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龙城街道爱联小学北行3公里，名校兰著学校映入眼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所学校享誉惠州、龙岗、东莞，也曾联谊四海志士，为抗日革命摇旗呐喊。它的校歌是当时声名鹊起的青年作曲家、教育家、抗日先锋人士黄友棣作曲；它的老师，有中共地下党员、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者张松鹤……
抗日战争时期，博采中西教育所长的学校并不多，兰著学校便是其中之一。它不仅担纲科教兴国先驱的角色，更是莞深惠地区中国共产党红色思潮发展的伟大实践地点。在仁人志士的引领下，华侨子女余仙佑、余伯良等学子毅然从戎，加入东江纵队，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
在90年的发展历程中，学校经历了两次迁址重建，如今位于龙城街道回龙埔社区协同路1号。学校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富裕，更是新时代新龙城的精彩乐章。（中国改革报记者周伟涵）
龙城街道回龙埔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客家村落。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村民们就在这里辛勤耕耘。然而，19世纪的中国社会，政治动荡、经济落后，百姓深受苦难，许多村民不得不以契约劳工的身份“下南洋”讨生活，回龙埔村民更是勇闯加勒比海，结伴到当时属英国殖民地的岛国牙买加务工。
据回龙埔老一辈人回忆，前往牙买加的路途曲折坎坷，要从香港出发，经澳门、新加坡、苏伊士运河到达欧洲，转百慕大、哈利法克斯、古巴，最后到达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坐船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可谓九死一生。当时牙买加的契约华工大多是来自东莞、宝安和惠阳三县，而且主要是客家人，因为客家人特别能吃苦。
吃苦耐劳的客家人，凭着聪明、勤奋，在牙买加赢得了坚韧和可靠的口碑。在合同期结束后，有些人继续为大公司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开始从事零售业，慢慢积攒了一些财富。
赚钱养家、发财致富当然是这些华工的梦想，但他们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愿望——光宗耀祖。因此，在当地站稳脚跟后，这群客家人首先就想到了造福故土乡亲。
“敬祖先，敦亲族，尚教育，隆师道”是客家人的传统。带着这样的信念，1929年，牙买加华侨余晋棠、余铭芳向各界华侨发起募捐，要在故乡回龙埔创办一所学校。广大侨民不仅出钱，还请外国设计师绘图，从海外运回水泥、钢筋、门窗，他们还特地从海外购回一枚精致的铜制校钟，悬挂于学校天井之上，将自己对祖国的思念和对子孙后代教育的期望凝聚在这所学校的建设中。
不到一年功夫，一所美丽的学校建成了。侨民们以客家人一直保有的“慎终追远”的情怀，用回龙埔祖先“余廷兰、余廷著”两兄弟的名字组合，将这所凝聚了回龙埔人未来希望的学校命名为“兰著学校”。同时，“兰著”二字中，“兰”自古被喻为“花中君子”，“著”有著书立说、著名人士的美好寓意，也寄托了先贤对子孙后代的期望。
可见，建校的初衷，一边是牵着回龙埔人对祖先的追思，一边是牵着海外华侨对故土的眷恋。虽然远渡重洋，但他们始终心向故土，经济稍稍宽裕后，便有饮水思源的情怀。
1930年，兰著校舍建成，占地600余平方米，设小学和幼稚班（学前班），学生最多时230人，教职工10人左右。这是当时莞深惠地区鲜有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洋房建筑，被百姓们称为“红毛泥”房子。学校旁边还建了一栋五层碉楼，为校园增加了客家风韵。不仅校舍“中西合璧”，兰著学校的教学理念也兼收中西教育之长，始终走在时代前沿，立志“造国家之栋梁”。
当时的兰著学校典雅优美，主体是一栋两层带骑楼的欧式建筑；两层欧式带骑楼的建筑是教学楼，骑楼廊下是教学楼正门。骑楼廊柱是罗马风格的圆柱，骑楼墙面有半圆形的古希腊风格的迎壁，上面的装饰雕塑图案则带有巴洛克风格。再往上，正门二楼顶上还有一个皇冠形状的迎壁，上书 “兰著学校”四个大字，清挺俊拔。
