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认为，与强硬的外交班底不同，特朗普几乎从来不会主动表态中国是否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在上任伊始还曾表示：“我预期我们（中美两国）将共同解决许多问题。”这与鲁比奥、沃茨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因此赫尔建议特朗普的外交团队去读一读西森的那本书。
在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中国试图隐藏自己想要超越美国的内心想法。然而，这些人似乎从未真正探讨过这一论点的逻辑：如果中国想要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它将如何做到？它将如何运作？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使其成为现实，且世界其他地区是否愿意？中国又有何理由认为他们能够实现并维持这种霸权？
这不是质疑中国是否有能力成为类似美国那样的全球霸权国家，而是这相当于赫尔发出的一系列“问题”，需要无时无刻担心“中国会取代美国”的那些美国政客给出答案。但看起来，没有人真正去思索这些问题。
赫尔认为，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许多其他大国在争取区域或全球霸权的历史尝试失败或未能维持的原因（例如德国、苏联）。这是一种比与美国进行“赢者通吃”式竞争更为可行和务实的方法（原文如此）。
赫尔指出，西森在她的书中所说的“控制竞争”正是指这一点，这并不是零和博弈，因为中国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国的角色并单方面设定国际行为规则。这里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竞争性的，但并非不可调和的。
西森在书中强调，许多认为中国“积极并最终取代美国”的论据，确实基于一些具有选择性和争议性的对中国政策声明与文件的解读。
如西森所言，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中国成功地证明其特色政治体系在社会上是稳定的，经济上是有生产力的，军事上是有能力的”，这一点本身“使美国更难实现其目标和利益”。这也引发了“焦虑”，认为如果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行使更大的领导权，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对美国为主导的利益原则构成威胁，并且反过来又成为了中国寻求“颠覆美国霸权”的夸大威胁的根源。
正如西森所忧虑的那样，关于中国追求“全球霸权”的叙事正在成为美国对待中国采取对抗性和单纯竞争性政策的基础，这种政策可能反而会增加美国的成本和风险。因此，西森支持“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
她回顾了中美两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各自态度，并指出，美国今天将“国际秩序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并非源于创始者的设计，而是美国权力变化和发展所推动导致的。如果用通俗地话来说，其实美国以前并非是为了建设所谓的“自由世界”，只是逐渐演化到如今的意识形态。而为了现在的这个意识形态，美国自我约束的搞起了“二元对立”。
西森认为，总体上中国没有选择退出或阻碍战后由美国所建立的一系列维护现行秩序的机构（例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奥委会和世卫组织等等），中国本身就在融入这些机构。尽管我们也会对一些机构或部分规则做出过批评，但西森强调，中国的重点“还是在于倡导改革，并力求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其议价地位’。”
对于中国这样的强大的国家而言，这些做法无可指责，甚至还很合理。所以西森总结道，“中国的言行表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而非反对战后秩序的创立原则和机构”。
虽然伴随着中国日益崛起，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美国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影响力，但这并不是（或者至少不必是）零和博弈。中国在改变平衡方面的做法（无论是中国主动还是被动，例如在联合国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并不构成对战后秩序原则和机构的重大突破，也不应成为推测中国旨在创造新秩序的依据”。
所以赫尔也强调，美国应通过与中国的持续战略接触，致力于达成更多的共识条款。与不可调和的分歧假设相反，西森指出，双方仍有共同的基础可以从中着手。尽管双方都寻求最大化的满足本国利益，但双方也都“持续坚持”许多共同的原则和目标，包括“维护一个基于规则的全球化经济，这些规则促进商品、资金、思想和人员的全球性流动”。
西森还补充说明道，美国“需要接受一个事实：如果美国一方面明显实施挑战中国核心安全利益的政策（例如台海问题），并试图‘限制中国在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例如盲目的对华展开各种制裁措施），那么美国很可能无法说服中国在美国希望的方式和地方进行谈判、妥协或合作。”
美国有能力和中国谈论合作或者竞争的方式，但前提是美国要采取真正旨在实现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的对话方式。
然而，西森在书中同样感到担忧，因为她发现美国更倾向于采用对抗性政策，显然这会减弱中美共同寻找解决方案的意愿。
赫尔则援引中国学者王缉思的说法，即现在中美两国都对对方有种“不必要的担忧”：美国担忧中国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担忧美国处心积虑地要推翻自己（笔者注：我们的担忧显然不是多余的，只不过现在中国非常强大了，美国做不到了，所以他们减少了类似的构想，反而我们有能力取代美国，他们的不安全感才油然而生）。
赫尔还摘录了王缉思的话表示：“只有当双方放弃零和竞争的思维方式时，中美关系才会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在文章最后，赫尔认为，“王缉思和西森的观点表明，双方有战略家已经识别出前进的路径，是否愿意并准备好走这条路，还需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