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朱庆澜得知成立不久的电通影业公司正在筹拍一部抗战题材的电影《风云儿女》，满腔爱国热血的他知道文化可以强化民族认同、文化可以唤醒民众觉悟，于是便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全部拍摄费用，并担任了影片的出品人，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游说，确保电影《风云儿女》通过审核并顺利上映。
朱庆澜
朱庆澜非常喜欢影片《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歌，认为其雄劲刚健的旋律和坚定有力的节奏唱出了时代的强音，但原稿的曲名只题有“进行曲”三个字，他觉得有些欠妥。朱庆澜想起当年自己作为总司令率领东北义勇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英勇抗战壮举，想到全国各地义勇军“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不怕牺牲的场景，朱庆澜灵感突发，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大字。
朱庆澜手迹“东北义勇军”
朱庆澜的祖籍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因父在山东知府衙门任幕僚，朱庆澜于1874年生于山东历城县，幼读诗书，经科举考选为附生。
1893年朱庆澜经父亲朋友介绍去关外谋生，初任巡警总局巡检，后转入巡防营，由哨长逐步提升为队官，接着升任驻防锦州的第三营管带，后又擢升统兵五营的统领。1904年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因朱庆澜在辽西剿灭胡匪、缉拿海盗有功，又因朱父是赵父任山东巡抚时旧属，故对朱庆澜特别倚重，调朱庆澜任营务处督办，协助赵尔巽整编奉省军队，编成四十营，1906年又调任统领，统率步、骑、炮八个营，驻军沈阳，为将军府的亲兵。
赵尔巽
1909年6月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以朱庆澜办事干练，又奏明清廷调朱来川，初为巡警道，后为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1911年2月三十三混成协扩编为暂编陆军第十七镇，朱庆澜升任统制，他延聘由日回国的程潜、方声涛等为军官，想把十七镇训练成卫国劲旅，并与革命党人建立友谊，萌发了民主革命思想。
时清廷宣布取消商办铁路法案，四川各界组织保路同志会，发动请愿，新任川督赵尔丰开枪镇压，射杀群众四十余人，激起了四川民变。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四川宣布自治，推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军政府许诺发放的三个月恩饷未能如数发给，在军队里引起很大的不满，12月8日发生哗变，蒲、朱逃匿。乱兵到处抢劫焚掠，全城极为混乱，尹昌衡于乱中驰赴凤凰山军营，急召新军入城剿捕乱兵，尹昌衡以平乱有功被举为都督。朱庆澜为官廉正，他统帅的十七镇官兵又未参与镇压保路的民众，遂得与外籍军官安全离川。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因黑龙江都督宋小濂系文人，不谙军旅，北京政府陆军部遂派朱庆澜出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后朱庆澜代理都督。
1913年10月朱庆澜被任命为护军使兼民政长，1914年5月民政长改为巡按使，他仍兼该职，6月护军使名目裁撤，朱庆澜改任镇安右将军兼巡按使，督理黑省军民两政。
1915年袁世凯称帝，朱庆澜与段芝贵等十四省将军通电拥袁称帝。1916年5月黑龙江第一师师长许兰洲趁袁世凯复辟失败之际谋夺巡按使职位，鼓动部下威逼朱庆澜让贤，朱庆澜被迫离职。
朱庆澜在黑龙江省主政四年，政绩为黑龙江人所称道，黑龙江马贼猖獗，不断攻城破邑，朱庆澜除亲率骑兵追剿外，并在各县编练保安队清乡，社会秩序随之安定。黑龙江人烟稀少，朱勘测荒地，减赋招收冀鲁饥民开垦，逐渐成为中国粮仓。沙俄不断越界侵略，朱庆澜督工建成工程艰巨的嫩（江）漠（河）公路，以固国防。朱庆澜还注重社会救济事业，在省城办有女子教养院、孤儿院、博济工厂等。朱庆澜生活俭朴，离职时骑马挎刀带随从一人至昂昂溪乘火车入关，其朴素风貌在黑省传为美谈。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独揽大权，为借助朱庆澜的声望，收拾袁世凯称帝时宣布独立的西南局面，10月任命朱庆澜为广东省长，朱庆澜到任广东时，形势极其复杂而棘手，桂系陆荣廷所部进兵广东驱逐龙济光后，即派其部下陈炳焜任广东督军，桂系军队控制省城、东江、西江地区，倾向国民党的李烈钧率滇军两个师驻防韶关和北江地区，此外还有龙济光留下的地方保安队和辛亥时期的民军散驻各地。
陈炳焜
陈炳焜排斥异己，从不补给，这些部队就各在防地筹饷，与当地人民发生了矛盾。朱庆澜同情这些部队的处境，以省长名义发行“救国公债”，予以接济。同时将保安队四十营编成省长亲军，委国民党人陈炯明为警卫军司令，归省长指挥调遣，以增强对抗桂系的实力。
朱庆澜
1917年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朱庆澜首先发电声讨，同时为反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毁法，派员赴上海欢迎孙中山以广州为根据地领导护法运动。
