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称“西南联大”，是国民政府为应对当时的时局而临时组成的一所过渡性大学。

西南联大的校门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不再满足侵占东北三省，而是觊觎华北和整个中国，悍然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战争的初期，由于当时政府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积极剿共、消极抗日，导致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一批重要的政府机关、高等院校为避战乱，不得不从日占区撤出，纷纷南下、内迁。

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走到了一起的。国民政府为了有效地保存大学的种子，尽可能地将损失降至最低，1937年11月下令三校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但是长沙也不安宁，不断地遭到日机轰炸、日军袭扰，1938年2月中，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只好放弃长沙，兵分三路西迁至西南边云南昆明（有部分院系先是在云南的蒙自县设立分校过渡一阵，后来也全部转入并至昆明）。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1937年8月筹备组建，到1946年8月停止办学，三校解散、北归复校，西南联大一共只存在了8年11个月，9年都不到。

就是这九年不到的短暂时间，西南联大成为中国大学的巅峰，成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永远矗立的巍巍丰碑，叫后人永久凝视仰望。

西南联大的主要历史贡献，笔者个人愚见是在于：

虽然它只是一所过渡性质的临时大学，但是各方面都很规范正式，取得的成果足以傲人：

(1)办学的理念宗旨方针不过渡；

(2)办学的态度和热忱不临时；

(3)办学的方法不拼凑；

(4)办学的成就不将就。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抗战最艰苦卓绝的时期，保持住了科研学术的有生力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等人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南联合大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笔者浅见，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总结，以期得到各位方家名士的指正，学习交流共勉。

有学者在介绍西南联大时，写了一幅对子：“如云如海如山，自如自由自在”，将联大的风貌和独特的气质概括得栩栩如生：

“如云”自然是指北京大学，像云朵一样自由，无拘无束；

“如海”指水木清华，像大海一样博大宽广、厚德载物；

“如山”指南开大学，像巍巍大山一般深沉、静默不言。

西南联大将三所名校的优点和长处发挥到极致，尤其是北大骨子里的“兼容并包”得到最好的体现。

梅像贻琦校长

西南联大实际校长梅贻琦非常敬仰北大老校长蔡元培，一直追随他的思想，可以说是他十足的“迷弟”。对蔡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治校理念更是极为推崇，并在掌舵西南联大的期间身体力行实践之。

联大的自由和开明是出了名的，无论是教员、学生还是普通校工，不论什么阶层、党派和政治信仰，大家都能共处一室、其乐融融、相安无事。出了校门，大家各忙各的；在校园内，大家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来不会因为政见差异而互相攻讦，彼此瞧不起。

正是在这种包容、开放、自由的氛围下，教师们兢兢业业，有教无类； 学生们乐学，勤于钻研积极向上。宽松的学术环境，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引领中国一个世纪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学术大师。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人们心中一座永恒的丰碑。

联大三公：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组成，刚开始，由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三公出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联席主席”，共同执掌西南联大的治理权。

但实际上，西南联大自始至终都是由梅先生独自在打理操持，蒋、张二公都未出面。

原来，二公名义上担任西南联大的联席主席之职，但都不约而同地主动避嫌，以梅先生年富力强、公正廉明为由，将校务大事小情悉数委托梅先生一人裁决，二公决不掣肘，更不会从中使绊子作梗。

梅先生也不推辞，毅然挑起这份重任。为了不辜负两位兄长对自己的信任，梅先生真正做到了公正廉明、敬业勤勉、管理有方，为西南联大在艰苦动荡的岁月生存繁衍操碎了心。

他对来自三校的师生，从没有任何“门户之见”，永远都是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梅先生不苟言笑，严谨到有点刻板，从不会夸夸其谈。但是他善于倾听，虚怀若谷。

他坚持“大学应该教授说了算”的理念，倡导建立“教授治校”的大学校务管理体系，教授治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学校的事都由这个委员会讨论拍板，然后交给校长执行。他总是说：

