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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馆长微鉴
编辑：馆长微鉴
1972年3月初，北京的夜晚春寒料峭。在北京的八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突然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紧急电话，要求他们马上到钓鱼台17号楼开会。
这八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张春桥、姚文元和汪东兴，都是职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江青晚上突然把他们召集起来，想必是出了大事。
周总理也听江青办公室的人说中央出了大事，但具体是什么事情不清楚，便询问汪东兴：“江青同志叫我们去有什么事，你知道吗？”
汪东兴也很奇怪，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出了什么大事，他应该是最先知道的，但现在他也是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既然江青说有大事要开会，大家还是不得不立即赶往钓鱼台。
这一年周总理和叶剑英都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了，经常需要休息，却经常因为江青而受折腾，这次也是一样。而当他们赶到钓鱼台17号楼后，才知道江青把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召集到这里来，原来只是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江青究竟为什么要召集八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把时间调回一天之前。
1972年3月4日午夜，江青进入卧室准备睡觉。此时的江青睡眠质量已经很差，极度依赖安眠药，已经到了没有安眠药就无法入睡的地步。
并且服用的剂量越来越大，服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到这个时候，江青已经需要吃三次安眠药才能入睡了。
这天晚上也是一样，江青第三次服用安眠药入睡之后，护士赵柳恩按照医嘱，同时也是江青的要求，将一份安眠药放在了江青的床头柜上。
这是因为江青的睡眠很不稳定，有时服用三次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便要求护士多给她准备一份安眠药，放在床头柜上备着，方便她睡不着的时候可以马上服用。
赵柳恩完成工作后，便回到护士值班室休息，此时已经是3月5日的凌晨4点了。然而赵柳恩才休息了一个小时，江青就突然打铃呼叫她。
赵柳恩只能立即赶到江青的卧室，只见江青面色阴沉，严厉地说道：“你为什么没按照我的要求，给我准备备份的安眠药？今晚我只睡了一个小时就睡不着了，想找备份的安眠药也找不到，害得我无法入睡。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赵柳恩很奇怪，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已经把安眠药放在江青的床头柜上了，这是她一直以来的习惯，怎么会忘记呢？便回答道：“江青同志，那份备用安眠药我确实摆在您的床头柜上了。您回想一下，会不会是您吃过以后忘记了？”
江青却顿时暴怒了：“我敢肯定，就是你忘记给我放了！我根本就没有吃到，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你居然还撒谎说已经给我摆上了，我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用得着诬陷你这么一个小护士吗？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错误，快把那安眠药给我拿来！”
赵柳恩很委屈，也很犹豫。江青冤枉她还是小事，关键是江青的要求她无法满足。江青已经服用过三次安眠药，再加上这次备用药，已经到了剂量上限了。赵柳恩只是护士，不是医生，只能遵照医嘱给江青配药，没有自行给她增加药量的权力。如果因为这次加药而出了什么差错，她这个小护士根本承担不起。
想到这里，赵柳恩也不跟江青计较究竟有没有放备份药的问题了：“那我去问问医生，看能不能增加一些安眠药，能增加多少剂量？”
谁知这却让江青更加愤怒，直接吼了出来：“医生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你作为我的护士应该听我的！今天的问题不是剂量是否合适的问题，而是你没有给我摆备份药的问题，应该给我补上。”
赵柳恩无奈，此时的她左右为难。不听江青的就是违反了命令，听江青的就是违反了医嘱。想来想去，她还是决定先去找医生请示。在医生同意后，赵柳恩才又增加了一点药量。江青这才满意，再一次服用安眠药后终于睡下了。
然而，此事并没有这么结束。江青之前已经三次服用安眠药，又服用了一次备用药，再算上这次，江青一晚上已经五次服用安眠药了。由于长期大量服用安眠药，江青已经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她一次服用安眠药的剂量，都足够没有服安眠药习惯的人一次睡两天了。
可能是物极必反，服用了五次安眠药之后，江青却再也睡不着了。精神反而亢奋了起来，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入睡。江青的疑心很重，总是怀疑有人要害她。这次无法入睡，更是让江青心中涌现出了无数疑问，左思右想之下，江青脑中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那就是赵柳恩已经被人收买了，故意要害她。
想到这里，江青更睡不着了，一直折腾到旭日东升，江青躺不住了，还是打了起床铃。赵柳恩像往常一样服侍江青起床，给她吃了麦片。但江青穿好衣服到办公室后，突然就严厉起来，问赵柳恩说：“你是从哪里调来的？”
“从三〇五医院调来的。”赵柳恩老实回答。
