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政治家族这个概念，大家都觉得很“高大上”，如同日韩的“政阀”一样。

其实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传承数百年的“政阀”，毕竟新中国成立才几十年。但祖孙三代当官的家族确实不少，这一现象在县城里尤为普遍。网络上，三代烟草人和石油人，三代警官和法官的新闻屡见报端就是他们存在的有力证明。

县城政治家族诞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公务员管理制度不健全。基层选拔公务员也比较随意，这给县城主要领导干部提拔亲友到重要岗位留下了操作空间。

在那个年代，一些干部甚至可以给自己的司机和情人解决编制问题。我记得有一则新闻说的是某贪官的情人本是一名餐厅服务员，最后竟摇身一变，成了当公务员，还当上副市长。这件事，现在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另外抵职制度与政治家族的形成也有密切关系。所谓抵制就是子女辈在父母辈退休后可以继承父母辈的公职。这种制度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但客观上为政治家族第二代接班创造了法理条件。

笔者所在的单位就有三位这样的干部，其继承了其父母的公职，只是没了职务，要从普通干部做起，但由于有父母辈人脉的帮衬，因此三人迅速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有了子女后，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让自己子女成了公务员，如此一来，三代为官的政治家族就成型了。

这类政治家族在县城并不鲜见，在国企和事业单位当中更多。他们获取公职的方式显然是不正当的，属于权力的近亲繁殖，对县城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

譬如怀化操场埋尸案，指使杀人的校长以及亲友在当地有一张紧密的关系网，其所在的政治家族掩盖这起惊天谋杀案近20年，可见其庞大能量已经到了在某一领域一手遮天的程度。

县城大小政治家族盘根错节的局面直到2014年国家确立逢进必考的原则之后才有所缓解。靠血缘纽带、姻亲关系和门生故吏形成的政治家族逐渐走向式微。

再加上国家实行党政一把手户籍回避制度和干部交流制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当地主要领导干部形成政治家族。在当前情形下，县城的政治家族传到第三代已是极限。

如今国家选拔、任用和管理公务员已经有一套十分成熟和科学的制度，孕育政治家族的土壤已经不复存了，更不会出现“政阀”。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人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