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要说中国当下最自信的女人，董明珠第二，无人敢第一。

而她人生最颓废的时候，曾窝在宿舍读书消磨时间，其中一本书让她读得哭到停不下。

这本书的女主和她一样，也姓董，叫董竹君。

董竹君12岁被卖到青楼之后，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智慧，15岁成为督军夫人。后来创业，开办了新中国第一所能接待外宾的大酒店。

受此鼓舞，董明珠决心重新站起来，开始了属于她的传奇人生。

在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年代，董竹君的成功，有什么经验可供后人学习？

看完今天的故事，你也许能找到答案。

15岁那年，我做了人生第一个重大决定。

一天晚上，我支开看守，趁他离开冲下囚禁我的楼梯。

我攥着两毛钱，跑到弄堂口，把钱塞给黄包车师傅，让他一路往上海日租界方向狂奔。

到了熟悉的房门口，开门的包车夫一看惊呆了，说道：“小姐，你怎么来了，他们正在打包行李，马上准备出发日本……”

夏爷突然看到我，又惊又喜，一把我抱住兴奋大叫：“哎呀，你竟然真的逃出来了。”

我一把推开他，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些，我们赶紧逃，要快，快，快，他们追来了。

我们飞速下楼，坐黄包车逃到了日租界的旅馆。

两个星期后，我和夏爷结婚了，成了四川最高军事长官的夫人。

我们结婚时夏爷才27岁，是我敬佩的革命党人，袁世凯正悬赏三万要他的人头。

之前他们为了掩护革命党人的身份，经常到上海最好的妓院去开会，我是那里的“清倌人”，只卖唱不卖身。

我出生在上海一条破旧的小巷子里。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给人当娘姨，尽管拼命干活也不得温饱，我的一对弟妹，都因为营养不良和生病夭折了。

由于我从小长得好看，被人称为“小西施”，父母送我到私塾读书，希望我长大能嫁个好丈夫，一家人好有出头之日。

没想到，父亲得了严重的伤寒病，家里越来越穷，也付不起学费了。到了12岁那年，我被三百元抵押到妓院里，做三年“清倌人”。

我虽然不愿意，但有什么办法呢，比起“卖身葬父”，我只是卖卖唱而已，只能含泪答应了。

初入妓院时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高等妓院很讲究规矩，卖身的叫大先生，卖唱的叫小先生，只要表明身份，客人是不会勉强的。

我很快成了妓院的小摇钱树，认识了很多公子哥。

但是妓院里的阿姨对我讲，老鸨马上就会逼我做“大先生”了，如果我坚决不接客，也许会找个出钱多的人，把我卖去做姨太太。

阿姨对我很好，让我赶快找个归宿，她说，夏爷对我就不错。

夏爷名字叫夏之时，高大英俊，穿着灰色长袍、黑缎马褂，和我聊天时从不开玩笑，还相当同情我的经历。

他出生四川大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在辛亥革命后就做了四川都督，来上海是准备联络其他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

夏爷是真心对我好，袁世凯搜捕革命党人时，他就准备为我赎身，娶我做妻子，带我到日本读书。

老鸨狮子大开口，要三万块赎身费，我听了又气又恨，让夏爷一文也不要出，我想办法逃出来。

我也是真心敬佩夏爷，如果他出了钱，以后一旦不高兴，也许会说“你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绝对受不了，我们要做平等的夫妻。

夏爷很支持我的想法，让我回去想办法，他等着我。于是有了深夜逃出妓院的那一幕。

我去得正好，再晚一点，夏爷他们就都上船了，我的命运也许就是另外一番样子。

当时我和夏爷刚走，他的哥哥留在后面，就被妓院的追兵抓到，被巡捕房关了一个礼拜，罚了一千元钱，放出来了。

夏爷感觉这件事让哥哥丢了脸，当时我年轻，只顾自己，对夏爷的表现还有些不高兴。

我们结婚后，上海时局更加紧张，袁世凯到处谋害革命党人。上海众革命党人紧急购船票，东渡日本。

一个云雾弥补天空的早晨，我们悄悄离开日租界，分头行动，前往上海杨浦区码头，混在喧嚷的人群中上了船，躲在船舱，直到出吴淞口，才松了一口气。

也许是晕船的缘故，甲板上人很少，只见孙夫人宋庆龄来回从东头走到西头。刚刚重获自由的我不怕晕船，时时远眺蔚蓝无边的大海。

到日本没几天，安顿好住所我就开始学习日文，后来夏爷同时请了五位家庭教师，给我数理化、日文、中文、历史、地理，甚至动植物学。

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其中一位老师给我重新取了名字，名叫“董篁”，字叫“竹君”。