“那在三〇五医院之前，你在哪里工作？”
赵柳恩说：“在广州军区。”
江青一听到广州军区几个字，便开始了联想。因为林彪党羽黄永胜曾担任过广州军区司令员，江青便怀疑赵柳恩是受了“林彪余党”黄永胜的指使，故意下毒来害她。当即骂道：“原来你是黄永胜的人，是他把你派到我这里来的吧！”
此事实在是无稽之谈，黄永胜此时早已被撤职，哪里有能力指使人来害江青？但江青见赵柳恩不敢说话，便愈发深信不疑。她一把将赵柳恩的领章帽徽撕下来摔在地上：“你不配穿戴这些！”但随后又觉得这样可能不妥，又把它们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晚上9点，江青叫来机要秘书杨银禄。他是江青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对江青十分熟悉，此事的记载也正是出自杨银禄的回忆录。
江青命令杨银禄马上召集所有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大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出了什么大变故，都放下各自手中的事务，匆匆赶来。
大家到场后，汪东兴询问江青究竟出了什么事。江青说：“我怀疑身边的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都有问题，我要对他们进行审讯。”
汪东兴啼笑皆非：没有任何证据，仅仅是出于怀疑就要把身边的工作人员抓起来问罪，这是什么逻辑？就为这事就要把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叫来开会？而且审讯这事儿怎么能由江青个人来干呢，这不是私设公堂吗？
周总理也对江青表示反对：“你认为工作人员有什么问题，应该先调查清楚。而且我们也不能对他们进行审讯，应该叫谈话。”但江青却很执着，坚持要叫“审讯”。
随后江青就把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都叫上来：“小杨、大周、小赵都给我过来！”三人坐定后，江青一一发难。
江青先问杨银禄：“小杨你站起来！你老实交代，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么调来的？”小周之前也是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被江青怀疑是林彪的同党。
杨银禄莫名其妙，谁调到江青身边工作，又不是他能决定的，江青问他干什么？便回答道：“工作人员的调动是上级安排的，我也不清楚。”
江青挑不出什么毛病，便命令杨银禄坐下，又质问周金铭：“大周你站起来！你解释解释，为什么让我吃这么多安眠药？”
周金铭更是莫名其妙，吃多少安眠药取决于江青，他又没法强迫，便解释道：“安眠药的剂量是医生和你决定的，我不了解这个问题。”
江青见状便直接把矛头指向赵柳恩：“小赵你站起来。你老实交代，你让我服用这么大剂量的安眠药，是不是小周指使的？”
赵柳恩更是委屈，明明是你自己要求加药量的，怎么又赖我？便回答道：“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药是医生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和你商量决定的。”
江青把三人都“审问”了一遍，却问不出什么，火气更大了。她站起来走来走去，似乎想要再找出什么“把柄”。
此时周总理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气愤地对江青说：“你对工作人员的态度不能好一点吗？这样的态度让别人怎么讲话？我看着都紧张了。”
随后周总理转向保健大夫张佐良：“张大夫请给我一点药吃，我的心情太紧张了。”张佐良赶紧取药给周总理服下。
叶剑英见气氛紧张，便要来江青经常服用的安眠药单子看了看，劝江青说：“你服用安眠药的剂量确实太大了，这本身已经成了毒药了，你今后不吃不行吗？”
“不吃我就睡不着觉了。”江青当即拒绝。
“那少吃点可以吗？”叶剑英又问。
“也不行，因为我吃安眠药已经很久了，有了抗药性，少吃也睡不着。”江青再次拒绝。
叶剑英见江青表示不吃安眠药就不行，少吃也不行，其实已经明白发生什么了，但也不好点破。干脆坐到旁边的沙发上，头往沙发靠背上一靠，闭目养神起来。
而其他几名政治局委员也觉得江青做得实在有些过火了，即便是和江青一党的张春桥、姚文元，也知道江青确实不占理。见周总理都已经批评江青，也就不敢出来为江青说话了。
江青见八个政治局委员没一个支持自己，也有些尴尬。她知道这场“审讯”没法进行下去了，只好自嘲道：“你们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现在该吃药了。”随后江青便让赵柳恩给她吃药，吃完药就看电影去了，这场可笑至极的“审讯”就这么结束了。
不过此事还没完，江青把八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召集过来，就为了私设公堂审讯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这并非小事。周总理、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商量过后，决定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毛主席得知后也十分气愤：“江青私设公堂，要拿她问罪！”
而江青这边也没有善罢甘休，看完电影后她还是没有消气，依然怀疑身边的工作人员。便又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身边有工作人员被林彪余党收买了，请主席给她作主。
江青此举的意味很明显，就是想让主席给她撑腰，让她有权搞审讯。但毛主席早已通过汪东兴得知了真相，在看到江青的信后连圈都没有画，其他几名政治局委员也没一个画圈的。
这封信转了一圈，又回到江青手中。江青见没人赞同自己，很不高兴，但也知道再搞审讯恐怕是不可能了，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至此，由江青多疑而引出的“毒药案”，才终于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