教学楼的窗户也是欧式的瘦长型，整个楼体为白色。教学楼二楼顶上有天台，天台上临近二楼迎壁旁建有一座中式的八角凉亭。教学楼一楼的层高足有五六米，中间开了一个天井，天井顶端中央是校钟。整个建筑中西合璧，浑然一体。在老凤凰树的映衬下，它成为了当时的回龙埔村最亮丽的风景线。
老回龙埔居民余育康说，兰著学校的很多老照片如实记录了兰著学校的初代模样，却无法还原它在回龙埔人心中的分量。“你能想象，当时最落后的农村，有那样一栋在整个莞深惠地区最漂亮的洋房。每当钟声敲响，不仅学子们可以听到，村里也是钟声回响，振奋人心。”
可以说，当年的兰著学校，因其建筑风格而闻名，曾被专家认为“在中国炮楼中都难得一见的造型美观、形制独特”的独特建筑，既涵盖了古希腊、古罗马、巴洛克等西方建筑风格，又凸显出中国建筑的本土风格。
兰著学校实行校董会管理制度，由校董会聘任校长、校务主任、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会计等进行常规管理，有规范的财经管理制度。学校董事会每学期都会刊印《兰著学校征信录》，面向捐资人、村民公示，力求公开透明。
从兰著学校校史馆保存的一份1937年刊印的《兰著学校征信录》中，可以清楚看到该校当时的收支情况、多国华侨捐款和奖学制度，还有征信公开规则、村民推选监核人员亲自核算等制度。
当时，热心教育的海内外友人主要通过港币捐资，部分学生上交谷物作为学费。由于许多学生不能按时缴付“学谷”，导致学校入不敷出。兰著学校没有因此将学生拒之门外，而是“将各职员未付薪谷，依照时价折算，暂时挂欠”，其中的苦心和辛酸令人唏嘘。
可以说，在当时的莞深惠地区，有不少华侨参与捐资兴办的学校。但像兰著学校这样，由海外华侨发起、捐资兴校助学、成立董事会规范管理、博采中西教育所长的学校却并不多。
兰著学校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享誉惠州、龙岗、东莞的名校，方圆50里的学子争相前来就读，许多华侨也将子弟送回兰著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学校还汇聚了一批海内外仁人志士，高举抗日的旗帜，接受进步思想教育，兰著学子也纷纷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中。
令人记住兰著的，还有新中国著名雕塑艺术家、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创作者张松鹤。张松鹤幼年因家贫，十六、七岁才念完小学。1930年春，到广州同洲美术馆学画炭像，兼上中学夜校补习文化。同年秋考入广州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系。由于酷爱雕塑艺术，利用课余时间钻研雕塑。1934年夏毕业后，回清溪鹿鸣学校任教，后又在家乡创办柏朗学校。
1936年，经堂兄介绍，张松鹤加入宣传抗日的国民革命军第12集团军154师，负责编绘抗日宣传漫画。1937年夏，赴淞沪抗战战区，参加“南京保卫战”。撤退广东后，由于不满军中的腐败及丢弃伤兵等行为，他于1937年12月离开国民党军队回乡，经好友介绍，回鹿鸣学校任代课教师，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6月，经好友介绍，张松鹤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年底加入东江纵队，在惠东宝边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0月，张松鹤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组织“东莞县民众抗日自卫团卅二大队”并当选为大队长。11月，日军占领莞城，回师扫荡铁路沿线。12月中，他和林锦华、黄高阳带领自卫大队与石马、约场自卫大队汇合，到白花洞嶂阁集中。12月中旬，部队整编为“惠东宝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大队，他任副大队长。1938年底，任政工队组长，受派遣到和师部失去联系的国民党张瑞贵部913团做政治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1939年底，参加清圹区委，任宣传委员。
1940年至1941年，爱联小学、兰著学校都留下了张松鹤的红色足迹，张松鹤甚至曾在兰著任教美术课程。他在教授课业的同时，还秘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影响了一批师生投身参加革命。
彼时的兰著校园里，有两棵树干很粗、两个大人都抱不过来的凤凰树，课间小伙伴们经常在树底下追逐玩闹。 两棵凤凰树见证了回龙埔子孙的成长，也见证了战争年代兰著学校抗日志士云集的历史。
