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日军渡江南侵。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共产党员潘哲夫在松滋六泉组建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这支武装游击于松滋、澧县、石门、公安、江陵等县，打击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将近一年的军事斗争。1944年3月，该部奉命北渡长江，开赴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正规的抗日军队 宜昌沦陷后湘鄂西地位凸显 几次尝试组建抗日武装未果 抗日战争时期的湘鄂西地区，涵盖当下宜昌市除却当阳、远安之外的诸县市，恩施州的各县，荆州的沙市、江陵、松滋、公安、石首等县市，以及湖南省的南县、华容、安乡、石门、澧县、益阳、龙山等县市。其北依长江，与鄂豫边抗日根据地隔水相望，互为掎角，乃是鄂豫边民主抗日根据地迂回延展、拓展的区域，亦是直抵巴蜀的通途。 1940 年 6 月宜昌沦陷之后，此地区的关键战略地位愈发凸显。然而，鉴于这一地区身处西南大后方的前沿哨位，系国民党重点把控的区域之一，欲在该地区发起抗日武装力量，着实困难重重。在武汉沦陷前后的一段时期内，湘鄂西地区的党组织曾数次尝试组建抗日武装，却皆因国民党的从中作梗而未能达成。 湘鄂西边区党委成立之后，将组建抗日武装的任务予以提出。恰在此时，松滋籍的爱国知识分子潘哲夫成功越狱脱逃，于湖南石门开展武装活动。因其与地下党员李逊夫交情深厚，李逊夫旋即将他的状况向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蔡书彬进行了汇报。蔡书彬又将之呈报给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区党委决定与潘哲夫建立联系，并通过考察，于 1940 年 1 月批准潘哲夫入党，由区党委、湘鄂边特委直接掌控其组织关系，引领其活动。 潘哲夫入党受命以汉流组织名义 秘密筹建党的抗日武装 潘哲夫入党伊始，即受任以地方帮派汉流组织的名义，秘密筹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40 年五六月之时，沙市、宜昌相继失陷，南方局、湘鄂西区党委鉴于日军对鄂西北的进击态势，决意加快抗日游击武装的组建步伐。 未几，蔡书彬于江陵弥陀寺约见潘哲夫，向其传达了区党委有关组建抗日游击武装的六点指示：（一）江南洪帮（汉流）势力宏阔，理应对其加以利用并予以改造；（二）可凭借金亦吾（国民党第六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与潘哲夫在省学联会相识）的旧谊前往该部谋取一个名分，以便在该部开展策反工作；（三）在各界广结良友，但莫提“统战”二字；（四）需格外留意依靠群众；（五）要尤为注重保密，务必做到“四”“八”（新四军、八路军）二字绝不轻易脱口；（六）若日寇南侵，即以自发或合法的形象组建队伍，待时机适宜再亮出党的旗帜。 潘哲夫亦向区党委提出了必要时派遣几位坚毅卓越领导干部的请求。此后，潘哲夫随即到金亦吾部出任上校高参，展开相关活动。此时，南方局鉴于沙、宜沦陷之后，湘鄂西区的绝大部分已被日寇占据，决定裁撤湘鄂西区党委。潘哲夫的组织关系遂转交湘鄂边特委，起初由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唐亚子领导，1942 年 2 月唐亚子调往南方局，李东波接任副书记并兼任松滋中心县委书记，潘哲夫及其筹组抗日武装的工作便由李东波领导。 日军南犯鄂西湘北国土沦丧 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起兵抗日 1942年秋，南方局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估计日军1943年上半年可能进犯江南，便派交通员王治、吴声凯在江陵里甲口镇向潘哲夫传达了敌情动态，令他速作武装斗争的准备。于是，潘哲夫便派丁振山、裴香臣、陈伯仁、郑民安、肖木新等分赴松滋、澧县、石门、临澧一带筹组通讯联络。潘本人则到江陵与松滋东北一带活动，护送南方局直属党员过江参加新四军五师工作。 1943年5月，日军大举南犯，一路进至常德、桃源、石门、澧县一带，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望风披靡，武器装备到处丢弃，鄂西、湘北大片国土为日军占领。丁振山等见此情景，即在松滋六泉一带以潘哲夫的名义起兵抗日。由于潘哲夫在松滋、公安、江陵、澧县、石门一带声望很高，丁振山等借其名义振臂一呼，应者云从。有些地方的农民还自发起来收缴国民党散兵的枪支，突击日军小股武装，携械投奔而来。不到一个月，即发展到3000余人枪。 根据党的指示，潘哲夫随即到达六泉点编部队，将这支部队命名为湘鄂边区游击总队（党内名称为湘鄂边抗日游击总队，以下简称“抗总”），司令员潘哲夫，副司令员丁振山，政委李东波。抗总下辖5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谍报大队，一个独立大队。 抗日武装遭国民党军围攻 游击总队全力投入反“清剿”斗争 正当潘哲夫在六泉点编部队的时候，日军南侵失利，迅速东撤，盘踞江陵弥陀寺一带。国民党军队乘日军东撤，很快占领湘鄂西地区。因潘哲夫与国民党宿怨很深，加上组建抗总时收缴了国民党散兵的枪支，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便以七十九军两个师的兵力向湘鄂边区游击总队围攻。 