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征程27
——红五军团纪实
思目撰文 冠羽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第二十六章
血洒长员庙
红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牺牲
令人不解的是，身为中路军第二纵队总指挥的吴奇伟，一大早就严命其左右两翼部队迅速出发去夹击红军主力，可他自己与其纵队指挥部及其预备队第九十师（缺一个旅），却一直待在浒湾，迟迟没有向前推进。
据国民党军的军史记载，大约当日上午10点刚过，听到枫山铺一带枪炮声大作后，有过多年作战经验的吴奇伟立刻明白，“左翼队遭匪截击，即令预备队远向枫山铺驰援，并令第十四师向左策应。12时许，预备队第九十师（欠）到达唐家埠时，左翼队已大部被冲散，”（注1）
这段记载给人的感觉是，敌军驰援的第九十师（欠一个旅）尚未赶到，孙连仲所部就已经垮了！那从浒湾到枫山铺到底有多远呢？从地图上测量，满打满算只不过22华里的路程！
这就难免令人感到奇怪了，按照正常急行军的速度每小时可行进10到12华里，可为何第九十师用了2个多小时还没有赶到？！
实际根据明确记载，国民党军的这个第九十师，大约仅仅走了12华里左右——刚行进到长岗埠一带，就迎面碰上了第二十六路军败退下来的溃兵！按照国民党军军史中的记载——“纵队指挥官吴奇伟将军即令预备队第九十师之第二百七十旅主力在唐家埠南北南北之线占领阵地，拒止匪军，以掩护左翼队至撤退，惟以匪军行动甚速，未能遏制。”（注2）
这段记载给人的另一个感觉是，似乎国民党军没怎么打就退回到抚州（临川）。这显然与历史的真实情况，有着较大的差距！
实际是在红三十一师加入战斗后，敌吴奇伟左翼纵队（孙连仲部）才渐渐支持不住，援军又眼巴巴地迟迟等不来，未几南面的那两个团也已溃败！孙连仲见势不妙，急忙命令所部交替掩护，向西，其来路——浒湾方向撤退。从枫山铺到长岗埠，只有约八华里的距离——孙连仲所部大约是分成两路，沿着金谿通往浒湾的公路边打边退。
按照红军方面战史记载，红一、三军团分为四路，尾随其后紧追不舍。幸好孙连仲所部跑了没多长时间，就在长岗埠一带遇上了吴奇伟第九十师之二七零旅。
根据国民党军相关军史记载判断，第九十师的第二七零旅应该是在12时之前抵达长岗埠一带的——否则没有足够时间将部队展开并修筑简易工事。吴奇伟第九十师的二七零旅放过由枫山铺溃逃过来的孙连仲所部后，立即对尾追过来的红一军团进行阻击。红一军团冲在前面的是第十一师和第十师，在长岗埠遭遇敌军阻击后攻势受阻！
由于吴奇伟的这个二七零旅已提前占据了有利地形，红一军团所部无法继续追击，只能先攻打占据山头上的敌军。就在组织进攻的过程中，红十一师师长陈光又不幸中弹负伤。
大概是截住了向后溃逃的孙连仲所部，吴奇伟手里又有了兵。从国共双方的战史记载看，国民党军第九十师跟随孙连仲部的那个二六八旅，似乎在之前面的战斗中损失不大——起先位于孙连仲第二十七师的后面，故后撤时跑在前边。
此后，大概身为中路军总指挥的吴奇伟心有不甘，亦有可能是感到有负于陈诚对他的信任，遂于下午1点令其嫡系第九十师所部向红军展开反击！
由于红军是追击而来，仓促间难以立即组织起有效的攻势。不过吴奇伟反击的兵力毕竟较少——大约只有三个团，这与排山倒海赶过来的红军部队，在兵力上相比还是处于劣势。但终因敌军占据了长岗埠与浒湾之间的制高点大仙岭，又有炮兵和四架作战飞机的支援，一时间双方又形成僵持。
图片取自网络
此后不久，红三军团及红一军团主力陆续赶到，随即便对长岗埠一带吴奇伟中路军所部展开围攻。虽然北路红军的兵力较吴奇伟所部要多——红一、三军团加红二十二军等部约四万多人，且已形成两面合围之势，但此刻吴奇伟所部毕竟有近两万兵力，其武器装备又强于红军，所以红军一时半会儿难以吞下。战至下午15时许，林彪、聂荣臻感觉时机差不多了，下令总预备队红二十二军，立即从北面杀向吴奇伟所部的左翼！红二十二军的突然攻击，很快就使吴奇伟所部挺不住了！
之后战斗又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吴奇伟所部开始全线崩溃！先是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开始向后溃逃，接着号称“铁军”的第九十师也被冲垮——两部敌军争先恐后向浒湾镇逃窜。
从枫山铺到浒湾这一带，全都是连绵不断的丘陵地带，国民党军第九十师和第二十七师的败兵，一边沿着金谿通往抚州（临川）的公路西逃，一边组织兵力对红军的追击部队进行阻击。
由于浒湾东面约三华里远的制高点大仙岭上，吴奇伟的第九十师一部早已提前占据，故敌军的主力在其火力掩护下狼狈逃回了浒湾镇。
为了防止大仙岭的部队后撤时红军跟随掩杀进浒湾，吴奇伟又命令其第九十师二七零旅的一个营，立即占领浒湾镇外的八角亭一线，掩护从东面溃退下来的部队。
