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有鉴于国民党军对边区的封锁以及日伪军扫荡，当时朱老总根据中央指示发动大生产运动，并亲自赴南泥湾踏勘。
第二年春，王震率领359旅部队开赴南泥湾，短短两年时间就把这块荒地开辟成塞上江南，王震以及359旅后来也成为“延安精神”的代表。
王震建国后长期担任农垦部部长，多半也是源于他在南泥湾垦荒的经历。
359旅这支部队也成为八路军六个旅中，名气和威望仅次于陈赓386旅的存在。
不过，有件很有意思的事儿，过去我们一聊起359旅，首先想到的是王震，甚至认为王震是359旅首任旅长。
其实不然，359旅初建时，王震只任副旅长，当然因为那时国民党军不允许我们在部队设立政委一职，所以王震实际上是359旅的政委。
当时，359旅旅长是从井冈山上下来的老红军、开国上将陈伯钧。
一陈伯钧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井冈”。
也正因为如此，有资料表明，他是毛主席最喜欢的三位爱将之一（另外两个是刘亚楼、许世友）。
不仅如此，陈伯钧是黄埔六期毕业，后来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中立功，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当时该团是属于我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200多人。
1927年8月南昌起义时，该团划归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下辖，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原定该团是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但途径九江时被张发奎察觉缴械，陈毅、陈伯钧也只能脱离部队追赶起义军。该团后来在叶剑英的率领下参加了广州起义。
陈毅、陈伯钧脱离教导团以后，追上了起义部队，陈毅任营党代表，陈伯钧被安排到了贺龙的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
不过，在起义部队被打散以后，陈毅跟随朱老总继续领导起义部队，后来发动了湘南起义，陈伯钧则与部队失去联系后，经党组织安排，参加了毛主席在湘赣边界领导的秋收起义。
从陈伯钧早期的经历，也不难看出他为何能在毛主席心中占有位置了。
两个人熟到什么程度呢？陈伯钧管毛主席叫“老毛”。“老毛”是属于一个比较亲切的称呼，历来也就只有从井冈山上下来的一些老同志和一些党内较老资格的一些同志叫。
有意思的是，陈伯钧还因为这个称呼，被扣上“不尊重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帽子。
1944年1月，陈伯钧在陇东任385旅副旅长期间，收到一封老总的来信，点名批评他把毛主席称为“老毛”、“毛先生”很不礼貌，陈伯钧被批评的一头雾水，后来他才搞清楚。
原来，之前陈伯钧在陇东给干部做报告时提到毛主席，引用过别人称毛主席为“毛先生”的话，后来在和旅领导谈话时，也用“老毛”称呼毛主席，被人告了状。
陈伯钧那时很不满党内这种风气，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个别人以余谈笑语来作为一个同志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又断章取义，抓住个别词语，不管前后内容，片面发挥，以致惹起老总的严正批评。”
为了消弭这件事的影响，陈伯钧后来主动承认了错误，并公开检讨：
“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
陈伯钧后来也曾多次想向那位批评自己的老总解释这件事，但因为战争年代工作繁忙，以至于错过了解释机会，陈伯钧晚年谈及此时，还引以为憾。
从这件小事也说明，陈伯钧参加革命期间经历颇为坎坷。
二陈伯钧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井冈”，起点其实颇高。
1927年9月，陈伯钧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后，最初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3营6连1排排长，后来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到袁文才得农民自卫军去做部队的训练和改造工作，历任农革命军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红4军第31团1营1连连长。
对比建国后同授上将的战友，只有少部分参加了红军。
当时，井冈山上的红军，军事干部比较少，有军事院校资历的就更少，黄埔六期毕业的陈伯钧自然就是重点关注的对象。
不过很遗憾，陈伯钧刚上井冈山，就犯了个错误。
1928年2月，陈伯钧调任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干部大队副大队长，当时大队长为黄埔四期毕业的吕赤。
吕赤同样是参加秋收起义上的井冈山，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八连连长，三湾改编后出任干部队队长，从这个任命不难看出，显然是要重用他的。
可惜的是，吕赤还没来得及发光发热，就过早的牺牲了。
同年3月，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把手枪，只是稍显老旧了一些，但对于当时正缺少武器的工农革命军而言，却是一把不可多得的“神兵”。
陈伯钧爱不释手，拿回来后就反复擦拭，还跟大队长吕赤炫耀。他和吕赤关系很好，不仅同为黄埔毕业，而且还是四川老乡。
吕赤当时取笑他把“铁疙瘩”当“宝贝”，还说这把枪无论怎么修也不灵了，陈伯钧不信邪，拿着枪就要试一试。