从此，“董竹君”这个名字陪伴了我一生。

革命党人大多都是出身好的有志青年，夫人也是门当户对的富家千金，男女都看不起我。

我心里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用功念书，不给丈夫丢脸，成为他革命路上的贤内助。

丈夫比我年长，像父亲像兄长，除了对我过于严格外，其他都很好。

那时我们住的地方附近，经常有人用箫吹一首爱尔兰民歌，叫《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我很喜欢这首歌。

大女儿出生后，夏爷应要求先回国革命。临走时，他给我一把手枪，让我防贼自卫，但又说，假如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也要用它自杀。

这还不放心，又派弟弟来日本照顾我，其实是监督我的行动。

夏爷回国后，家里常有年轻留学生来串门，男女都有，他们激烈讨论着国家大事，我心里很羡慕那些女学生，心想将来也要为争取女权多做些事。

到1917年，我正准备到法国求学，但突然收到丈夫的电报，说老家父亲去世，要我速回。

我在日本几年，早已不是妓院里的懵懂少女，不仅做了母亲，还懂得了很多国家大事，坐上回国的轮船，想到前途未卜的家、国，心情异常沉重，一点开心不起来。

与幼小的长女合影

女人的预感很准，丈夫的老家在闭塞的四川合江县，是个充满封建气氛的大家庭，婆婆说我是卖唱出身的姑娘，不配做正太太，还让夏之时再娶一个，多亏丈夫维护我，坚决不答应。

我在夏家勤勤恳恳，再加上丈夫的权力，婆家终于接纳了我，让我和丈夫重新拜堂，正式进了夏家族谱。

我开办了两家工厂，希望补贴家用之余，能够促进妇女就业，改变当地的社会风气。

但以我一己之力，要撼动传统太过艰难。而且丈夫被排挤失去兵权后，脾气越来越坏，无论我怀孕还是生病，他只要不愉快就开口骂人。

夫家重男轻女，我连续生了四个女儿，让他想大办宴席庆祝的希望一次次落空，等我生第五胎时，他已失望得毫无准备，没想到这一胎却是个男孩。

丈夫当时正潜心佛法，给儿子取乳名“和尚”，希望他平安无灾，又按字辈给孩子取名叫夏大明。

离婚前最后一张全家福

后来，丈夫仕途不顺，染上鸦片，性格越来越暴戾。他性格中少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增加了许多庸俗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认识时相爱的夏爷了。

四川形式越来越动荡，我们全家来到上海，没想到，他的脾气更差了，又不愿意让女儿接受教育，我们吵得越来越严重。

我想要离婚，他不同意，最后我们商议分开五年，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继续。

他不相信我一个女人离开了他，能带着四个女儿在上海滩活下去，放狠话说道：“你如果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的话，我就在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后来他回四川，又给我写了很长的信，说他爱我的心思从未变过，也语重心长说我是被共产主义骗了，他革命那么多年，比谁都明白其中道理。

我们的分开，除了生活琐事，终归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无论他怎么劝，我也不想回头了，与其回到四川的火坑，不如追求一线曙光，就算是当苦力也能养活家人，何况我受过教育、有文化。

我15岁逃离上海滩，快30岁时带着四个女儿，独自留在上海滩，一切从头开始。

我们分居五年后，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原本约好了四个女儿的抚养费，没想到夏之时不但分文不汇，还致信给南京国民政府做官的友人，污蔑我卷款潜逃，让他们设法把我拘禁起来，逼我回川。

幸好这几位接到信后，并没有理睬他，反而有人亲自把他的信交给了我。

我和女儿的生活只能靠自己，当时我净身出户，只有随身衣着和首饰，一时又找不到职业，只能靠典当东西和借债维持生活、给女儿交学费。

我可以教书，但很难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最好还是设法经商，决定凑些钱办纱管厂，发展民族工业、支持革命。