一月份的江西，正值隆冬季节，天很快就黑了下来，给红军的追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况且作战持续了一整天，红军的追击攻势慢慢减弱。
如此，溃败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得到喘息，半夜时分，大部分溃败的部队才陆续撤回到浒湾一带。为防止红军的进攻，吴奇伟命令这些部队不准休息，立刻就地构筑工事准备抗击红军的攻势。
北路红一、三军团在入夜时分控制了局面，但南路的红十五军对国民党军周至柔第十四师的阻击，却到了十分艰难的地步。
如前所述，当天下午4时后，国民党军第十四师之第四十旅的一个团，在其旅长夏楚中的亲自指挥下，加入到对红十五军第一三五团阵地的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左右两路猛烈攻势，红十五军第一三五团终于支持不住——把守的几个山头接连丢失，眼看最后的防线即将被冲垮，赵博生带领以军官为主的援军赶到！经过激烈地短兵相接，终于将敌军杀退，稳住了最后的阵地。阵地是守住了，但在激烈的战斗中，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却头部中弹，英勇牺牲在阵地上！
军团参谋长赵博生的牺牲，使得红五军团的将士们悲愤不已！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沧县（今黄骅市）东慈庄。1914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毕业（第六期）。先后在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过职。1924年冬随郭松龄反抗张作霖，失败后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历任团副、参谋处长、旅长等职，后晋升为第二集团军二十三军参谋长。1926年，随军参加北伐。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孙连仲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赵博生接受孙连仲的聘请任该路军的参谋长。
赵博生（图片取自网络）
如前所述，如果没有赵博生的呕心沥血，宁都兵暴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由于事发突然，党的第二十六路军特支尚无立即举行兵暴的计划安排。在事起仓促的紧急情况下，刘振亚等共产党人很难直接找董振堂，商谈有关兵暴的事宜。至于“骄傲的将军”季振同，若不是赵博生甘冒生命危险去竭力争取他，刘振亚等共产党人更是无从谈起！如此第二十六路军的全体兵暴也就毫无着落！估计弄不好也就是一两个连、几百人的兵变，能争取的董振堂所部也就相当不错了。而且为了确保起义的成功，刚刚入党没几天的赵博生以大局为重，毅然推举资历、职位比自己低的季振同为总指挥。当季振同被错误抓捕后，赵博生又衷心拥戴董振堂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这种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又有几人能做到？！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赵博生不但是宁都起义的最重要的领导人和奠基者，也是红五军团最主要的缔造者之一。实事求是地说，本来黄狮渡阻击战他不必亲自指挥，完全可以交给时任红十五军军长的李青云负责，但他充分考虑到红十五军此次阻击作战的艰巨和艰难性，明知十分危险却义无反顾！战斗中安排李青云留在军部指挥，自己却不顾危险，往来于关键两个团坚守的阵地之间。牺牲时赵博生年仅36岁！
关于赵博生的阵亡，军史上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说赵博生头部中弹而死，另一种说法是被炮弹片击中头部而牺牲。
笔者依据《红五军团传奇》中的描述推断，似乎后一种说法更为可信：“手捧烈士的遗物—— 一副变形的镜框，董振堂长久伫立在山岗上，心如刀绞，欲哭无泪。”如果头被子弹击中，不会产生眼镜框变形的现象；如果直接击中眼镜，则击中部位会被毁损。眼镜框变形，显然是由于炮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所致。