张松鹤在兰著学校任教期间，那凤凰树下，便是他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和开展地下工作的最佳地点。而像张松鹤这样的进步教员到来，也给当时那群一腔热血、风华正茂的兰著学子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在学生们看来，张松鹤，这位经常身着一身青布长衫、讲课时论及时局总是慷慨激昂的青年教师，正犹如一位高擎火炬的革命者，在前方给他们以某种召唤和激励。
令人记住兰著的，还有校歌《兰著进行曲》，由当时声名鹊起的青年作曲家、教育家、抗日先锋人士黄友棣亲自作曲，该校教师作词。《兰著进行曲》寄托了先贤对家乡的热爱、对校誉的珍视、对子弟的厚望、对祖国的热忱。“高山挺秀，溪水流长，建筑壮丽，耸立村央。钟灵毓秀，瑞现龙岗。文化策源地，校誉远播扬。勖哉小子，有基勿坏，当勉进而成国之栋梁。当勉进而成国之栋梁，是岂回溪之荣，乃邦家之光。”
校歌中，“勖哉小子，有基勿坏”出自《尚书》《论语》，意为“同学们，努力吧，你们有良好的根基，不要让它损坏”。“当勉进而成国之栋梁，是岂回溪之荣，乃邦家之光”语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意为“当学子们都健康快乐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时，既是学子和家庭的荣光，更是国家的荣光”。
张松鹤、黄友棣等忧国忧民的情怀、嫉恶如仇的性格，都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学子们，有不少人追随着他们的脚步，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兰著学校开办后不久，1928年出生的余仙佑，以华侨子女的身份，从巴拿马返回回龙埔，住进了余健容家中，并在兰著就读。作为堂弟，余健容与余仙佑之间年龄差距10岁以上，但余仙佑的一言一行却在不断地影响着身边每一个人。
“他小时候也跟我们一样爱玩。他十多岁的时候，我才几岁，经常带着我们一起捉迷藏。那时候村里有很多草屋，我们都是光着脚丫东奔西闯，输了就要学小狗叫。”余健容回忆说，余仙佑成人后，偷偷参加了游击队，“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聊打游击、打日本鬼子的事情，还分享作战经验”。
1944年，在兰著先驱的引领下，余仙佑参加东江纵队，曾任两广纵队的排长。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山东，余仙佑随部队北上。离开深圳之前，余仙佑还在坪山一个茶楼见到亲哥最后一面，并委托哥哥捎话给余健容一家，对长期住在他们的家表示感谢和思念，原话是：“谁对我好，我心里清楚”。
这一次道别，却成为永远的别离。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余仙佑英勇牺牲了。然而，这个消息传到家中，却是解放后多年。“广东省政府委托龙岗乡送来烈士的牌匾，虽然时隔多年，我们心中一直当他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当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心里很难过，奶奶还躲在屋里偷偷抹眼泪。”
在兰著进步教育的影响下，余丁生、余才生两人于1943年加入东江纵队，为保家卫国抛洒热血。余丁生在部队任参谋长，退役后任广东省林业厅厅长；余财生在解放后任南京军区政委，在各自岗位上奋斗报国。
此外，还有不少回龙埔村民、回龙埔人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华侨子女余伯良，在日寇入侵华南前，从大溪地回来。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龙横坪抗日自卫队，宣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思想。1927年出生的余志雄，1951年1月13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一级文书，1958年复员后任村治保主任，后到中山市公安局任职。还有宋惠林、余波萍（余育康的姑姑）、蔡思华……