孙中山乘应瑞舰到达汕头，派章太炎先行至广州接洽，为保卫孙的安全，朱庆澜派警卫军统领国民党人魏邦平兼任广州警察厅长。同时李烈钧率滇军两个师集结广州郊外，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抵穗时，陈炳焜被迫与朱庆澜一道去江岸迎接。
1917年8月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9月选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成立军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展开斗争。朱庆澜倒向孙中山方面，使段祺瑞十分恼火，便发表朱庆澜为广西省长，朱以广东自主为由拒绝接受。
桂系始终把朱庆澜看作眼中钉，这时陈炳焜借口军事时期，军权必须统一，要求改编警卫军，朱被迫交出二十营，陈为挤走朱，吞并其警卫军，策动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起兵驱逐朱庆澜。朱庆澜将省长印交与省议会，将警卫军交给陈炯明，未理睬陈炳焜，即回上海，从此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有了一支自己的正规武装。
此时朱庆澜以国事纷扰，难有作为，遂联络有志之士从事教育事业，在祖籍绍兴市柯桥镇创办渔后村小学，在第二故乡锦州市创办成德女子中学，其夫人徐雅志在沈阳协助阎宝航办贫儿学校，接着又创办崇德女子中学等。
1921年11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宣言放弃庚子赔款并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当时张作霖任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提出保境安民口号，延揽人才，整顿内部。朱庆澜两度在东北任职，素有贤名，经孙中山推荐，张作霖于1922年10月任命朱庆澜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拨出四个旅归朱指挥，分驻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沿线，12月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划中东路沿线为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张作霖又任命朱兼特别区行政长官，所有区内军警、外交、司法、财经、教育等机关均归朱管辖。
张作霖
时苏俄红军正与白俄军在远东交战，为防止白军利用中东路对红军作战，朱庆澜在中俄边境实行戒严，将退入我国境内的谢米诺夫等白军予以缴械，从而保持了东北地方当局对赤白两军战斗中的中立立场。随后张作霖决定甩开曹锟的北京政权派代表与苏联直接谈判，而苏联亦正视张作霖系东北实际统治者事实，希望取得中国地方政府的承认，经朱庆澜协同张作霖派出的全权代表与苏联全权代表多次谈判，于1924年9月终于签订了《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联邦之协定》(即《奉俄协定》)，规定：(一)中东铁路六十年后由中国无条件收回；(二)中东铁路理事会由奉俄会商解决。
朱庆澜在东省特区任职期间，不仅协助张作霖收回铁路共同管理权及特区境内的土地和森林资源经营权，而且排除英、日帝国主义者的干扰，促进东三省地方当局与苏联和平共处。同时朱庆澜还促成东三省当局与苏方签订收回松花江、黑龙江航行权协定，由朱庆澜召集哈尔滨市绅商组织“戊通公司”，购买大批船只航行两江流域，商民为了表示对朱庆澜的感戴，将吨位最大的一只船命名为“庆澜”号以志纪念。此外朱对哈埠市政建设、振兴实业、繁荣市场、发展文教事业亦有贡献。由于朱庆澜不同意张作霖穷兵黩武政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辞职离哈。
1925年冬张作霖战胜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曾任命朱庆澜为胶澳商埠督办，朱以军阀混战不息，难以从事建设，婉辞谢绝，从此即脱离军政界，献身于社会救济事业。
1927年北伐军与张作霖安国军作战，山东、河南沦为战场，两省旱魃肆虐，又加贪官无穷搜刮，致饿殍遍野。朱庆澜一面组织灾民赴吉、黑垦荒，一面又联合平津各慈善团体，成立华北慈善联合会，募款一百八十万元，朱庆澜亲赴哈尔滨劝募和购买赈粮运往灾区，救活灾民数百万人。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朱庆澜为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朱为东北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期间，陕、甘遭受特大旱灾，朱庆澜又通过华洋义赈会、佛教会及华北、东北各慈善机关进行募捐，从东北募集赈粮十六万担，亲自押运通过交战军防区运往西北，使灾民得以延命。同时朱庆澜还在西安、扶风等地设置教养院，收容无家可归的儿童上千人。
蒋介石于1931年春任命朱庆澜为监察委员，朱鉴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纷扰，以赈务繁忙为词，拒绝就任。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水利废弛，1931年夏长江堤防溃决，沿江六七省均发生水患，受灾民众五千万余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并发行救灾公债，募集巨款，朱庆澜任常委兼灾区工作组主任，主持以工代赈修复沿江堤防。