此外通常说来，指挥员一般都会在较为靠后的位置以便观察与指挥，况且当时红军是在山上防守。笔者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赵博生率领以官佐为主的援军进行反击，将已攻上来的国民党军进攻部队打了下去。敌周至柔第十四师为其攻击部队的后退实施炮火掩护，其中一发炮弹落在赵博生身边不远处，致使赵博生的头部被弹片击中——估计迫击炮弹的可能性更大些，如果是山炮弹恐怕眼镜早就被震飞了。
1933年1月13日，毛泽东、项英签署ZY执行委员会第十五号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以纪念赵博生的牺牲，另以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的名义给红五军团发来唁电。其后，又在瑞金的叶坪建造了博生堡，朱德亲笔题写“博生堡”三个大字。但这依然难以平复红五军团广大指战员难过的心情——之前在庆祝宁都兵暴胜利一周年的同一天，苏区ZY局却突然下达了“关于肃反工作检阅决议”，并决议中专门点出了“季黄反革命案”！紧接着又将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肖劲光调离，安排蔡树藩接任红五军团政委的职务。但奇怪的是，蔡树潘任职没有几天就又被调走，换朱瑞前来接任红五军团政委一职。
博生堡（图片取自网络）
关于肖劲光的调离和新政委的任命，是个值得细细品味的事情。尽管肖劲光也是留俄出身，但从其前后经历来看，他并不是苏区ZY局所信赖的人。尽管他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的首任政委，但根据龚楚回忆，其时周恩来对这个任命还是考虑再三的。那么，此时将其调整为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换句话说，对其信任还是不信任？
肖劲光调离红五军团的任命是1932年的12月30日下达的——任命其为新成立的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兼政委。多年后，萧劲光在其回忆录里不无遗憾地说道：“我离开红五军团后，金溪、资溪、黄狮渡等战役我都没有参加。”（注3）鉴于军史记载的金资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2年11月16日—22日，因此推测肖劲光回忆中所指的那些战役应为第二阶段——1932年12月31—1933年1月12日。但实际肖劲光应该是在此之前，就已经离开了红五军团！由此可见，不受信任的可能性更大些。
依据某些历史资料记载，蔡树藩于1932年年底至1933年六月间任红五军团政委，但这段记载与朱瑞的履历严重冲突——朱瑞在其《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中，明确记叙了他接任红五军团政委的时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接受工作，即北上打硝石（黎川北），打长员庙，黄狮渡（镇谷南），主力打琅居（抚州东南镇）。”（注4）
这说明朱瑞是于当年年底从蔡树藩手中接任，并进一步佐证蔡树藩是在这之前接任红五军团政委的。如此一来，组建红五军团时的三个主要军团领导——军团（长）总指挥、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只剩下一个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一年以后，新任政委朱瑞和刘伯坚又先后被调走。刘伯坚为何被调离不甚清楚，但朱瑞却是其本人要求调离的。
赵博生牺牲后不长时间，敌第十四师所部再次向红十五军阵地发起攻击。黄昏时，跟随指挥作战的第四十旅旅长夏楚中因脚部负伤难以行走，不得不退下火线。最后，敌第四十一旅与第四十旅那个团，在炮火掩护下，攻占了那几座山头。此时天色已暗，攻打了一天的部队十分疲劳，周至柔下令停止进攻，结束当天的战斗。此战不仅红十五军伤亡惨重，国民党军周至柔的第十四师的伤亡也不轻，尤其是第四十一旅——“……，官兵伤亡数目也很大，其中连排长的伤亡接近一半。”（注5）
综合国共双方战史的记载，红十五军此刻已经知道了北路红军取得胜利的消息，但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却还不清楚。红十五军可能是因为兵力不足，收缩了防守阵地——也有可能是为了吸住周至柔的第十四师。笔者之所以这样判断的重要原因，是基于红十五军始终没有动用预备队第一二九团，故撤退到最后一道防线很可能是要给周至柔造成错觉。
根据国民党军的战史记载，当晚8时30分后，吴奇伟得到报告，当面红军又要开始发起进攻，另有一部红军经坪上楼向浒湾、硫坊一带迂回——大有包围浒湾之势。
