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巴顿将军”
1928年7月22日，平江城的上空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彭德怀、滕代远发动了那场震惊湘鄂赣边的平江起义。由于时间仓促，起义部队当时并未与平江的党组织取得联系。起义的枪声如同惊雷，打破了小城的宁静。
在钟伟家的地下党袁克歧，听到枪声后，立刻断定城里出了大事。他深知，这绝非寻常的动静，于是，他迅速做出决定，派年仅17岁的钟伟进城了解情况。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枪声。”钟伟将军后来回忆道，“开始我还以为是谁家办红白喜事放的鞭炮呢。当袁老师告诉我是枪声时，我心里其实害怕得要命，但还是硬着头皮进城了。后来大家都说我勇敢，其实我那天腿肚子都发抖了。世界上没有天生勇敢的人！”
钟伟的勇敢，并非天生的无畏，而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被时代的洪流和革命的火焰锻造出来的。他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重大，容不得半点退缩。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39年。钟伟被调到了李先念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来支队改编为豫鄂挺进纵队时，他担任了第3团政委。然而，由于与支队领导脾气不合，钟伟一气之下带着老婆、刚出生的孩子和警卫班出走。这一走，可谓是历尽艰辛。他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边打边走，从湖北八面城五圣山一直行至苏北阜宁。
在阜宁，钟伟找到了他的老领导黄克诚。黄克诚不仅收留了他，还让他担任了新四军3师10旅28团团长。有人说，如果钟伟被李先念追了回去，没准就会被当作逃兵给毙了。但钟伟就是这样一个有脾气、有性格的人，他从不畏惧困难和挑战。
钟伟的脾气一上来，那可是相当粗野。甚至粗野到拿枪威逼自己的上级。1949年部队渡江后，钟伟率领的49军孤军深入，在湖南中了白崇禧的埋伏。随军指挥作战的兵团副司令员下令部队撤退，但钟伟坚决不同意，他坚持顶着等援兵。两人争执不下时，钟伟一急，拔出手枪吼道：“...，谁再说撤，我就毙了谁！”结果，副司令还是依了他。
抗日战争中，钟伟任新四军支队长。在苏北一次打日军的战斗中，有两个炮楼需要攻打。其中一个炮楼很快被打下了，但另一个却怎么也打不下来。连长是新调来的，不知钟伟的脾气，有点犹豫。钟伟对警卫连长说：“你去告诉他，一小时内打不下来，提头来见！”警卫连长跑去传达命令：“快打吧，打不下来，支队长要枪毙你！”那个连长一咬牙，终于打下了炮楼。
人们称钟伟为“中国的巴顿将军”，是因为他和巴顿一样桀骜不逊。在军队中，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钟伟却属于另类。战场上，他屡屡违抗命令，却总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化险为夷。
1947年3月，四野发起了“三下江南”战役。那时钟伟是四野2纵5师师长，奉命率部南渡松花江，途经靠山屯准备东进德惠配合1纵和6纵围歼国民党新1军一部。然而，当他率部到达靠山屯时，却发现大批敌军正往德惠方向撤退。
钟伟眉头一皱，立时下令停止前进，围住了屯子内的敌军1000余名。但是在打与不打的节骨眼上，钟伟却和政委产生了意见分歧。政委认为以东进大局为重，不能动摇上级的决心。但钟伟却坚持己见，他认为不能贻误了战机而影响了全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战机转瞬即失。钟伟当即下定了决心：“就这么定了，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打！”他的这种果敢和担当，让部队士气大振，最终成功歼灭了敌军，为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钟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勇敢、倔强、果敢、有担当。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军人勇往直前、为国效力。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人精神，什么是中国的“巴顿将军”。
战场上的“猛将”与智者一声令下，双方便交上了火。那场战斗，从1947年10日凌晨5点开始，一直打到下午2点，仍然难分难解。战场上硝烟弥漫，枪声、炮声震耳欲聋，双方的士兵都在拼尽全力，为每一寸土地、每一份荣誉而战。
这期间，钟伟一连接到老总的3个电报，要他即时东进，配合其他部队的行动。但钟伟却丝毫不为所动，他深知，眼前的战局瞬息万变，任何一丝的犹豫和动摇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他紧紧地盯着战场，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当侦察兵报告说，敌人一个整师正在赶来增援时，钟伟立即向老总报告：“眼前有大仗打，我暂不能执行你的命令。”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坚定和决绝，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得到电报后，老总终于改变了决心，他相信钟伟的判断和勇气。这一仗打得惊心动魄，5师全歼了敌军88师一个团，同时还拖住了前来增援的87师。林彪率一、六纵西进，一举在郭家屯全歼敌军87师，从而取得了“三下江南”战役的全胜。
战后老总表扬钟伟：“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如5师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这句话，不仅是对钟伟勇气和智慧的肯定，更是对他在战场上的独特风格的赞赏。钟伟由此名声大噪，成为了军中的传奇人物。