1931年5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国民党分裂为南京和广州两个国民政府，正当宁、粤两军在湘南开战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朱庆澜于9月20日代表全国五千万灾民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呼吁举国团结奋斗，同舟共济。
留在关外的东北军余部和蜂起的民间武装以义勇军的名义在各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流亡关内的东北各阶层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车向忱等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募集钱款、物资援助义勇军抗战和安置东北难民，朱庆澜被推举为后援会会长。1932年1月日寇对上海发动进攻，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4月召开国难会议，朱庆澜应邀与会。
朱庆澜植树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伸向热河，张学良对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有所悔悟，决定率兵与日军一战，黄炎培、穆藕初、朱庆澜、熊希龄、杜重远等发起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推选朱庆澜为会长，周作民为副会长，积极展开援助工作。
朱庆澜
1933年2月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由张学良陪同到承德，对驻热河的将领进行动员并部署作战事宜，黄炎培、穆藕初、朱庆澜等几位年届花甲的爱国老人在杜重远等陪同下也深入汤玉麟、万福麟两军团阵地慰问。
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由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于5月31日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在泰山蛰居的冯玉祥愤起前往张家口，联合中共收容退入察哈尔的东北义勇军，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何应钦为扑灭抗日同盟军，调兵遣将进行包围封锁，朱庆澜却从募集来的抗日捐款中电汇十万元予以资助，蒋介石闻讯非常恼火，CC系控制的宣传机器为破坏朱庆澜的名声，捏造朱庆澜在后援会有贪污嫌疑，朱庆澜一贯廉洁奉公，查不出贪污事实。
何应钦根据日本要求，于7月15日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查封，朱庆澜屡遭打击和污蔑，非常伤心，遂隐居寺院念佛。这期间，他在西安大兴善寺办理了受戒讲经事宜，遍游西北名山古刹，曾组织慈善界整修西安市南郊大慈恩寺及寺内大雁塔、长安县大兴教寺，及该寺唐玄奘师徒三人塔院、眉县法门寺及斜塔、华阴县少华寺及白水县仓颉庙。影印《碛砂大藏经》等，对保存西北文物古迹作出了一定贡献。
1935年冬起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吞并华北的步伐，朱庆澜经冯玉祥等推荐于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朱庆澜朱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主持战区难民的救济和转移工作，他虽年过六旬，仍然冒着日军炮火和飞机轰炸的危险，奔波于郑州、开封、许昌及陕、甘、川等地，为救济难民忘我地工作。朱庆澜除在后方许多城市设难民救济站外，还在洛阳、西安、汉中、万县等处设立难童教养院，收容失去亲人的幼童。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开封，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阻止日军沿平汉线直趋武汉，下令掘开黄河大堤，水淹日军，造成黄泛区一百三十余万人无家可归。朱庆澜建议运送灾民至陕北黄龙山开垦谋生，得到国民政府批准，任命朱庆澜为黄龙山垦务局长，由政府拨款实施，他于1939年春亲往陕北勘察，主持开荒事宜。
在陕西时的留影的朱庆澜（右七为）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为开辟渭北的工作，曾派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垦区工作，朱庆澜均予掩护。来陕的中共东北特委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成员和东北抗日烈士家属亦多受到朱的庇护和照顾，他为抗日和救灾昼夜奔忙，以至积劳成疾，咯血不止。
1941年1月13日朱庆澜病逝于西安。陕人举行公祭后，遵照遗嘱葬于终南山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