大学地位最高的是教授，而校长就是为教授搬椅子倒水的。

梅先生不但能力出众，而且胸襟坦荡、高风亮节、廉洁自律，人格魅力无穷。他是一校之长，却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他把自己的津贴都砍掉，补贴到学校和其他困难的教授，自己的日子都揭不开锅，却坚决不给自己的夫人在学校谋一份差事。夫人不得不每天自己做点心，然后拿到集镇上售卖，每天来回几十公里的路程，但为了省钱，袜子都不穿，把脚都磨破了。

因为他的高贵品行，克己修身立德，梅先生博得全体师生和校友的一致尊崇和拥戴。

他被尊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联大，才高八斗、脾气怪异、怼天怼地的大牛教授很多，但对梅先生却是毕恭毕敬，发自内心的膺服。最著名的当属狂儒大家刘文典，这位中国古文化学的泰斗，狠起来敢跟蒋委座对骂，甚至踹光头的屁股。但是见到梅校长却像懂事的孩子一样，非常有礼貌。

西南联大地处西南昆明，古代就是南夷荒蛮之地。抗战时期，昆明地区还很落后闭塞，加上日寇不时的轰炸袭扰，西南联大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所以，这里都没有像样的校舍建筑，基本上都是茅草房，有的还经常被日机扔下的炸弹炸塌。

关于西南联大的校舍，还有一段趣闻。

联大刚选址的时候，梅先生就专门拜托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负责联大校园的建筑规划设计。当图纸出来后，发现经费严重不足，只好修改设计。就这样前前后后改了数十次，最后全是民房构造。梁思成气炸了，对着梅先生咆哮：改改改！这样的茅草房农民都会建，还要我干什么！

校舍寒酸简陋，时常漏风漏雨，冬天冻的要命，夏天又烤的要命，甚至要40人挤一间。

但联大可真是藏龙卧虎之所 ，汇聚了当时国内各门各派最顶级的大家大师，用「神仙打架」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商学院院长周炳琳、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教员中还包括陈寅恪、赵元任、刘文典、钱锺书、闻一多、胡适、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钱穆、冯友兰、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吴晗、吴宓、潘光旦、卞之琳，李宪之、吴有训、周培源、费孝通、吴大猷、华罗庚、陈省身、陈岱孙、张奚若等人……

更了不起的是，联大短短九年时光，培养和输送了2位诺奖获得者、8名「两弹一星」元勋、5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74位两院院士（学部委员）。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金岳霖等联大教授

西南联大的茅草房与大师巨匠，生动形象地诠释了梅校长的经典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联大诞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面临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严峻局势。联大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穷是真穷，昆明虽说是大后方，但物质极端匮乏。很多教授、家属及学生都吃不饱、睡不好，日子都无以为继，还要随时躲避空炸。

很多教授为了对抗饥饿，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亮出来：

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在大街上替人刻印，梅校长亲自站台做广告推销；

物理学家赵九章自制肥皂出售；

小说家沈从文讲评书，每次能得到几根顶花带刺的黄瓜；

校长夫人也没闲着，制作家传的点心很受欢迎，寄在当地的糕点店售卖十分抢手。

一些教授知道后，总要找各种借口上校长家蹭几口。而这个时候，校长夫妇是来者不拒，竭力满足。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这些可歌可敬的老师、生龙活虎的学生，都没有熄灭内心的火焰，没有停止对学问和真理的探索。“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们心怀远大理想，以苦为乐、苦中作乐，“教师孜孜产倦传道授业以救国、学生不耻下问刻苦钻研以报国”。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和激励，西南联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创造力惊人，成为照亮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火把。

联大的学生在极简陋的茅草房教室里上课

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精神世界极为富有。「为生民请命，为天地立心」，他们把救国报国的满腔热情都化作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动力。有的学生选择参军，在抗日第一线直接打击侵略者。据资料，抗战八年，共有1100联大学生参军。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他们践行了联大「刚毅艰卓」的校训。

这是西南联大历久弥新，巍然耸立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史册上的原因，她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一座高峰……

（注：文章参考并借鉴了部分文献史料，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