这一下，吴奇伟禁不住恐慌起来，如再不撤退，不但自己有可能被消灭，恐怕临川也难保不失！临川（抚州）是赣中之要点，一旦被红军攻占南昌立刻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吴奇伟要求立刻回撤，以确保临川（抚州）！
吴奇伟接到中路军指挥部同意其回撤的电令后，立即命令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和他的嫡系第九十师等部，准备连夜沿公路回撤到临川。可如何处置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却使吴奇伟有些犯难！
其时，敌第十四师尚远在浒湾六十余华里之外的黄狮渡附近，如果不及时通知周至柔，恐该部孤立无援遭到红军主力的围歼；但若及时通知，又怕周至柔的第十四师会顺着原路返回浒湾一带——那就极有可能陷入红军的埋伏或包围。
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吴奇伟与时任国民党军中路军总指挥部的参谋长樊嵩甫紧急商量后，急电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二十六路军与第四军被红军第一、三军团击溃，退至浒湾附近。红军一、三军团已掉头包围贵师，希即向南城退却。”（注6）
为了确保周至柔的第十四师不被红军歼灭，樊嵩甫又电令驻扎腾桥、南城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立即派兵向东攻击以牵制红军，掩护和接应周至柔的第十四师撤向南城！
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接到电令后，立刻召集全师旅以上军官开会商量对策。会议期间，副师长霍揆彰等认为不必撤退，凭第十四师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完全可以同红军决战。
这也难怪霍揆彰等人如此骄横，陈诚的第十八军所部进入江西剿共以来，基本就没吃过红军什么亏——红军选择的打击对象大都是杂牌军。而赣州一役，第十四师配合第十一师作战取得了成功，所以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红军轻易不会直接与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这样的国军主力交手的。
但师长周至柔不这么想，他认为稳妥起见还是听从中路军总指挥部的命令，立刻开拔向南城撤退，并立即同南城方面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师联系。
周至柔安排的撤退顺序是：以第四十一旅为先头，中间是师部及师直，第四十旅在后面，以第四十旅的七十九团为后卫，掩护全师的后退。第七十九团团长陈烈，又安排谭楚材的第三营，担负最后的掩护任务。
当时周至柔第十四师所处的位置，大致在芦河乡的清江附近。在这附近恰有一条公路直通向南城，这条向南的路在后车、林坊相交之处折向西南，距离南城北面的万年桥，大约只有四十华里多一点儿。
但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却不敢完全走这条路，一是因为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八、三十九两师约六千多兵力，正在这条路三分之二处的渭水桥一带，监视南城和腾桥方向的国民党军，之前曾与腾桥方向国民党军的第二十三师接过火；二是几乎可以肯定，由浒湾南下的红军主力显然是要会合红五军团，如果被红五军团缠住，红军主力就会迅速南下，共同来围歼国民党军第十四师的。
从左至右：白崇禧、宋美龄、蒋介石、陈诚、周至柔（取自网络）
因此，周至柔根据吴奇伟中路军指挥部提供的信息和情报，选择走高坪、塗岭然后奔向南城。不知是地名改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笔者在现今电子地图上，没有查到这两个地点。推测应该是在渭水桥的东北某处离开大路，向南或者向北，绕过红五军团的阵地，然后再转向西南一路奔向南城。
这边国民党军中路军总指挥部的参谋长樊嵩甫刚刚下达了紧急部署，红军那边林彪、聂荣臻等在吴奇伟所部喘息未定的情况下，又于半夜时分突然向浒湾发起猛烈攻击！红一军团在红三军团的配合下，从东面和西南面，向浒湾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发起猛攻！红二十二军则从北面，攻击浒湾国民党军的侧后背。
惊魂未定的吴奇伟所部，原本就伤亡颇重、疲劳不堪，面对红军大规模的夜间进攻不知所措！尤其是红二十二军从北面的进攻，使吴奇伟所部感到红军似有包围他们的迹象，大概是事前已下达准备撤退的命令，两个师向临川（抚州）的逃跑慌而未乱！