解放战争中，钟伟的勇猛和智慧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调兵山一线与敌展开激烈争夺战时，经6小时激战，双方均伤亡近千人。此刻，阵地上静悄悄，双方都在喘息，都在休整，都在调整部署。
钟伟背靠着沙袋坐着，嘴里叼着一支烟，一边用电话下达后撤的命令，一边仰着头观察动向。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深邃和敏锐，仿佛能够穿透战场的迷雾，看到敌人的每一个动作。
突然，枪声响起，钟伟像触电似地跳起来，问：“怎么回事?”听说是左侧的敌人发起了进攻，他立即高声叫喊：“不！敌人要跑。通知部队，立即转入进攻!”他的判断准确无误，敌军的假攻正是为了掩护后撤。
钟伟命令部队乘敌后撤，从两面包抄追击，敌军惊慌失措，全线溃退，大部被歼。这一战，再次证明了钟伟的军事才能和勇猛无畏。
1945年8月，新四军3师10旅攻打淮阴城。敌居高临下，特务团久攻不破。副师长刘震找到钟伟，要他率28团再攻。钟伟没有犹豫，他深知这一战的重要性，也深知敌人的狡猾和顽强。
天麻麻亮，淮阴城东门枪炮声大作。守城门的伪军奇怪地发现，城外突然冒出10多个高于城墙的射击台，并有迫击炮压制射击。原来是钟伟乘夜黑，组织部队搭起了高台，为攻城部队提供了有力的火力支援。
随着惊天动地一声爆炸，城墙被炸塌一个七八米宽的缺口。28团只用5分钟就突入城内，经2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击毙敌师长潘干臣。这一战，再次彰显了钟伟的智谋和勇猛。
钟伟的部队不仅能打，也能“抢”。这里的“抢”，并不是指抢夺财物，而是指在战场上抢夺战机和物资。解放战争时，钟伟当师长时，每遇攻城、胜券在握之际，便展纸挥毫，书写“五师缴获”封条，并命令下发到各营连。
敌城陷落，凡有枪械、弹药、粮食、物资之处，皆以“五师缴获”封之。友邻部队不服，一次状告到东野总部。钟伟却振振有词：“有封条为证！”他的这种独特做法，虽然有些“霸道”，但也体现了他对战机和物资的敏锐洞察和果断行动。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司令部编写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对钟伟率领的五师给予了高度评价：“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头等主力师。”
平津战役结束后，钟伟率四十九军南下到广西，实施千里封江封路，构成严密一线，并布置瑶山周围10多个市、县同时统一行动。他们英勇奋战50天，取得瑶山剿匪的全胜，从根本上打开了广西剿匪斗争的局面。
钟伟，这位战场上的“猛将”与智者，用他的勇气和智慧，书写了一段段传奇的战史。他的事迹激励着后人，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璀璨明星。
一生正气，两袖清风钟伟，这位来自湖南平江的将军，他的故事在老家流传甚广。上世纪70年代末，平江县委给已在地方上任职的钟伟寄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钟老，您的堂弟偷了一头牛，我们判他五年徒刑。如果您有意见的话，我们还可以改判。”这封信，无疑是对钟伟的一种试探，也是一种尊重。
钟伟收到信后，不加考虑，操起电话就给县委领导打了一个长途。他义正辞严地说：“我当然有意见，请改判为七年。我看谁敢去说情！”钟伟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仿佛能穿透时空，让人感受到他那份对正义的执着和对法律的尊重。
据老家的人后来讲，钟伟将军逝世后，骨灰就埋在老家的园子里。他的那个堂弟，那个曾经因偷牛被判刑的堂弟，跪在他的墓前，嚎啕大哭：“哥，我对不起你，我给你抹了黑……”那一刻，泪水与悔恨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对钟伟一生正直无私的最好注解。
钟伟的长子钟来良，8个月大的时候，钟伟就离开了老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时隔20年后，即1949年7月，钟伟率部打到了长沙。他特地派人去平江接来了儿子，想要弥补这些年缺失的父爱。然而，父子俩刚见面没说上几句话，就有报告说敌人来了一个军。钟伟乐得跳了起来，说：“正愁没有见面礼给儿子呢。”
三天以后，钟伟率部成功歼灭了国民党的那个军。他兴冲冲地回来对儿子说：“小子，爸送你一个军。”然而，钟来良却噘着嘴说：“爸爸，我想在长沙谋个事。”钟伟一听愣了，他从内心里觉得欠这孩子的太多，可是他不能给孩子谋事。自己的孩子凭什么特殊化？于是，他出口一句：“我看你呀，就是个种田的汉子，回去吧。”
钟来良也很听父亲的话，从那时起老老实实地种田，终生都与庄稼为伍，没沾过父亲的一点光。他深知父亲的廉洁无私，也明白父亲对子女的期望和教诲。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虎父无犬”的真谛。
钟伟将军的廉洁无私，不仅仅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更体现在他对工作的态度和原则上。他一生在工作安排方面没关照过任何子女和亲戚。长子钟赉良（注：原文中为“钟来良”，此处为保持一致性，但实际可能是笔误或不同来源的称呼差异，实际应以准确情况为准，此处暂用“钟赉良”以符合一种可能的表述）一家两代人生活在老家农村，都曾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谋个好工作。但均被他以“不要给政府添麻烦”而拒绝。所以，他的长子一家7口有6个始终是农民，只有一人凭考试当上教师。
1984年，钟伟的老上司黄克诚知道这个情况后，对他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老钟，你真了不起！你真廉洁！”这句话，是对钟伟一生廉洁无私的最好评价。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精神。
除了廉洁无私，钟伟将军还关爱他人，同情弱小。他临终前惦记的，竟是清贫的警卫员和保姆的生活。他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关心他们的未来和幸福。这种关爱和同情，是钟伟将军人性光辉的又一闪耀。
