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竞争法则决定了，春秋战国时诸侯国都不得不想尽方法发展军事力量，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壮大，为此各国都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增强军力，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有这么几家，姑且来赏析品评一下。

齐国是春秋五霸之中最早登场的，但《史记》中有关齐国军事改革策略的记载极少，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连五家之兵”。但是通过其他资料我们却可以了解到，齐国的所谓“连五家之兵”其实就是寓军于民，全民皆兵的意思，而且这个策略是管仲提出来的。管仲是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也是一名很见解的军事家。

管仲的军事改革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参其国而伍其鄙”，具体作法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

一乡有十连，二千人，乡良人率之；一连有四里，二百人，连长率之；一里有十轨，五十人，里有司率之，一轨有五家，五人，轨长率之。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管仲的这种发展方式寓军于民，全民皆兵，发展方式隐蔽，对于战斗力也会有显著增强。他通过邻里之情和默契作为增强士卒团队精神和作战能力的手段，算得上是一项军创举。

但我以为这种方式的有两个弊端，其一以乡邻为单位组建军事单位，容易形成军中小团体，如果掌控地不好，反倒是祸患。其二，寓军于民，对于春秋时期的作战方式或强度也许行地通，四时之隙，从事田猎：春日搜，以索不孕之兽；夏日 苗，以除五谷之灾；秋日狝，行杀以顺秋气；冬日狩，围守以告成功，使民习于武事。这种方式对于建设作为国家后备力量的预备役部队是可行的，大体类似于后民的民兵制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军事斗争的残酷性和激烈程度的提高，对于军事人员专业性要求也不断增高，管仲的这种方式对于训练精兵的效果恐怕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全民皆兵，听起来美妙，但兵民不分，质量上堪忧啊！

公元前 678 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

按照《周礼》：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从这也能看出，晋国最初其实是个小国。当时晋国刚结束六十七年的主系和旁系争斗，国力实在谈不上什么强大。晋武公刚即位后，肯定是先理清内部事务，所以就别提什么开疆拓土了。所以在春秋初期，人们认为当时的晋国是个妥妥的小国，“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

曲沃庄伯时期获周厘王命为侯，拥有一军。晋献公时期，开始作二军。晋文公回国即位后，第四年便与大国楚国展开争霸战争，为提升军力，晋军在被庐进行军事编练，作三军编制，舍弃过去的二军制。此次的军制又称为是“三军六卿”制的预演，当时的六卿分别是：中军将郤縠、中军佐郤溱、上军将狐毛、上军佐狐偃、下军将栾枝、下军佐先轸。

城濮一战取胜后，取代齐桓公，成为新的天下霸主。晋国随之在各诸侯国之间的地位得到极大地提升，实力也不断增长。晋文公不满足眼前的霸业，继续以三军为主体，不断增强晋国的军事力量。但又不能再随便扩张为六军了。按礼法，唯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文公当时还不敢直接天子威仪，挑战存在已久的天下秩序。所以想了个别的说法，即然不能直接设置六军，那就设置三军三行。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成立三行，上行、下行和中行。其实和三军加起来，就是六军的编制和人数，不直接叫六军也只是韬光养晦而已。

但“三军六卿制度”有着严重的弊端：凡主掌三军者，皆是随同晋文公流亡的功臣家族中人，这些功臣之家，在受到封赏后，获得了大片封邑，如果单从一家来看，封邑面积与实力都不足以对国君公族构成威胁，但功臣数量越来越多，功劳增加，封邑也越发扩大，渐渐形成了国中之国。

周天子被诸侯国弄成摆设，而晋国国君也逐步被卿士家族架空。晋国“六卿”变成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君权之外的政治团体，随着卿大夫权力增大，君权逐渐被削弱。普通的士大夫只能依附于六卿，这进一步壮大了六卿力量。在与卿大夫争斗的过程中，公族频频败退，演变成了“六卿强，公室卑”的局面，六卿世家也有更替，但最终的六卿分别是：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六卿蚕食君权，打压异己，公元前 513年，六卿以“不尊国君法令“为由起兵攻灭公族羊舌氏、祁氏，至此，除国君一枝外，晋国公族全部被灭。

六卿彼此之间也是明争暗斗，公元前489年，智氏、魏氏、赵氏、韩氏共逐范氏、中行氏，迫其逃亡离晋，四家共分范氏、中行氏封邑，六卿变成四卿。公元前 453 年，智氏拉拢魏氏、韩氏，计划共灭赵氏，赵氏派出说客，深入分析魏氏、韩氏两家即将面临的灭族危险，促使魏、韩两家反戈一击，与赵氏一起，将智氏消灭。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赵、韩三家共同贿赂周天子，获得周天子正式册封，三家分晋，而称霸百年，风光无二的晋国也从此消失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之上。

齐晋两国是春秋时最早称霸的两个诸侯，齐桓晋文两国君主也都是有为之君，但从军事变革的层面上看，晋文公设三军三行虽然声威更大，但在权力分配方面却是一个败笔，但这是受当时的政治制度所限，晋文公哪怕有周天子前车在前，也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齐桓公采用管仲的方法貌似要高明不少，但可惜后面犯了糊涂，导致管仲的大好方略没有能够帮助齐国在争霸的舞台上走地更远些，不免有些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