但吴奇伟主力的突然撤退，却使得在前面驻守八角亭的那个营苦不堪言，由于后路被截只好跳进琉璃河——企图徒涉过河逃向西岸。结果在红军的追击下全营大部死伤，剩余部分为活命只好当了俘虏。
当晚下半夜过了不久，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部进占浒湾镇。时至第二天中午时分，红一军团主力已乘势进占硫坊，红二十二军一部甚至一直追击到临川城边，一度占据临川河东的千金陂机场。
当天下午红军继续攻打临川，与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二旅发生激战！就在双方激战正酣之时，由宜黄赶来增援的陈诚主力第十一师，终于赶到临川城西南约十二华里处的上顿渡一带。眼见国民党军的大批援军陆续赶到，周恩来、朱德等只好命令红一军团撤离浒湾——改向金谿、东乡一带转移。
西北方远处隐约传来的枪炮声，使得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顿感不安。隆冬时节赣东北山区的深夜星光暗淡，马鞍山对面的红十五军似乎没什么动静，但这静谧之中似乎掩藏着极度的危险。
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权衡了一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还是早些脱离危险为好，所以顾不上所部打了一整天极度疲劳，凌晨下令其先头第四十一旅打枪的不要，立即开始撤退！师部等直属部队随后跟上。等第四十一旅和师部等大部队出发一小时后，第四十旅也悄无声息地撤离阵地，尾随第十四师主力疾速向南城撤去。
周至柔下的命令是第十四师所部快速行军，却无奈夜深天寒、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又不好走，近一万五千人的大军在黑暗中行进，想快也快不起来——其先头部队在大山中一路摸索前进，时不时还得停下来辨认方向——唯恐走错了路。
据时任周至柔第十四师骑兵连长的方耀回忆，“有些人甚至在行军中都睡熟了”。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夜，到天明时分，绕了一大圈的周至柔第十四师师部，刚刚抵近南城北面的要道万年桥，猛然听到后面枪声大作！红军主力追上来了！
从周至柔的第十四师撤退的过程看，由于全师采取的是隐秘撤退的方式，而留在后面掩护的第四十旅，并未与红十五军发生战斗。这似乎说明周至柔所部的撤退，并未被守在黄狮渡西面山上的红十五军发现，否则红十五军应当尾随追击或设法拖住他们。
从周至柔所部的第四十旅留在后面掩护的那个营，大约凌晨二时左右方悄然离去判断，红十五军很可能自始至终都未能发现敌军的撤离。既然不是红十五军所部，那又会是哪些红军部队，追上周至柔第十四师的？
根据聂荣臻的回忆，追击围歼周至柔第十四师的红军部队，主要是红五军团两个师及红一军团第三军、红三军团第七军和寻淮洲的红三十一师。
作为此次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聂荣臻的回忆显然应该更为准确的。回顾到这里，我们难免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既然周至柔的第十四师采取的是隐秘的方式，脱离战场撤向南城、且未被红十五军发现，怎么又会被其他红军部队发现并追上？
笔者在分析探讨这段史实时，禁不住再次发出叹息。也许率先追歼周至柔第十四师的主要为红五军团那两个师，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军史中仅仅是一笔带过。而更可叹的是，因为不得而知的原因，红五军团又未留下一部完整、正规的军团史，所以笔者不得不综合国共双方的有关资料，大着胆子进行分析研究和推测——按照国民党军的军史记载，周至柔第十四师的行踪之所以被红军发现，是因为其前卫第四十一师行动不密造成的，可惜的是没有明确地记述，到底是在何时何地暴露的。
有明确记载的，只有笔者在本文上一段提到的，时任周至柔第十四师骑兵连长方耀的回忆。考虑到方耀是此战的亲历者，他回忆的具体时间还是可信的，至于地点则基本与国民党军史记载相吻合——他回忆是接近万年桥，国民党军史所言是下弓堡附近的圩水东岸。虽然这两个地点相距约八公里，但方耀是跟随第十四师师部行动，国民党军史描绘的则是第十四师的后卫部队，是以笔者认为还是可信的。
依据前面笔者推测的结果，敌第十四师隐秘后撤时红十五军并未发现，而第十四师的这个第四十一旅又是前卫，所以其被发现应该是在撤向南城的半道上。
笔者推断，周至柔第十四师的撤退路线，基本上是由芦河、清江一带，沿着金谿通往南城的公路行进的。这条路是大路、顺着山谷修建的，周至柔的第十四师装备有一个炮兵营——有十余门山炮和平射炮加上弹药等，尽管可以采用分解用骡马驮乘的方式，但大路总是比羊肠小道迅捷好走，况且出发时又是在星光暗淡的冬夜。