没想到生意不好，雪上加霜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在上海挑衅，厂房炸毁了。

在此期间，我认识了很多爱国华侨，其中有对我影响至深的菲律宾华人领袖陈清泉。

后来我因为支持革命被抓入狱，他一家也受牵连，返回菲律宾，我们再见已是十年后。

出狱之后我还被监视，不方便活动，厂子彻底失败了。

此时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际，父母相继去世。母亲病逝前想吃个香瓜，怕菜钱不够，都没能给她买。

我几度想要自杀，可我一旦死了，四个女儿又会被夏之时带回四川，接受那套三从四德的教育，我怎能抛下她们不管呢？

我和夏之时正式离婚那一年，有位友人回四川，我请求他帮忙去看看儿子。

友人写信给我，说孩子很懂事，就是不爱说话，见到孩子的时候，他在树下玩沙子，问他想不想妈妈和姐姐，他只回答了一句，她们都把我忘了。

我就知道，我离家出走，夏家人不会说我什么好话。

没想到，又过了四年，儿子九岁了，忽然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现在知道妈妈是好人，今后若谁还敢说妈妈是坏人，我就用拳头打他。

我一阵感动，鼻子酸得不行，又觉得实在对不起儿子。后来才知道，有一个常年跟随夏之时的卫兵，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位不熟悉的四川人，敬佩我当年离开夏家的勇气，答应资助我两千元钱，重新创业。

这是最后的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想了很久，我决定开川菜馆。

当时上海的川菜馆麻辣味太重，当地人很少光顾，我想改进川菜的色香味和装修格调，让川菜打进上海市场。

我把饭店取名“锦江”。

锦江是成都名胜，也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居住的地方，薛涛也是青楼沦落人，我们同病相怜。店徽是我亲手设计的竹叶图案，和我的名字相映照，含义深远。

锦江最初的店面很小，但一开门就是满堂红。

当时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是锦江的常客，几乎没有一天不来，但他也要和别人一起排队。

一次，杜月笙发火了，把招待员叫来说：“生意这么好，人这么拥挤，怎么能不扩充？你告诉老板娘，需要房子我愿意找房东设法。”

在杜月笙的要求下，房主不敢抗拒，只能赔钱让左右几栋房子的租客搬走，腾出地方给锦江。

就这样，别人以为我神通广大，有杜月笙做靠山，生意马上就好做了。

锦江耗尽我全部心血，从装修、摆设、菜品、用人，一切都是我亲力亲为，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比如中西合璧的装修风格，减轻麻辣，发挥川菜“百菜百味”的优势；比如把厨房放到楼上，不让油烟熏到客人；再比如一次性筷子的试用……

这些都是开中国餐饮之先，后来的锦江茶馆，也是中国高端会所的雏形。

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我这样早已名声在外的人，要想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立足，靠谁都不行，只能靠自己。

我处处注意自己和职工的一言一行，锦江的店章不只要求店里的女招待作风正派，还管客人，不管有什么来头，都不能在锦江用局票请妓女唱曲。

自己行得正，不管是帮会大佬手下的流氓，还是国民党军政要人的保镖，我都能把他们镇住。

而且我在四川时就接触共产主义，锦江饭店也成了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的联络据点，我给他们安排专用包房，分配可靠的招待员，有时都不收钱，结账只需要签字。

到1937年，日寇侵略上海，情况坏起来了。

8月13日，不知是被炸坏还是误投，国民党飞机在闹市投下两枚炸弹，伤亡一千多人，锦江的房屋在附近，也震动受损，所幸没被炸坏。

我们当时看到一架飞机从龙华飞来，越来越近，两个黑球从头顶落下，知道是炸弹，就大声叫大家快下楼。

我的女儿和其他人从窗口跳进厨房，听到轰轰两声，像雷一样，我双手抱头卧倒在天台上，像失去知觉似的。

等我清醒过来，看厨房一片烟雾，碗碟碎了一地，墙壁也垮下不少，吓呆了的职工慢慢爬起来，如果炸弹落稍微偏西南一点点，我们连人带店全部完了。

我立刻集合职工，清点人数，少了三个人，自己跑出去看，十字路中心的交通警察岗亭炸得影子都没了。

路上遭难的行人被炸得有的只剩一条腿、一只手或半边身子，许多人在那里把四分五裂的断肢和肉块堆起来，像一座小山。

救护车川流不息，从血泊里抬着奄奄一息的伤者去医院。

死者家属在那里认尸，哭声震天，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三名职工当时正好路过那里，当场被炸死，有两个连尸体都没找到。