钟伟将军一生正气，两袖清风。他退过组织上安排的飞机票，极少使用公车，也从不维修故居。他深知，这些都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血汗钱，不能随意挥霍和浪费。他更没给子孙留任何钱财，他深知，真正的财富是精神和品格，而不是金钱和物质。
他唯一的遗产，是他用过的一口锈迹斑斑军用物资箱。这口箱子，见证了他一生的战斗和奉献，也见证了他一生的廉洁和无私。它是钟伟将军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他对党和人民忠诚的永恒见证。
一身正气，历史的见证者1959年的夏天，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节。钟伟将军似乎又听到了那遥远的枪声，不过这一次，枪声并非来自战场，而是来自一场风云变幻的会议——庐山会议。会议一开始，钟伟还以局外人的身份，心情轻松地参加着。毕竟，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正远在苏联访问，和会议的当事人没有一点瓜葛。然而，命运却似乎总爱开玩笑，钟伟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成了“彭黄集团”的“积极追随者”。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而凝重。在分组的背靠背批判中，空军放了两颗“重型炮弹”。一颗是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放的，他说黄克诚在长征途中下令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团级干部。另一颗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放的，他揭发黄克诚在苏北三师时贪污了许多黄金。黄克诚既谋财又害命，真是罪该万死！
这两条“罪行”如同一阵狂风，瞬间在会场掀起了轩然大波。而巧的是，这两条“罪行”都与钟伟有关。吴法宪说，黄克诚枪毙一军团的人时，钟伟是现场监刑的。另一位高级干部则说，黄克诚贪污黄金的事，钟伟可以作证。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钟伟没有选择沉默。他站起身，声音坚定而有力，开始讲述那段尘封的历史。
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配合作战的一军团一个干部却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他丢下阵地，丢下战友，逃跑了，被后续部队捉住。按照钟伟的性格，如果他是自己的部属，钟伟早就把他毙了。但因为他是一军团的人，钟伟特意问了在场的一军团的罗瑞卿：“你看怎么办？”罗瑞卿毫不犹豫地回答：“执行战场纪律！”
钟伟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他继续说道：“第一，这件事是我干的！彭总不在场，他也不知道这回事，和黄克诚也没有关系。第二，现在要说清楚，那人是罪有应得，该杀！如果把他交给林总，林总也会下令枪毙他。理由只有一个：我不杀了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第三，当时一军团的罗瑞卿同志在场，他也同意我们的枪决处理。”
对于第二件事，钟伟更是义正辞严：“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有多少钱都不知道，无法证明。再说，那么多黄金不是小数目，要用汽车拉，他（黄克诚）那里放？”
钟伟的话语如同一股清流，冲散了会场的阴霾。他的一身正气，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而在生活中，钟伟将军同样保持着这份正直和廉洁。他一生在工作安排方面没关照过任何子女和亲戚，但他却给两个人安排了工作：一个是他的警卫员，另一个是他家的保姆。在他看来，这两个人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为他付出了太多，他理应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
1980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为钟伟平反的文件：“经中央批准，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7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后又提高为大军区副职待遇。平反后，钟伟将军向军委报告，要求出山。他的老首长黄克诚曾劝他：“你就安分守己呆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然而，钟伟将军的心却始终无法平静。
此后，钟伟将军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病不起。1984年6月24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遗嘱却如同他的一生一样，简简单单却感人至深：“亲爱的党，我死后不必给我补发什么薪金，因为儿子们都能生活了，我自己也未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与冰箱都作为党费上交给党，不要给我举行追悼会和灵前告别，把我的骨灰撒在平江天岳书院，我们起义的地方。”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位“中国的巴顿”——勇猛善战、正直可爱、廉洁奉公的伟丈夫！他的故事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继续前行在正义和廉洁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