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8日，刚从会议室走出来，廖汉生便失去了自由，被人押着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入眼便是一片狼藉，遍地乱七八糟。
这时，领头的冲着廖汉生高声喊道：“打倒廖汉生。”
作为一个驰骋战场多年的老将，廖汉生当即与他针锋相对回答道：“我是革命的，你是打不倒的。”
“文件在哪里？”领头那人恶狠狠地问道。
“我从不把文件带回家。”
于是，一些人看着廖汉生，另外一部分人进了房间里开始翻箱倒柜查抄所谓的“黑材料”，摔东西的声音不时传出。紧接着，廖汉生便听到了孩子们和那些人争执的吵闹声、哭喊声。妻子白林现在也还没回家，廖汉生想跟孩子们说几句话，交代一下今后的事情，但由于被人看着，他也没有这样做。
最后，那些人带走了廖汉生的日记、笔记本等一切带字的东西，然后对他说道：“走吧，跟我去军区大院。”
就这样，廖汉生还没来得及见上妻子和孩子们一面，就匆匆被带走了。
廖汉生坐在车上，看着一路被抛在后面的街景，他忍不住问了句：“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
当时押送他的人是个年轻人，没有什么经验，毫不避讳地告诉他说：“因为一张给你的大字报。”
“里面讲了什么东西呢？”
随后，这些人跟他简单说了一下大字报的内容：
“上面写了你的四条罪状，一是杨家跟你家关系向来密切，杨尚昆问题出来后，你为什么没有揭发？二是1964年大比武的错误，你身为政治委员应该负责；三是你既然已经是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为什么还要插手第一军的事？四是你对总部不尊重。”
不久，车子开进了一处营区，廖汉生被关进了一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小房间里。被关后，廖汉生多次提出要求安排人谈话，搞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被抓，到底犯了什么罪？然而，每次得到的回答却均是“彻底交代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来问过他的问题，廖汉生对此感到十分失望。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绝望。被关押期间，他写了一份名为“流年”的材料，回顾了自己从7岁起到现在的所有历史情况。
刚被关押的时候，廖汉生的处境十分困难，除了只能生活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还要被全天24小时看守。专案组的人特意交代看守人员：“这人是反革命，一定要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于是，看守的小战士每天认真完成专案组交代他的任务，时刻监视着廖汉生的一举一动。晚上睡觉，房间里也开着灯，为了方便监视，夏天也不允许挂蚊帐，即使蚊子经常让他难以入睡。
此外，从翻身、起床、上厕所到起身、坐下、写东西等都要事先做报告，得到批准后他才能做，而且，每一项都需要在他们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廖汉生曾在一天里共报告了32次。
随着时间渐渐过去，看守人员也逐渐意识到廖汉生不像是什么反革命，看管便也顺势会稍微松一些。
1969年10月，在林彪的授意下，廖汉生又被押送到了河北邯郸的某师营房。1970年1月，因有地震预报，房子里不让住人。专案组的人搬进了布板搭成的防震房间里，却让廖汉生在寒冷的冬天裹着一床旧棉被待在冰雪中。数九寒天里，廖汉生差点被冻死，他一边防震，一边继续接受审问，直到地震警报解除后他才搬回了房间里住。
进入春天后，廖汉生再次被押上汽车换了个关押地点，被押送到了石家庄。为了保密，汽车在城外来回兜圈子，直到天黑才驶入城区。廖汉生曾在北京军区当了七年的政治委员，跑遍了所属各部队的驻地。车子一进入营区，他便立刻认出了这里是后勤第七分部。
后来，廖汉生才得知，他被押送到石家庄的同时，原先在石家庄的杨勇被押送到了邯郸，两人对换了关押地点。
被关押期间，廖汉生不被允许看报纸、听广播，只能读被指定的毛主席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原来，这两篇文章激励着战士们去夺取最后的胜利。如今，它们却被断章取义，用来逼“反革命分子”交代所谓的“罪行”。
后来，看管松一些后，他又被允许阅读《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和报纸。关在里面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时间，廖汉生也在此期间反复阅读完了《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