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晚年病重之际，毛主席再次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第七次特赦战犯。

这些战犯虽然大多是国民党军官，但此时新中国早已成立多年，所以此次特赦战犯我党不仅开了特殊的欢送会，而且还给每人发了补贴，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而在特赦之后，有10名战犯主动提出要去台湾，接到申请之后，党中央很快就进行了批准。

可没想到的是，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台湾的蒋介石却惊呼：这是要我的命。

上世纪中叶，新中国刚刚成立，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却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和平。

朝鲜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台湾岛内蠢蠢欲动，两岸关系剑拔弩张。

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统一，这个关乎国家未来走向的重大抉择。

最终中共中央选择了后者，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对国家长远利益的深思熟虑。

毕竟一场战争带来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而和平统一则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从1959年开始，我党便开始了分批特赦战犯的行动。这一举动无疑向世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和平统一，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和宽容来化解两岸的敌对情绪。

从1959年到1966年春天，我党先后六批战犯获得特赦，重新回到了社会。这些人中既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有普通的士兵和特务人员。

1974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台湾问题。他深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夙愿，也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

经过深思熟虑，毛主席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特赦最后一批战犯。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赦免，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毛主席的指示清晰而明确：“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随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开始落实特赦的具体细节。公安部长华国锋受命整理战犯名单，并提交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

在报告中，华国锋提出有13名战犯应继续关押，不予特赦。

但毛主席看过报告后却批示道：“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毛主席深知，强制改造并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只有给予他们自由和尊重，才能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而融入新的生活。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正式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293名战犯。

这其中包括国民党军官、党政人员、特务、伪满战犯和伪蒙战犯。至此，所有在押战犯全部得到特赦。

不仅如此，政府还为获释的战犯们提供了优厚的待遇，每人每月发给100元生活费，并享受公费医疗，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复杂的情感：战犯归台之路上的波折

特赦的消息传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如同一道闪电划破沉寂的夜空。高墙内的战犯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囚禁生活后，终于等来了重获自由的曙光。

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两鬓斑白，步履蹒跚，但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燃烧着对自由的渴望，对家人的思念。

他们可以重新回到社会，与家人团聚，开始新的生活。这是一份迟来的幸福，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

在这些获释的战犯中，有十个人显得格外特殊。他们分别是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邨、赵一雪、张铁石和张海商。

他们都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在内战中败北被俘。与其他战犯不同的是，他们的亲人大多都在台湾。因此在得知特赦的消息后，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向政府提出了回台湾与亲人团聚的申请。

多年来，他们只能通过书信与家人保持联系，音讯断绝是常有的事。如今，他们终于有机会与家人重逢，怎能不激动万分？

可这十名战犯的归台之路，却充满了曲折和坎坷。他们的申请在台湾当局内部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当时蒋介石已经病入膏肓，当他得知这十名战犯即将归台的消息时，不禁惊呼：这是要我的命。

蒋介石深知，如果台湾当局拒绝接收这十名战犯，必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损害台湾的国际形象。可如果接收他们，又会对台湾内部的政治稳定造成冲击。

因为这十名战犯的回归，无疑会戳穿国民党长期以来制造的“反共”谎言，动摇其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让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不久之后，蒋介石病逝，他的儿子蒋经国接掌了台湾的领导权。

面对这十名战犯的归台申请，蒋经国也感到了棘手。他深知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将会对台湾的政治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经过权衡利弊，蒋经国决定采取“拖”字诀，既不拒绝也不批准他们的申请，希望以此来拖延时间，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

而在香港，这十名战犯焦急地等待着台湾当局的回复。他们原本以为，回到台湾与亲人团聚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想到却遇到了如此大的阻碍。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的希望也逐渐变成了失望。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煎熬和痛苦。

1975年6月初，张铁石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接到了香港富都酒店。在那里，他不仅被骗走了所有的路费，还被告知，如果想回台湾他的儿子必须以全家的生命财产作担保。

在绝望和愤慨之下，6月5日，张铁石在酒店房间内自缢身亡。

张铁石的死，震动了其他九名战犯，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台湾当局的残酷行径，遭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

张铁石的悲剧，给其他九名战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们意识到，回到台湾的希望已经破灭。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重新选择人生道路，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关切，并承诺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安置。

这九名战犯，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最终做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

赵一雪、张海商和杨南邨选择回到大陆，他们被分别安排到上海市政协、湖北省政协和四川省政协担任委员。

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和周养浩则选择前往美国，他们希望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远离政治的纷扰。

蔡省三和王云沛选择留在香港，蔡省三以写作为生，并积极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

王云沛则继续寻找机会与在台湾的亲人团聚。1978年，他终于与妻子在美国团聚，但好景不长，1979年，王云沛在香港病逝。

十名战犯的归台申请，虽然以悲剧收场，但却在客观上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在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呼吁下，1987年，台湾当局终于宣布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此，两岸同胞可以自由往来，骨肉分离的局面终于得到缓解。这十名战犯的遭遇，虽然令人遗憾，但却在无意中成为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催化剂。

参考资料：

中国政协网：2018-08-27：从战犯到公民——周总理秘书童小鹏回忆特赦战犯的教育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