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四十二讲
第二章 南北朝书法批评的演变
第六节 庾肩吾的《书品》
在庾肩吾的笔下的《书品》中，这些书法巨匠被细致地划分为九个等级，展现出他们各自书法的精妙与不足。这一做法，可追溯至东汉班固的《汉书·人物表》。班固以独特的视角，将古史中的众多人物按照特定的标准划分为九个等级，每个等级再细分为上、中、下三等。至魏晋时期，这种“九品官人法”更是被广泛用于评定人物的等级。庾肩吾在《书品》中，巧妙地借鉴了这些方法，用于评价历代书法家的艺术成就。
从张芝这位被誉为“书圣”的古代书法家开始，一直到庾肩吾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所选择的书法家共计一百二十八位。尽管我们现在所见的文本只有一百二十三位，但从其涵盖的范围来看，《书品》的关注对象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部书法评论著作。庾肩吾以他独特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技艺高超的书法世界。
在《书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位书法家的精彩作品，更可以领略到庾肩吾对他们的高度评价。他以九个等级为框架，对每位书法家的艺术风格、技巧运用以及创新精神进行了深入剖析，使我们对这些书法巨匠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庾肩吾的评价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使我们能够从中汲取营养，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书法水平。
庾肩吾的《书品》不仅是一部书法评论的杰作，更是一部展现古代书法家风采的百科全书。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古代书法艺术的窗口，让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
在探讨庾肩吾的《书品》时，清朝的刘熙载曾评论道：“司空表圣的《二十四诗品》在书法领域的贡献，要远胜于庾子慎的《书品》。因为庾《品》只是简单地给古人排名，而司空《品》则能陶冶性情，启发灵感。”这番话似乎暗示着《书品》虽然为书法家们划定了地位，但在书法艺术的内涵和理论上并无太多创新。不可否认，《书品》在书法批评史上仍占有一席之地。
庾肩吾在评价书法家时，并未盲目追随梁武帝萧衍的观点，即贬低王羲之、推崇锺繇。相反，他综合了前人的评价，并根据自己的见解，将张芝、锺繇、王羲之置于同一高度。他运用“天然”和“工夫”两个维度来刻画这三位书法家的特色。
他认为张芝的书法在技巧上首屈一指，而天然之趣则稍逊一筹；锺繇则恰好相反，其书法天然之趣独占鳌头，技巧则紧随其后；至于王羲之，他的技巧虽不及张芝，但天然之趣却更胜一筹；在天然方面虽略逊于锺繇，但技巧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羊欣曾赞誉王羲之的书法“贵越群品，古今莫二”，意指其书法超越了所有的品级，古今无双。庾肩吾在评价王羲之时不吝赞美之词，似乎对他特别推崇。
这或许是因为在梁武帝等人推崇张芝、锺繇的背景下，庾肩吾想要证明王羲之同样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为了增强说服力，他引用了羊欣的评语，并补充说王羲之的书法“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意味着他融合了各种书法的精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唐朝的孙过庭在论述张芝、锺繇、王羲之这三位书法家时，也面临了类似的挑战。从他的《书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明显借鉴了《书品》的思路。两位书法家都以独到的眼光审视了前人的成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书法批评遗产。
关于“天然”与“工夫”的议题，我们已在探讨王僧虔的思想时有过详尽的阐释，此处不再赘述。王僧虔的观点中，将“天然”与“工夫”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已然明确。若将这一观点置于当时的文学批评背景中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书法批评与整个文艺潮流之间的微妙差异。
与庾肩吾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家锺嵘，在其《诗品》中讲述了一个关于谢诗与颜诗评价的故事。他提到：“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这里，“芙蓉出水”象征着天然的纯净与清新，而“错彩镂金”则代表着精湛的技艺与雕琢。颜延之对以“错彩镂金”评价其诗歌感到不满，这反映出在当时的文学领域，天然之美往往被视为超越技艺之美的更高境界。
宗白华先生在其《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美学思想的转变。
若我们深入剖析庾肩吾的观念，便会发现宗白华先生的论断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书法审美。在书法领域，人们往往将“天然”与“工夫”视为同等重要的品质，它们共同构成了书法艺术的基本要求，而并非特别强调“天然”的优越性。