根据这条路线的路况判断，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大约是在渭水桥东北两公里外的石灰前，向右转到山里、从红五军团的阵地北面绕过去的。红五军团如果能像上一次围歼黄狮渡周士达部时，还将阻击阵地设在荆竺山一带——那里是三岔路口，周至柔的第十四师的回撤就难了。董振堂之所以将红五军团的阻击阵地设在渭水桥一带，恐怕是因为其兵力不足以同时阻击两面的来敌——上一次是整个军团，这次只有两个师六个团。
这里需要特作说明的是，为何笔者认为，周至柔的第十四师是从石灰前一带而不是别处绕行的？这要从这条路的走向和地形地貌以及时间讲起。为了能使笔者的推测更加直观和清晰，请看一下笔者制作的简图。
图中A是周至柔第十四师撤离的大致出发地——芦河、清江一带，B是通往南城的万年桥。绿A旁边橘黄色标记是黄狮渡（村），B下面的紫色标记是南城县。A为朱坊。行进路线中间的三个绿色箭头，自上而下依次是：石灰前，渭水桥，荆竺山。由石灰前至荆竺山的那条红线，是笔者根据推测，绘出的周至柔第十四师大致的绕行路线。
从当时周至柔的第十四师所在的地理位置看，撤向南城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从芦河一直向西，然后沿着抚河东岸南下南城。这是条小路而且绕远，不利于有辎重的大军行动不说，还有可能在半路上遭遇由浒湾南下来围歼他们的红军主力。
另一条路——也就是笔者推测的路，即西南方直通南城的大路——金谿通至南城的公路，这条路较直且能避开有浒湾包抄过来的红军主力。对于行伍多年的周至柔而言，这两条路的优劣一目了然。
选择南下大路唯一困难在于，红五军团的两个师正据守在这条路的中间——渭水桥一带，必须要设法绕过去否则会被拖住。
从上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石灰前到荆竺山这段路略呈弧形，这是由山势造成的。石灰前不远处的快塘村西面约两公里处，有一座名为高嵊的大山，渭水桥恰好位于这座山南面的山脚处。从这座山的北面绕过去，应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绕过这座山恰好是荆竺山前面的岔路口，从那里就可以直下南城了！
当然还存在另一个可能：选择从渭水桥南面的山中绕行。不过，这样不但绕的圈要大，行进的难度也要大——根据谷歌地图中显示出的颜色，南面的大山的颜色要深些，意味着山更高、更大，从这边绕行显然要比北面难度要大的多。
笔者推测，周至柔的第十四师没有向南绕行另一个原因，就是如果真的是从南绕行，红五军团等依然有可能发现他们的行踪。
最后一点，就是笔者的这个推测，得到国民党军战史的佐证：周至柔第十四师与红军发生激战的地点，就在三岔路口南面不远的下弓堡和石门居。
笔者根据国共双方的有关军史记载判断，当时的的大致情况应当是是这样的：吴奇伟所部的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等部由浒湾逃回临川（抚州）后，周恩来、朱德等用红四军和红二十二军等部，虚张声势造成要攻击福州的假象，实际派遣红三军、红七军及红三十一师插向东南，会合红五军团三十八、三十九两师主力，然后围歼位于黄狮渡西面周至柔的第十四师。
几乎在红军主力南下的同时，周至柔的第十四师也开始撤向西南方的南城，中途绕行渭水桥时被红五军团发现。红五军团一边悄悄尾随，一边联络南下的主力红军——两部红军会合后，一起攻向周至柔第十四师的后卫部队。
根据红军军史记载透露出的信息，最先发起攻击的主要是红五军团和红七军所部。大概红五军团上下已经得知赵博生牺牲的消息，所以攻势十分凶猛。
根据时任周至柔第十四师骑兵连长方耀的回忆：“到天色微明时，师部才到达离南城10里路的一座大桥上。猛听到后边枪声大作，才知道红军第一、第三军团主力已经追到了。”（7）
担任后卫的第七十九团伤亡惨重，其第三营营长谭楚材作战过程中阵亡。直到天已大亮、且南城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出兵增援，红军才不得不撤出战斗。按照国民党军史的说法是，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共伤亡八百余人。
至此，周恩来和朱德制定的金资战役第二阶段，落下帷幕。
金资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战果，与第一阶段相差不多：第一阶段黄狮渡之役，歼敌一个旅三千多人；第二阶段之枫山铺、浒湾之役，歼敌两千余人；其后阻击、尾追周至柔第十四师的战斗，前后共歼敌一千多人。