可没想到的是，就在陈伯钧挥舞之间，这把枪响了，射出的子弹刚好击中了一旁的吕赤的头。
吕赤当场牺牲。
陈伯钧人也吓傻了，呆呆地站在原地动也不动，周围的战士一拥而上把他抓起来。
按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陈伯钧跑不了，即便就是按最一般的处理办法，也是要一命偿一命，况且吕赤在军中平素很不错，威望也很高，很多战士们义愤填膺，要求严肃处理。
后来还是毛主席站出来说情：
“如今已经死了一个黄埔生，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名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
有些战士仍然愤愤不平，毛主席还耐心的做工作：
“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
陈伯钧被打了一百板子，但总算是侥幸保全了性命。
1955年9月大授衔，陈伯钧被授予了上将，回到家里以后，他把授衔的证书摆在桌上，并对家人说：
“当年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早就死了；如果不是我开枪走火，吕赤同志也应该是上将。”
三还有件事对陈伯钧影响很大，后来被他原原本本的记在日记里。
1937年9月，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疆场，陈伯钧那时已经调任红六军团军团长，部队改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后，他理所应当的出任了首任旅长，政委王震任副旅长（其实还是政委）。
部队完成改编后，先是驻防在洛川，有意思的是，因为是统一战线，少不了要和当地国民党军联系，当时七一八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了一盒名片，陈伯钧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
不过，这件事情后来以讹传讹，称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十分不满。
陈伯钧也是后来才了解到，当时他的警卫员与毛泽东的警卫员一起玩耍时，曾把其保管的“少将旅长”名片给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一张，至于毛主席说了什么话，并不清楚。
“名片事件”告一段落后，紧跟着就传来“旅长打人”的事儿。
1937年10月17日，陈伯钧率部驻防洛川时，因当时天气渐寒，部队急需棉衣，因此陈伯钧召集旅部召开后勤工作会议，准备到延安采购一批棉衣，顺便解决一些物资需求。
陈伯钧安排完旅部会计老袁去延安后，就去主持开会了，可会开了一会儿，就听到了院子里传来吵嚷的声音，陈伯钧是个火爆的脾气，一听这个动静会也不开了，冲出来就问：
“什么人吵架？”
会计老袁哭哭啼啼的跟旅长报告：
“我要去延安领款，正好他们的车去那边，我要搭车，他们不光不让搭，还骂人！”
当时，旅部大院里停着一辆卡车，这辆卡车本身 不是属于359旅的，而是属于军委直属的摩托学校的，当时摩托学校正巧也要派人到延安去办事。
老袁觉得大家都是八路军，就托他们稍带上他一起去。
不料，摩托学校的人心高气傲，竟然拒绝带老袁去延安，双方你一言我一句，就争论起来，摩托学校的学员一部分是从延安步校抽调来的，一部分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大概骨子里也有些傲气，嘴上说话没个把门的。
应该指出的是，在那个年代，汽车本身也是属于比较罕见的东西，摩托学校本身装备也很少，一个个宝贝的不得了，会开车的人就更是宝贝，难免说话有些冲。
陈伯钧一听原由，本就性如烈火的他也不免生气。哪知道摩托学校的这个学员也是个愣头青，根本就不买陈伯钧这个大旅长的帐。
双方争吵间隙，陈伯钧忍不住火，上去扇了那人一巴掌。
在场的人见双方火气都浓，赶紧把人都拉开了。
本来这件事情也不大，双方说和一些，就都过去了。可没想到传来传去，这件事情居然传到了延安，传到了毛主席的耳中。
两天后，359旅接到通知：
“着旅长陈伯钧马上到延安杨家岭报到。”
陈伯钧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
其实对于打人这件事，陈伯钧也十分后悔，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因摩托学校的司机不载袁会计上延安领公款，还蛮横无理取闹，我劝告无效，气急之下打了司机一个嘴巴，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
10月22日，毛主席在延安召见了陈伯钧，并当面批评他：
“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
陈伯钧也当面向毛主席承认错误。
不过，毛主席还是做出了严肃处理，要求陈伯钧暂缓出发到前线，先安排到党校学习。
几天之后，张闻天也把陈伯钧叫来批评：
“作为八路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轻率动手打人是“军阀思想”。”
当时，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遵义会议以后），他批评的话就要重的多。
盖因当时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参加抗战，一言一行都很重要，陈伯钧意外在这件事上被抓了典型，受到了严肃的处理。
整个抗战时期，陈伯钧基本上都是在后方，除了39年2月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长期间，率抗大学员参加了陈庄战斗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