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秘档解密，在克格勃的一份文档中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蒋经国在苏联，曾有过一位中国妻子，她的俄文名叫索比诺娃，中文名叫冯弗能，也就是冯玉祥的女儿。

蒋经国与冯弗能在苏联秘恋，始于当时“看上去很美”的中苏关系。

1925年前后，苏联明确支持中国两股带有革命色彩的军事力量，一股是南方国民党的孙中山，一股是西北的冯玉祥。

因为对苏联革命经验充满向往，当时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纷纷将子女送往莫斯科学习，其中就包括当时尚未撕毁面具，还没有完全背叛革命的蒋介石。

他把长子蒋经国送到了莫斯科。

那一时期，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更深，他本人曾于1926年5月至8月到苏联深入考察两个月，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顾问。面对革命同志纷纷送子女去莫斯科留学的热潮，冯玉祥本身就极善作秀、弄潮，所以在这股潮流中，他表现的很积极，他的子女，包括原配刘德贞所生的冯洪国、冯弗能、冯弗伐，以及继室李德全所生的冯理达、冯洪达，全部被送到了苏联。

据说，在苏联，这些革命的二代很受苏联少女的欢迎，一些知道蒋经国身世的苏联少女更是对其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但是蒋经国却格外稳重，对跨国恋似乎缺少兴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蒋经国的性格，骨子里有非常沉非常硬的东西，绝非花花公子可以比拟。

但稳重的蒋经国，也不是一块不解风情的木头。

他这种人，很容易被共同的理想所点燃。

据克格勃的秘档显示，蒋经国与冯弗能在苏联“公民婚姻状况登记处”登记结婚的时间是1926年，蒋经国是1925年10月到的莫斯科，这就意味着两人是快速热恋，并且具有闪婚的色彩。

令人唏嘘的是，因为国内风云变幻，蒋冯两人的国外热恋，刚刚开始，就迅速消亡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苏联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随即大变，并加紧拉拢冯玉祥，以防其倒向蒋介石。

但见风使舵，临阵倒戈，是冯玉祥的本色。

见同流合污有利可取，1927年6月2日，冯玉祥不顾苏联反对，发表通电宣布与蒋介石携手合作，并采取行动进行“清党”，同时遣返苏联顾问，与苏共断绝关系。

面对这一突变局势，苏联当局通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知识青年，要求他们立即与蒋介石、冯玉祥划清界限。

此时的蒋经国，一半因为热血，一半因为已成人质的现实，他“审时度势”，随即与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限。

但是冯弗能却不愿背叛父亲，当然也可能因为她是女的，承受的压力不大，冯弗能当时的态度很鲜明，绝不与父亲反目，坚持要返回中国，并企图影响蒋经国。

被残酷的环境压迫着，无奈之下，蒋经国只好在当年的7月写下一份声明，蒋经国攻击冯弗能思想有问题，“她想对我加工（思想改造）”，认为她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影响他的特殊人员，终了表示与冯弗能即刻脱离夫妻关系，不愿与她一起回国。

这份声明宣告了蒋经国首次婚姻的失败。

此后一生，他将这一段经历始终深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不露一点痕迹，有人评价这是因为历史的羞耻心，毕竟这一段经历太荒诞，尤其是放在随后的人生大历史中，当时的红不是真的红，而是另一种可怕的黑。

因为父亲蒋介石背叛革命，随后的蒋经国作为人质，在苏联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漫长苦难。

正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苦难岁月里，蒋经国与孤身一人在外工作的俄国少女芬娜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蒋经国与芬娜结缘，台湾地区曾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浪漫故事，说他们的相识缘起蒋经国的英雄救美。

剥去这层浪漫的虚壳，更多的人则相信，他们起始于平淡，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患难见真情。

据说，芬娜的娘家曾是沙俄的旧贵族，十月革命后家道中落，境遇窘迫，芬娜为数不多的工资所得还得交出来维持家计，而蒋经国作为人质，在异国他乡孤苦伶仃，两人同病相怜，彼此关心照顾，天长日久，便相互萌生了爱意。

1935年3月，在《国际歌》的歌声中，一对异国患难情侣，终于结下白首之盟。就在他们结婚的当年，芬娜生下了长子艾伦，也就是蒋孝文；次年又添了一位千金，小名爱理，也就是蒋孝章。

