的一面，往往也是复杂，伴有阴影的。

在这一历史时刻，业已失去本钱的傅作义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筹码了，但因为手中还握着平津两座城池，因此他心有不甘，在最后时刻依然没有明确表态。

为了与平津前线司令部继续周旋，傅作义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接受马占山等人建议，派能充分代表自己的邓宝珊前去进行第三次谈判。

邓宝珊前来时天津总攻还没有正式开始，聂荣臻告诉对方，上次谈判要求14日答复，因没有履行，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

邓宝珊当时认为打天津绝非易事，至少需要一个时间。

林彪轻蔑地说：“有三天就足够了。”

果然，前线部队在扫清外围据点后，1949年1月14日10点开始总攻，仅仅用了27个小时，便全歼守敌，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被俘，解放天津。

为促成最后的和谈速成，16日清晨，我方将陈长捷押到谈判室，请邓宝珊过来见面。

陈长捷看到邓宝珊之后，当场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家伙躲在这里，以和谈为名，吃饱了磨牙玩，就是不签字，让我和13万天津兄弟当牺牲品······”

这一幕虽是和谈中的一个小插曲，却极具象征意味。

从此，傅作义再无幻想，一波三折之后终于走向了光明之路。

在和谈开始时，傅作义曾坦承过有五怕；北平和平前夕，他曾对董其武感慨万千地说，北平和平解放这件事，我是冒着三个死，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了解情况，不理解我的人要打死我；二是蒋介石的特务和嫡系，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赞同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

当时有一种舆论，北平和平解放，这样完满的结局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傅作义虽然反复过，犹豫过，挣扎过，但瑕不掩瑜，最后他能顺应历史潮流，顾全大局，是非常了不起的。

放下比举起，有时候需要更大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