6月下旬，湘鄂边区游击总队在澧县大堰垱一带与国民党军队遭遇，战斗从正午打到次日凌晨，湘鄂边区游击总队损失惨重，人枪折半，余部分别突围。潘哲夫率小部人枪突围至公安、江陵边境，此时才知日军己占领弥陀寺，抗总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为保存实力，潘哲夫将所率200余人枪安顿在公安斑竹垱、大兴桥、蒋家铺一带，派丁振山回西斋、六泉开展游击斗争，收容失散队员，本人则以洪帮（汉流）名义在江陵、公安敌占区进行地下活动，继续集结部队。 丁振山率部于6月底到达六泉。不几天时间，又聚集了大量失散队员和武器。其后，昼伏夜行，频繁游击，地方乡保武装惊恐不已。松滋县属洈水滨乡公所曾报告县政府称：“潘匪之余党，仍在日散夜聚，行止不定，三五成群，五六结党，犹作局部之收容，企图复燃死灰之模样”。7月14日，丁振山率部捉拿松属参政乡保长2名后，国民党又开始了对抗总大规模的“清剿”。 8月7日，国民党湖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发布“清剿”令和“协剿”办法，以七十九军配合松滋、澧县、石门、公安等县地方保安中队，对湘鄂边区游击总队进行“清剿”。15日，七十九军暂编第六师在司令部驻地刘家场召开防区“清剿”会议，将松滋划分为三个“清剿”区，分由各团指导员及师直属部队率兵“清剿”，妄图于25日以前将湘鄂边区游击总队全部剿灭。 此时，湘鄂边区游击总队在湘鄂边特委领导下，全力投入反“清剿”斗争。他们依靠广大群众，采取化整为零、昼伏夜出的战术，“着杂色便衣”，分散游击于松、澧、石、公边境地区，突击乡、保武装，奇袭分散孤立之敌，使敌大有“不敢越雷池一步”之势，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部队再度发展到2000余人枪。 游击总队腹背受敌被困弥陀寺 潘哲夫借庙躲雨保存实力 湘鄂边区游击总队总的反“清剿”斗争虽然不断取得局部胜利，但毕竟寡不敌众，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活动范围愈来愈小，最后被困在江陵弥陀寺地区，陷于前有日军盘踞阻截、后有国民党军跟踪追击的险境之中。 10月，潘哲夫在前后受敌，进退无路，又与党的领导人李东波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汉流组织的名义，通过洪帮首领谢占明的关系，派丁振山带部分游击队员打入伪和平建国军刘飞部。潘哲夫仍在江陵、公安敌占区坚持地下活动。不久，刘飞被撤职，日军委任潘哲夫为“和平建国军”江南副总指挥。 11月，李东波得知湘鄂边区游击总队的情况后，迅速从湖南经街河市赶到弥陀寺。潘哲夫向李东波汇报了情况，并告诉李东波：“我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日军也没有发现我与共产党、新四军有联系，他们认为我们是反对国民党的汉流武装。我们打入‘和平建国军’是为了‘借庙躲雨’，保存实力。同时，我和他们讲得有条件——日军不能随便到我部防区，所以我们又是独立的。” 李东波听完汇报后指示潘哲夫“要进一步提高警惕，不能暴露，要保住力量，扩大队伍，等候党的新的指示”。为取得鄂豫边区党委的指示，李东波赴边区汇报请示工作。李东波于12月初抵达江北，将抗总情况向襄河地委及第三军分区首长张执一、方正平、吴林焕作了汇报。 游击总队以伪军起义的名义 巧妙渡江加入新四军成为人民军队 李东波到达鄂豫边区汇报时，正值日军大肆“扫荡”华中抗日根据地。此时，三军分区在继续发展襄南的同时，已将部队挺进到江南敌后洞庭湖畔，建立江南挺进支队，开辟桃花山根据地。为配合根据地反“扫荡”斗争，鄂豫边区党委决定抗总以伪军起义的名义，与新四军五师主力会合。 李东波奉命返回抗总驻地，向潘哲夫传达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进行过江的组织准备工作。1944年2月下旬，三军分区又派敌工科长韩伯起（擅长日语，后在陕南牺牲）、地方干部涂一元、军医张开祥来到弥陀寺，协助湘鄂边区游击总队进行渡江准备。 是时，正值日军进军桃花山“清剿”新四军第五师江南挺进纵队，潘哲夫也受命率部参加“清剿”。为麻痹敌人，抗总司令部移驻马家寨对岸，摆出参加“清剿”的态势，而将主力秘密集结于公安斗湖堤附近之天星洲。3月19日夜，在江陵县党组织和江陵县游击队的配合下，抗总主力千余人胜利渡过长江。 湘鄂边区游击总队渡江后即被日军发现，沙市日军派兵追击。湘鄂边区游击总队行至潜江熊口，与三军分区派来接应的部队会合。此时，日军追击部队也已赶到，湘鄂边区游击总队与接应部队一起打退敌人追击。3月21日，抗总到达杨马家场。在这里，经过集中学习训练，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江南挺进纵队，下辖2个团、1个警卫连、1个军官队，纵队司令潘哲夫，副司令丁振山，政委徐达山，政治部主任李东波，成为党领导下的正规的人民军队。为分化瓦解敌军，扩大影响，延安新华社在28日以“伪军投诚新四军”的名义报道了这一事件。 湘鄂边区游击总队组建后，一直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先后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大军“清剿”，抗总依靠群众，采取化整为零、昼伏夜出的游击战术，夺取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在日伪军和国民党“清剿”武装双重夹击的险境下，又运用“借庙躲雨”等灵活方法，保存了实力。抗总的渡江整编，壮大了新四军的力量，为华中地区抗日战争及其以后的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