在当时，两人婚姻生活虽然是幸福的，但属于他们的苦难生活远远没有结束。

1936年6月，因为受到各种斗争的牵连，蒋经国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的职务被解除，回国申请也屡次被拒，生活再次陷入困顿的境地。

蒋经国在日记中记下了当年的困苦：“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了我。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持。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否极泰来。

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经国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1937年年初，苏联方面同意蒋经国回国。是年4月，蒋经国携妻带子回到了南京，拜见了分别十多年的父亲蒋介石和从未谋面的后母宋美龄。

蒋介石对这位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俄国儿媳，起初并不习惯，但相处两三个月后，他发现芬娜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照顾孩子十分周到，几乎具备中国传统妇女的一切美德，于是高兴地为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蒋方孃”，后因“孃”字不好发音，改为“蒋方良”。

走出苦难的蒋方良，始终深情地陪伴在蒋经国身边，静水深流，让人感佩。

1945年抗战胜利，蒋经国举家从重庆迁往上海郊外，这一年，蒋方良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蒋孝武，1948年又生了第三个儿子蒋孝勇。

蒋方良生孝勇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在医院一度陷入昏迷，蒋经国那时候公务繁忙，只去医院探望过一次。

“蒋家王朝”败退到台湾后，有一次蒋孝勇过10岁生日，蒋经国特意买了一个三层大蛋糕送给他们母子。

蒋经国对孝勇说：“这是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

在陪伴蒋经国的53年里，包括宋美龄有时候都觉得蒋方良过于沉默，逆来顺受，过得很委屈，但真正懂她的却又说，蒋方良因为深爱而是另一种伟大。

在台湾，蒋经国身患糖尿病，蒋方良便坚持每天亲自下厨，监督厨师做适合糖尿病患者吃的菜肴。

1970年4月，蒋经国访美遇刺，险遭不测。

消息传来，蒋方良大为震惊，立即打电话到纽约，询问详情，得知蒋经国确实安然无恙后，这才放下心来，喝一口水。

蒋经国返台的那一天，从不愿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蒋方良破例到机场迎接丈夫。当蒋经国出现时，她当着机场盛大的欢迎人潮，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与蒋经国长时间拥吻。据在场人士估计，这个吻至少长达20秒。

这20秒的长吻里全是蒋方良的深爱。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命运之神愈仁慈，命运之神愈残酷。

这句话，用到蒋方良身上太深切了。

1988年年初，与蒋方良风雨同舟五十余载的蒋经国因病辞世。

蒋经国病重时，蒋方良一直服侍左右，因为太过劳累，心脏病发作。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停止呼吸的那一瞬间，蒋方良正在隔壁房间吸氧，未能与蒋经国诀别，对此，她后悔不已，久久不能走出“永失我爱”的悲痛。

得知蒋经国辞世，蒋方良难以走出悲痛，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从美国寄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读到许多追悼经国先生的文字，也听过不少人在追悼会上的哀思，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牺牲最大、奉献也不少的人——你，经国先生50年来同甘共苦的伴侣，因为你是一个默默无声的奉献者。

我和你相识不深，和你见面大概也不到10次，但每次见到你时，我你有无限的同情，也带些不知该不该有的不平。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为了追随你的丈夫，你离开了自己的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

国际间的第一夫人我领教过的为数不少，她们除了与自己的夫婿共享荣华之外，有不少还几乎做自己丈夫的幕僚，风光之极。如今我看到你含泪坐在轮椅上的照片，我有一份无限凄怆的同情，你看来如此孤单，如此落寞。

你的一生已做了无时无刻的奉献，现在该在悲痛之余多爱惜自己、多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在你有生之年，希望你在空余时间回述一下你50年来在中国的大小事，一定会是一本有历史性的可读课本。

然而，在有生之年，蒋方良最想做的事情依旧是陪伴，即便她的爱人已经逝去。在漫长的孤单而落寞的日子里，她几乎每一天都要到蒋经国的房间里摸一摸，并且要求随从常带他去大溪看看蒋经国的遗容。