在探讨王僧虔的思想时，我们不仅要关注其对于“天然”与“工夫”的看法，还要将其置于当时的文学批评与书法艺术的背景中进行全面审视。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其思想内涵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尽管他与梁武帝萧衍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但两者之间的观念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庾肩吾对张芝、锺繇、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评价极高，将其列为最高等级。这种排列并未完全契合萧衍的价值观，因为在萧衍的心目中，只有张芝、锺繇两人的书法才能达到顶峰。
对于将王献之置于第二等“上之中”的决定，庾肩吾认为这可能与萧衍对王献之的评价有关。庾肩吾将锺繇的“工夫”列为第三，这也与梁武帝的观念有所不同。《书品》并非盲目追随权威，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立判断和独到的见解。
庾肩吾对于理想书法的理解，源自对张芝、锺繇、王羲之等人书作的深入研究。他认为，真正的书法艺术应该是“天然”与“工夫”的完美结合。
在《书品》中，他对这三位书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赞他们的书法“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锺元常、王右军其人也。”这种以“神化”来评价他们的书法，无疑为后来的唐人神品观念奠定了基础。
对于品列在“下之下”的二十三位书家，庾肩吾同样给予了关注。他认为，虽然这些书家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五味一和，五色一彩”，即缺乏形式上的变化和多样性。尽管如此，庾肩吾仍然欣赏他们在书法中所展现出的独特魅力，称赞他们的作品“遗迹见珍，余芳可折。诚以驱驰并驾，不逮前锋，而中权后殿，各尽其美。”这种公正而全面的评价，展现了庾肩吾作为书法评论家的专业素养和敏锐眼光。
《书品》一书对于书体的见解颇具深意，这不仅仅关乎南朝时期的文化风尚，更是书法艺术的独特诠释。此书对众多书体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从古文到科斗，从刻符书到署书，再到鸟虫书、麒麟篆、龙虎书等，无一不体现了书法的博大精深。
庾肩吾在列举这些五花八门的书体时，也表达了对它们的看法：尽管它们如奇珍般独特，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并不符合时代的需要。
他所真正关注的，是隶书和行草这两种书体。在庾肩吾看来，隶书和行草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其实用性和审美价值都极高。他说：“隶既发源秦史，草乃激流齐相。”这两句话道出了隶书和行草的历史渊源和独特魅力。隶书源于秦朝，历经七代而不衰，其字形结构严谨，笔画厚重有力，具有古朴典雅之美；而行草则如激流般灵动，既有草书的流畅自然，又不失行书的端庄大气。
庾肩吾进一步评价说：“均其文，总六书之要；指其事，笼八体之奇能。”这意味着隶书和行草这两种书体不仅涵盖了六书的精髓，更兼具了其他八种书体的独特魅力。他形容隶书如“分行纸上，类出茧之蛾；结画篇中，似闻琴之鹤”，行草则如“峰间起，琼山惭其敛雾；漪澜递振，碧海愧其下风”。这些生动的比喻，充分展示了隶书和行草的独特魅力和神韵。
《书品》一书对书体的见解独到而深刻，既展现了书法的博大精深，又突显了隶书和行草这两种书体的独特价值。庾肩吾的书法观念不仅反映了南朝时期的文化风尚，更为后世的书法爱好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在汉末至魏晋这段时期，尽管有蔡邕等擅长篆书、隶书（八分）的名家，但他们并未被选中，这表明当时重视的是常规书体。通过查阅其他文献，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杂体书法非常流行，许多书法家都尝试创新，创造出许多新的字体。这些新字体加上以前各朝代的遗存，共同构成了这个时期杂体书法的繁荣局面。
南朝庾元威的《论书》中记载，刘宋时期的画家宗炳创造了九种不同风格的书法，包括谦素书、简奏书、笺表书、吊记书、行押书、概书、稿书、半草书和全草书。此外，书中还提到，齐末的王融整理了古今杂体书法，共有六十四种。这些新奇的书法体和独特的名称，展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新奇和独特的追求。
相比之下，庾肩吾坚持推崇几种常规书体，这一观念顺应了书法发展的潮流。他并未盲目追求新奇，而是尊重并坚守传统，这一态度在当时社会尤为难得。
总的来说，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界充满了创新和变革，但也有人坚持传统，坚守常规书体的价值。这种新旧交融，既展现了人们对新奇的追求，也体现了对传统的尊重和维护。庾元威的《论书》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的书法全貌，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书法风貌。（全文3598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