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十二月正下着雪，气温低至零下十五度，我率领一个汽车化砲兵营由沈阳铁西出发，冒着风雪向新城子前进。公路已被积雪覆盖，我的座车忽然翻覆，四轮朝天，车上十几个人都埋在雪中，我从雪中爬出，居然毫发无伤。后来才知车行在积雪中的桥梁，所以车子翻了。
到达新城子，部队借住民房，晚间与房主老太太闲聊，发现居然是我军校十二期砲兵队同学赵迺鲁的母亲。赵迺鲁抗战期间分发到山西，一直没有联络，想不到我竟在战场上来到他家，人生的缘分真是不可思议；见到他的母亲，犹如见到我的亲娘，孺慕之情油然而生。
东北民宅灶及炕连在一起，煮饭时灶中余热透过炕下再传到烟囱冒出去，夜里全家人都睡在炕上，并且不穿内衣，一丝不挂。来台后有回我到荣民总医院探望张学良将军，知道他睡觉也是不穿内衣的。我这南方人，睡炕浑身发痒，只好把行军床架在炕上，才能入睡。
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是湖南澧县人，军校五期，颇有大将风度。新三军指挥十四师及二十二师，十四师是龙军长的基本部队，二十二师则是廖耀湘的基本部队。我配属新三军，就和军长住一起，作战时指挥官醒寐不定，电话机就摆在床头，随时都有战况来报。新三军的参谋长是汪元辅，安徽合肥人，军校十期及陆大十八期毕业。
一九四八年元月五日，为解公主屯新五军陈连达之围，第九兵团在廖耀湘指挥下以新三军之十四师、二十二师及宋邦伟6的五十四师为主攻，我的155榴弹砲在新城堡以北占领阵地，但攻势才刚开始新五军即于一九四八年元月七日瓦解，解围行动只好停止。后来我参加了新三军的检讨会，认为解围失败是缘于新五军瓦解太快，新三军声称仍造成共军伤亡万余人，但我对此说抱持怀疑的态度。
我们在新城子附近占领阵地，设法解新五军之围，主要目标为攻击共军阻援部队的阵地——盘古台村落。东北在冬季里每一个村落都可成为一个据点，冰雪在零下十五度可迅速结冰，成为相当巩固的野战掩体，我们以155榴弹砲支援十四师攻击盘古台，但遭共军坚强抵抗，十四师解围部队被阻于盘古台，师长许颖就在我的观测所，我们一个战车连也被阻于盘古台的壕沟外，虽然火力优势，但直到新五军被歼，我们仍未攻下盘古台。
新五军被歼后，共军迅速撤离，我们进入盘古台村落。
新五军被歼后，国军在东北战场实际上已完全处于守势，此际陈诚将军亦因病离开东北，改东北行辕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卫立煌为特任总司令。
此际已是冬天，卫立煌主持纪念周会时，对东北战局仍表乐观；廖耀湘亦在会中讲话，也抱持乐观态度。然而共军第六次攻势迅速发起，长春郑洞国已经孤悬，国军主力仅能保卫沈阳、营口及锦州三角地带及其交通线，交通线不时被切断。
转眼一九四八年农历年将届，我们在围城中准备过节，但辽南共军又对沈阳发起攻势。就在除夕日，十四师南向转向辽河，原守辽河的四十九师后撤，共军已迫近沈阳南郊，我营也随十四师在渖南郊区占领阵地，支援十四师的反击，阻遏共军攻势，保住了沈阳。这波战事中，四十九师师长文礼因战败而依军法处决；十四师反击后，虽稳住了沈阳，但国军在东北已完全居于劣势。一九四八年我们在沈阳过的这个春节，砲火声取代了砲竹声。
东北的严冬，对我这南方人是个新鲜的体验。人们一进到室内，口里都说着「先暖和、暖和」。由于煤及燃料匮乏，铁西区原工厂的钢筋水泥建筑暖气系统已经失修，每天清早起来，墙壁总是厚厚的一层霜。用钢笔写字，墨水也会冻起来，我给女友菀华写信，都得先把笔插在怀内暖和一下，才能写出字来。人到了野外，虽然穿戴了防寒衣帽，眉毛和脖子还是结层霜。汽车引擎加上了皮套，为使车辆能随时发动，不仅水箱冷却水须加油液，还得每隔三、五十分钟发动一次，否则机油须以炭火烤融，车辆才能发动。
一九四八年开春后，共军一时未有重大行动，相安了数月。东北春季来临，是先从地的深处开始解冻，地表仍是坚冻，无论车辆或行人，走在路上好似走在覆盖着硬板的棉花路上。正如此际的东北战局，状似平静无事，国军溃败的情势却正默默而迅速地形成。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陈诚因为健康因素不仅离开了东北，未数月也离开了参谋本部，由顾祝同上将继任参谋总长。此际国军为接收美援新装备，另行成立了共十个师的M师，其中一九六师师长为葛先才，亦即我同队同学葛先朴的胞兄。
葛先才将军为黄埔四期，是一位杰出的勇将与战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他担任第十军预十师的团长，曾获青天白日勋章；衡阳会战时，他担任预十师师长，坚守衡阳四十七天，脱险后曾在重庆山洞住了一段时间，其时我在陆大二十期，葛先朴在陆大二十一期，经由先朴介绍我结识了先才将军。