只要身体允许，她时常到基隆碧沙去瞻仰蒋经国的铜像。蒋经国的这座铜像是1989年基隆渔会为纪念蒋经国大力支持建港而塑造的，是台湾唯一的一座铜像。

蒋方良每次到铜像前，总是仔细地端详一会儿，似乎在追忆往事，然后慢慢伸出手，慢慢地抚摸可以摸到的铜像的每一处，最后缓缓地绕铜像一周。

最让蒋家人泪目的是，蒋经国去世后，蒋方良从不远行，因为她要陪伴自己的丈夫。

让许多人难以释怀的是，即便悲伤已经成河，但悲剧却并没有住脚。

自蒋经国去世后，在往后的几年中，每隔一段时间，台湾民众总能看到蒋方良佝偻的身影。令人遗憾，使人窒息的是，几乎每一次都是在葬礼上。

1989年4月14日，见证蒋经国与蒋方良苦难爱情的长子蒋孝文因咽喉癌去世，那时蒋经国才去世一年多；过了两年，次子蒋孝武又猝死在医院里。

再过几年，1996年12月22日，小儿子蒋孝勇因食道癌也病逝了。

孝勇弥留之际，一直在等着妈妈。

蒋方良赶来后，握着小儿子的手说：“你安心地走，妈妈到了。”

这句话，几乎就是蒋方良人生最后的话语。

后来，她只剩下无声地“活着”，直到2004年12月15日在台北病逝，享年88岁。

因为蒋方良无私奉献、深情挚爱的一生，蒋经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婚外恋，曾饱受诟病。

他本人晚年也曾深沉而含蓄地说过，那是他一生背负的十字架。

蒋经国的这位婚外情人，名叫章亚若。

有一点是少有人提及或者被刻意隐去的，章亚若在赣南认识蒋经国时，并不清纯，此前她有过一段维系八年的婚姻，丈夫是她的表哥唐英刚，两人生下两个儿子，后来唐英刚郁闷自杀，章亚若隐瞒婚史，叫两个儿子改口叫自己“三姨”，然后以进步知识青年的面目，托人介绍，设法进入了当时蒋经国主持的赣南行政专员公署。

蒋经国与章亚若是情投意合，产生爱情，还是蒋经国在压力之下的一时兴起，各方说法不一。

透过迷雾，只要深入地去看，不难看出，章亚若这个女人，是颇为热情，很有手段，并且非常高调，有上位之心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章亚若怀上了蒋经国的孩子。

那一时期，蒋经国因为在赣南锐意进取，树敌颇多，压力很大，稍有闪失，可能就会丧失政治前途。

为了免受婚外情的不利影响，蒋经国随后秘密将章亚若送到桂林待产。

据蒋经国身边人提供的说法，章亚若在桂林，不听劝告，总以“蒋夫人”自居，高调混迹在桂林上层官场，影响很坏。为了经国兄的政治前途，某些人便擅作主张，用一剂“毒针”谋杀了她。

关于章亚若死于谋杀的说法，香港的《镜报》曾发表过一篇署名陈琛的“内幕”文章，其中披露：章氏兄弟（章孝严、章孝慈）的生母，是蒋介石令他的头号杀手戴笠，于抗战期间在桂林杀害的。蒋经国之所以不重视这对双胞胎，是因为此乃当时的蒋经国一时之兴，无心插柳所致。因为蒋经国曾警告过章亚若，不要怀上他的孩子。

对于如此“不恭”之说，章亚若昔日密友桂昌德曾投书《镜报》，桂昌德说：“不错，章亚若的确是生产后死在桂林，被人谋害，但不可能是蒋介石下的手。”

“老先生喜获麟儿，喜出望外，此系华夏炎黄血统，岂有杀媳之理，虎虽毒不食其子，委过于老先生，让他背黑锅，未免冤枉也。”

当年，蒋经国与章亚若赣南结缘，其中曾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牵线人，此人便是长期追随蒋经国的心腹干将王升。

1992年1月10日，正值蒋经国逝世四周年，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台视”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主持人凌峰的采访，在谈及章亚若之死时，王升特别澄清说，章亚若不是被毒死，而是因病找不到抗生素治疗而死亡。

对于章亚若之死，蒋经国曾经的一个举动，或许暗示着什么——

曾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任职的徐君虎透露过，章亚若病逝桂林年余后，他陪同蒋经国四处走动，抵达漓江一带时，曾提醒蒋经国说章亚若的墓地就在附近，问蒋经国是否有意前往祭拜。

蒋经国听了，略带慨叹地说了一句话：“莫要再提此事了。”

······

对于蒋经国的私生活，民国著名报人，曾与蒋经国相处甚久的曹聚仁曾有一个经典评价：“他并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