很快，上海沦陷了，敌伪汉奸来拉拢我，被我拒绝。他们知道锦江在保护一些抗日人士，给他们提供场所接头聚会，就准备来暗算。

当时上海变成了恐怖世界，经常发现路边麻袋里装着尸体，树枝上挂着手指等等，我也接到过两封恐吓信。

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一个黑衣人借口送钢笔，突然闯进了我的家门，准备对我行刺，好在女儿和保姆反应快，把他赶走了。

女儿说已经有进步人士被刺杀了，我应该赶快离开上海，不然总有一天会倒霉的。

当时大女儿在菲律宾，我准备去避避风头，顺带看看她。

我把锦江饭店托付给手下，家务交给保姆，自己启程赴马尼拉。后来次女也到菲律宾，我们母女三人住在一起。

这次重返菲律宾，我还见到了故交陈清泉。当时他已经有了菲律宾的太太，他说自己要结束婚姻。

因为自己曾经的出身，我很在乎清誉，每次见陈清泉都带着女儿同往，从未单独相处。

后来陈太太找到我和女儿的住处，说想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她说她和丈夫都信仰天主教，在天主面前结合，绝不会同意离婚。

看到陈太太愤怒痛苦的样子，我决定终生不见故交。

我刚开始还准备在马尼拉开锦江分店，后来考虑到时局不稳，想回到上海，没想到，在出发之前，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菲律宾作为美国的殖民地，很快就会成为战场，轮船也都停运了。我顿时一阵眼花，不知道怎么办。

这场战争可能要几年才能结束，我们母女被困在异国他乡，手里又没钱，肯定比在上海更艰难。

果然，马尼拉很快被日军空袭，我们租住的房屋被炸毁，我眼睁睁看着房东姐妹惨死在屋子里，只能搬到郊外。

我和女儿仓皇逃命中，又得知陈清泉因为支持抗日被抓走了。我辗转找到他家时，六神无主的陈太太只剩下哭，说日军抓他时，他还发着高烧，都不让他带药。

我拿着陈太太准备好的药和衣服，去了监狱，我一说日语，看守立马放我进去了。

满身是伤的陈清泉迷糊靠在牢房墙上，一靠近就是浓浓的血腥味，见到我时，他瞬间清醒了，说今生能再见一次，死而无憾。

我曾经想要设法救他出来，但无能为力，这次会面后，他因为不和日本人合作，很快被枪决了。

很多爱国华侨，都被日军关押。混乱的秩序渐渐稳定下来，有工作的男人不愿做日本走狗，躲到山上或闭门不出，因此做生意的反而是女人占多数了。

我估计战争还有几年，不能只靠借贷维持开销，我们也开始做掮客（买卖的中间人），每天早晨搭拥挤的马车进城，晚上再挤车子回家。

战争期间，穷人更是受苦，每天往返的路上，都有赤身裸体、腹部裹着一块破布的菲律宾孩子，手里提着半篮子不新鲜的香蕉、点心向行人兜售，我总是尽量买下来。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多，我们又搬回城内的一处贫民房屋，到这里之后，除了做生意，我每天都要去海滨，呆呆地望着码头，归心似箭。

我担心上海锦江的生意，不知道世界大战何时能结束，异常焦灼。

直到1945年元旦，二战进入了最后阶段，我终于找到回国机会。有条日本红十字会难民船要开到台湾，随后转上海。

我归心似箭，决定跟难民船先走。

分手时，女儿失声痛哭，既为我能回国而高兴，又怕途中遭遇不测。

果然，差点死在半路。

卖票的人骗了我们，说是一张铺位，事实上，男女老幼都挤在底层货舱里，像沙丁鱼一样，进出和大小便都得在别人身上踩来踩去。

船越开越觉得热，按理说是往北开，为什么感觉不到丝毫凉意呢？可谁也不敢过问这件事，被日本人知道了，只能挨顿臭骂。

有一天，船忽然停了，大家才知道到了苏门答腊海，仍然不敢多问。

因为船不开动，空气不流通，传染病蔓延了起来，每次跑出跑进，都听见病人一边呻吟一边叹气。

我住的船舱好多人病倒了，有两个人还没断气就被抛到了海里。后来，得传染病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开始上吐下泻。