三仗的战果加起来，共约歼敌七千余人，还有不少枪支弹药及物资等缴获，表面看起来似乎应该算是不小的胜利。可惜的是红军的损失也不少，尤其是赵博生的牺牲，给战役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战后，总部虽然对赵博生的牺牲予以隆重纪念，但对红五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打击还是相当大的——此时宁都暴动时的三位主要领导仅剩下董振堂一人，而刚升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朱瑞书生气十足，不像萧劲光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不但态度生硬而且工作效率低，很快便与董振堂产生矛盾，而且与下级的关系也不好——用他自己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自我检讨的说法是：“尤以对董振堂同志之团结帮助不够，时发生冲突，……，工作又搞不好，且对下级干部要求太严，作风太硬，颇有隔阂。”（注8）
红一方面军的兵员损失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两个多月来，数万主力红军在国民党军重兵环伺的形势下，行军作战的时间远远多于休整的时间。致使整个部队疲惫不堪，造成不少的非战斗减员——特别是红五军团的那些北方籍战士。所以尽管作战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并未达到先前制定的“先发制人”、打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目的。
实事求是地说，面对临时ZY和苏区ZY局的巨大压力，若不是周恩来的精明与谨慎小心，红军很可能会再次重蹈类似赣州战役时的覆辙。这里还有一点必须要指出，周恩来将刘伯承调到前线任总参谋长，无疑是明智之举——克服了之前战役组织比较粗糙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三人，通过这一阶段的作战得到良好的磨合，为后来作战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苏区ZY局后方大员的眼里，似乎只看到了胜利的成果，而对赵博生等红军将士洒在黄狮渡一带的鲜血，虽不能说是熟视无睹但似乎也并未太放在心上！
战后，不仅红军进行检讨和总结，国民党中路军也召开会议——据方耀回忆：从南京返回临川的陈诚，尤其对第二十六军和第四军此役惨败十分气愤，决定在总部召开少校以上军官会议进行检讨。会上，第四军军长吴奇伟在报告作战经过时，利用职务之便，非但没有检讨自己的过错，却咄咄逼人地指责第二十六军！由于第二十六路军首先败退，加上孙连仲还指望陈诚能给其补充人员及武器弹药，只能忍气吞声坐在那儿默默无语。
1933年1月16日，刚刚转入休整没几天的红一方面军，突然接到苏区ZY局发来的指示电：要求部队转移到抚河以西，调动敌之主力进行决战——进攻敌重兵集团和攻击南城。
24日，大概是未见到回电，再次致电朱德与周恩来，要求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指示：“‘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它’，‘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它’。并强调‘占领南城和南丰’是‘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要方面军领导人立即报告‘执行之结果’。”（注9）
注释：
注1、2：见《国民革命战史4》，第189页。
注3：见《肖劲光回忆录》，第127页。
注4：见朱瑞《我的历史及思想自传》，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 第0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48页。
注5、6、7：见《文史资料存稿选编-4—十年内战》，第397页。
注8：见朱瑞《我的历史及思想自传》，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 第0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49页。
注9：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34、335页。
江西宁都赵博生烈士墓
华北烈士陵园赵博生纪念碑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