这些名字，都是回龙埔耳熟能详的革命先驱，他们为国家、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毕生的力量，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先锋”做法：军事课程里的仿真枪训练一直以来，兰著学校就带着“造国家之栋梁”的使命，走在时代的前列。从建校之初，就十分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科学的教育理念，也吸引了很多周边甚至海外的教员和学生到此任教和就读。
学校创办发起人余晋棠先生就把在牙买加出生的四个孩子都送回兰著学校读书。 1932年毕业于兰著的余省民，1947年—1948年间，被兰著学校聘任为音乐、美术教师。后来，余省民移民大溪地，但他一直关注学校发展。改革开放后，故乡筹款建新兰著学校时，他出资出力。1990年建成的兰著学校其中一间教室，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80后”回龙埔居民余文辉曾先后在兰著学校第一、第二校址就读，他还清楚地记得在新校舍一年级教室门口的那块“大溪地华侨余省民先生课室”的牌子。
余育康自己从老兰著学校毕业后，三个子女又从1990年建成的兰著学校学成毕业。如今他的小孙女正在崭新的兰著学校读六年级。只是今日的兰著，已是旧貌换新颜。
建校之初，兰著学校的课程便开设得很丰富，除国文、算术之外，还在五年级开设了军事训练、英语、社会、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组建了鼓号队、童子军社团。这在当年是非常“先锋”的做法。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海局势紧张，兰著学校根据当时的形势，在五年级开设了军事训练课程。学生都用仿真枪训练，为保家卫国时刻准备着。
此外，在一批华侨教师的带领下，学校组织了篮球队、足球队，水平很高，经常作为惠阳县的代表队参加广东省比赛，声名在外。学生们还组建了仪仗队，包括鼓号队、腰鼓队、高跷队，每逢节日就会表演助兴，非常受村民的欢迎。
兰著学校不仅描绘着龙岗人走富强文明之路的愿景，更成为一代代龙岗人走民主科学之路的“启明星”。
1930年以来，兰著学校在政府和华侨的大力支持下，历经两次校址变迁，从占地600余平方米扩建到50000余平方米， 学位也从最初的200余个扩充至4000个。
1930年，兰著校舍占地600余平方米，设小学和幼稚班（学前班），学生最多时230人，教职工10人左右。1990年投入使用的兰著学校，占地1514平方米，设小学和幼稚班（学前班），在1966年至1985年期间还办过初中，学生最多时220人，教职工15人左右。2012年建成的兰著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占地50215平方米，有学位2000余个，教职工150余人；改扩建之后，学位达到4000个，各种活动场馆、设备设施一应俱全。
九十年里，兰著学校两次迁址重建。新中国成立后，兰著学校改制为公办学校，在1950年至1965年期间曾更名为回盛第一小学，1965年后更名为回龙埔小学。改革开放后，在回龙埔村民的大力呼吁下，又复名为兰著学校。到了1989年，学校迁址重建，并于次年建成了一座三层小楼。其中既有政府的支持，也离不开以大溪地华侨为代表的侨民的出资出力。
虽然历经几十年，兰著学校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政府、村民和学校始终没有忘记为创办和建设学校的爱国华侨们，永远铭记先贤对家乡的贡献。为此，兰著学校专门建立了一个校史馆，以第一任校长余醒吾之名来命名。校史馆里讲述着这些身寄他乡，心系故里的华侨故事。如今，每年都会有来自牙买加、大溪地、东南亚的华侨回到兰著学校，追忆过往。
“回首当年，南洋华工用血汗换砖瓦，建成一座二层小楼。再看今朝，政府出资兴教育利百姓，建成这座美丽校园。”余育康每每思及兰著学校的历史，都感叹不已。古老的兰著学校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再蝶变，在余韵悠长的校钟声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第三校址教学楼的显眼位置，还原建设了曾经的“兰亭”。那枚当初建校时，华侨从海外运回的老校钟也一直保存下来，至今还作为兰著学校新学期开学时的上课铃。钟声每天回荡在校园，仿佛提醒着师生永远不要忘根、不要忘本。
在90年的发展历程中，兰著学校成为了龙岗华侨团结互助、爱国爱乡的精神象征，也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迸发新的活力，书写着不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