本来我怕被日本人拖去工作，假装不懂日语，但现在为了不被鲨鱼吞没，只能用日语求救。

我知道日本人的脾气，只要你会说日本话，他们就另眼看待。

于是，我从通道上一步一步爬到了医务室门口，正好一个日本人出来，见到我就踢，我只好用多年不说的日语请求医治。

他一听我说日本话，马上态度转好，扶我进了门，另一个日本医生问了几句病情，给我打了针，让人送我到传染病室。

次日，日本人来盘问我，知道我去日本念过书，表示很高兴，嘱咐我好好养病。从此，我就利用日语作为我和另几位难民的护身符。

船停了一星期就开动了，开往何处，谁也不敢问，只能听天由命。

到一月底，我身体转好，日本人忽然告诉我们，明天到达日本九州，然后再换船去上海。

第二天中午上岸后，我们在日本巡警的监视下出去逛街，日本满街萧瑟，街上的男女路人愁容满面，他们在绝望和失败的边缘上挣扎着。

我们在旅馆等了四天还毫无音信，旅馆主持人是个好心老太太，告诉我们时局紧张，船都被征去军用了。

我和其他难民商议，准备从九州坐渡轮，渡过朝鲜海鲜到釜山，再坐火车进入中国东北。老太太说，东北很冷，我们穿这么少，不被打死也会被冻死。

但我们只能冒这个险，在老妇人帮助下，我穿着那套肮脏不堪的白衣服，裹着一条羊毛毯，跟警察踩着厚雪，哆哆嗦嗦地到了日本警察厅。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我抢着说，留在贵国徒增麻烦，不如放我们回去，沿路也可以宣传“大东亚共荣”，做些有益于你们的事情。

我乱说一阵，这人听完了，脸上才带了点笑，说让我明天上午去武官府签证。

我吃了一惊，心想，怎么还有一道鬼门关？

次日，我又跟着巡警在冰天雪地里跑，冻得浑身发抖，终于拿到出口证，又让巡警和我去银行领出钱，然后替我们买了到天津的火车票。

轮船渡过危险的朝鲜海峡，终于到了东北三省，火车上拥挤混乱，一路上又冷又饿，我的白衣服变得越来越黑，人像是从煤炭里钻出来的一样。

但一想到路程还很远，不振奋起来怎么行？

我环顾四周，想看看有没有南方人可以求助。

只见附近有两位中年男士和一位日本老人在说上海话，顾不得面子，马上走去开口求借。

我做了自我介绍，他们一听，不约而同地说：“啊，你就是锦江的董先生？大家谣传锦江的女老板已经在马尼拉被炸死了。”

他们借了我们足够买车票的钱，又和我们同行，一直走到天津，才在夜市小摊上买了一碗热乎乎的阳春面，这碗面比什么山珍海味都适口好吃！

一共四十天，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上海。

抗战胜利，在菲律宾的两个女儿才回来，她们含着泪讲，我离开第二天，美军就开始反攻，马尼拉城几乎被炸平，认识的老师、朋友很多都死了。

一次二女儿躺在屋里睡觉，轰炸机又来了，如果不是长女把她拖到防空洞里，弹片就会打在她的肚子上。

我们和所有战争下，手无寸铁的妇女一样，战火中无数次命在旦夕。好在我和女儿都活着回来了。

过了段时间，一位美国空军来见我，把女儿留在菲律宾的两只看门狗带回来，我招待他吃点心，聊起我坐的难民船。

他告诉我，那艘难民船运载了军火和日本重要人物，卖票只是掩饰，美军一直在追踪那条船，想把它炸掉。

事后回想起来，毛骨悚然，我能保住命实在太侥幸了！

回到上海，我又生了病，店里的职工来探望，告诉我说，锦江生意仍然兴隆。只是委托的代理人以为我死在马尼拉，开始胡作非为起来，账务不清。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的法币信用破产，我预料到金圆券一定要贬值崩溃，冒险违反当局的规定，囤积了一年的存货。

当时许多店铺都倒闭了，好在锦江总算没有遭受灭顶之灾。

我一边整顿店务、维持锦江的经营，一边做地下工作，送了一批青年去革命区，又参与营救一些被捕的革命进步人士。

抗战胜利那年的年底，我终于等来儿子大明的信，说他高二的时候正赶上抗日战争危急期间，投笔从戎，被分配到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打了一年仗，现在准备前往东北。

我晓得是要打内战，马上找到了熟识的国民党高官，托他写信帮儿子请探亲假。

我当时身体不好，让二女儿亲自乘飞机去香港接大明回家。知道他们回程的航班后，我早早等在门口，女儿劝我回去休息，她们会把大明带回来。

我不肯，终于让我等到了，母子在机场相拥而泣，自从离婚之后，我和儿子已经16年没见了。

我老了，大明也变了，他长大了，长高了，身子骨也结实了，有些当年他父亲的风骨。我哭着问他：“孩子，这些年你怪不怪妈妈？”

大明诚恳地说，他知道了妈妈有自己的苦衷，当初没带他走，他不怪妈妈。

大明如此懂事体贴，我更是喜极而泣。我对他讲了内战的性质，儿子决定不再参与内战，回去读书，后来还加入地下党组织。

内战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夏之时又给我写信，说上海情况凶险，希望我带着儿女回四川，他把房间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我没有理睬他。

当时他已经对政治完全失望，隐居在合江乡间，靠研究佛教和古玩打发时间。

他有他的追求，我有我的主义。我们终归是两路人了。

1951年初春，我把当时价值黄金三千两的锦江两店全部奉献给党和国家，锦江川菜馆和茶室合并为新的“锦江饭店”。

也在这一年，有位好友灰头土脸来找我，吞吞吐吐的，像是心里藏着什么话又不敢说。

我只觉得有事要发生，主动开口问：“怎么了？”

好友知道，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总有一天，我也会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这个消息。

他抿了抿嘴唇，说：“夏之时死了，是在四川合江老家被处决了。”

一刹那，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世界仿佛都静止了，我觉得嘴巴干得要命，张了张嘴，竟发现喉咙有些干涩，半晌发不出声音，眼泪先掉落了。

我13岁遇到他，15岁嫁给他，26岁给他生了5个儿女。

有些时候，他真的做得不对，但他也曾是个热血爱国青年，况且他爱我，带我去日本留学，才让我增长了见识，走上后来的路。

我擦干眼泪问：“他怎么死的？”

好友低着头，看着地板回答说：“一年前，镇反运动的时候，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枪决的。”

我几近失声问：“为什么现在才得到消息？”

或许，早一点知道，自己还能设法救他一命，可如今……一切都晚了。就像当年在马尼拉，想救陈清泉一样。

好友走后，我打开最底层的抽屉，拿出那尘封已久的照片，那是我们俩的结婚照。

当时他正在被袁世凯悬赏缉拿，四处躲藏，经济情况也不好，给我买了一套半新又不合身的法国式连衣裙，在领口处还有裂缝。

那时候文明结婚仪式还是新东西，大家都没有照相经验。我们两个隔得有些远，笔直站立，面无表情。

现在看起来，觉得好笑，但更多是感想无穷。

我仔细擦去照片的浮尘，把它放在床头，这一放，就是46年。

1997年，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给女儿留下两句遗言。

第一件事，是在墓碑上刻下我的人生总结：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第二件事，是在我的葬礼上，希望女儿为我播放爱尔兰民歌《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

董竹君的自传里，对生命中两位重要的男性，写得都不多，对夏之时也颇多抱怨。

我们查阅了很多书籍资料，交叉印证，把缺失的一部分补了出来，才发现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乱世中，一个女人要不是遇到良人，活下来都很难，谈何事业。

从这一点说，夏之时并非她自传中的那么不堪。

他们的分开，有性格原因，但我想更多是革命理念的背道而驰。

她守着夏之时的照片度过漫长的余生，想必心里也有深深的歉疚吧。

而这歉疚，终归不足为外人道。

编辑：霞姐

资料来源：

《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

《董竹君：一个世纪的百味人生》李礼安

《辛亥革命志士夏之时陵墓迁回成都磨盘山公墓》（中国新闻网 2020-04-21）

《南通之旅：夏大明最美好的时光》（江海晚报 2020-08-30）

《董明珠：能成大事的女人，都懂得这一点 》（源自搜狐，2020-02-16）

《当代合江县人物专题·夏之时》（博雅人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