葛先才将军内定一九六师师长后，邀其弟与我同往任职，我遂于一九四八年夏初调离砲十二团营长职，离开沈阳回关内。未料我离开沈阳四个月后，东北战局急转而溃灭，我则侥幸避免了这场灾劫。
驻东北期间，我只是一名砲兵营长，层级尚低，但过程中我逐渐观察体悟到，国军出关接收东北后，无论战略及战术都犯下重大错误，以致虽然精锐尽出，战斗力远超过共军，最后终究难逃覆败命运。
战略上第一个重大危机，是陈诚总长无法收编伪满三十万精锐部队，反被林彪收编，及日本关东军五十个师的装备，由苏联转交林彪；国共之间一进一出就是六十万人的战力差距。
其次，出关部队先期在杜聿明指挥下，仅以占领城市及交通线为目标，未采机动作战以歼灭共军的野战军。国军部队占领地域日广，备多力分；共军却能掌控战争面，部队集中且机动，随时可主动采取围点阻援战略，先以一个连或一个营为目标行歼灭战，继而以师军为目标进行围歼，这就是毛泽东「伤十指不如断一指」的战略思想。
国军出关部队先期虽称胜利，但仅是占领了城市，没有具体的歼灭成果，未见掳获。一九四八年开春后，整体情势益形不利，长春孤悬，但仍未主动撤退收缩战线，以确保有生力量作为战略指导，以致种下了覆灭的祸根。
末世悲歌
告别了危局中呜咽残喘的白山黑水，我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从沈阳飞北平，在四舅家停留约莫两周。自一九二九年北平之行后，我与四舅已二十年未见，此刻我双亲已逝，时局复每下愈况，甥舅乱世相聚，自是百感交集。
四舅任教北平中法大学多年，战前大学教授待遇极为优厚，生活富裕，他在家乡买田置产，却未在北平买一幢房子；抗战后币值日贬，薪水阶级生活趋于拮据，我到北平时舅母刚生一位表妹，住在协和医院，后来还须带着面粉及储蓄去办出院手续。四舅付不出四合院房子租金，房东催逼他们搬家，我这中校军官实在看不下房东的凶恶嘴脸，与他们争吵了起来。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赴南京晋见顾总长，同时陪同葛先才将军筹组一九六师。还记得我们住在中央饭店，燠热的夏季夜晚开着电扇猛对头吹，毫不在乎，这时葛将军四十岁，我二十九岁，都还是精壮的年龄。
一九六师师部于湖南衡阳成立，我担任参谋长。该师按美军师编制，干部大都为原第十军干部，我算是新进的，接收湖南士兵补充完毕后，于年底开赴广州，师部驻鱼珠。
一九六师赴广州
此际宋子文担任广东省省主席，余汉谋为陆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薛岳则任海南防卫总司令。一九六师移驻广州归新成立的一○九军，由军长锺彬指挥，锺彬黄埔第一期，原属三十六师宋希濂系统。
属一○九军的另有广东部队一五三、一五四等师，但宋子文对一九六师特别重视，曾亲自到师检阅。葛先才师长以原第三师第十军作战经验丰富的干部组成了新部队一九六师，仍保有第十军的老传统，这些曾献身长沙会战和衡阳会战，历练过大场面，出生入死的部队，团队精神在当时的广东可谓首屈一指。兵随将转，只有不能打仗的将领，没有不能打仗的兵。
葛师长个性豪爽刚直，待人诚恳，深获部属爱戴，但有时会让长官头痛，遇有上级措施欠当，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所以他只会打仗，不会做官，否则若依战功，他早该升中将军长了。
通常在战场上，尤其战况危急艰苦时，很多指挥官动辄以军法或枪毙来对应部下的诉苦，因为每个干部都觉得自己承受的压力最大；然而，葛师长从不为此而对部属疾言厉色，反而温言安慰，正面鼓励，并且身先士卒，与他们共赴生死患难。
葛将军的理论是︰在危险、疲劳、惊慌的状况下，部下的理智与思考能力已经难以发挥，长官应帮助他运用思考克服困难，而不应再施加压力，让部下更没有应变能力。这是战场心理学的至理。
以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为例，就完全是另一种带兵模式。我驻东北大约一年，部队则行动于沈阳周边地区，以我当时一个营长，当然无法参与高层作战指挥，但依我的体会，廖耀湘虽位居高级指挥官，用的却是低层指挥官的指挥方式。
我在陆大二十期的同学石声璧，当时是廖耀湘的作战处长，经常跟随他到第一线的团指挥所，当面向团长发号施令，团长固然只有听命照办，但师长和军长却不知情，这种支离的越级指挥风格，怎能发挥统合战力呢？
一九四八年是整个剿共战争决定性的一年，十月东北变色，十二月徐蚌会战失败，国军精锐主力几被全歼，共军兵力居于绝对优势。我个人虽因调职而幸免于难，但整体战局大势已去，南京中央政府遂迁往广州。
朝代末日
一九四九年元月，蒋总统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中央政府迁到广州，宋子文亦辞去广东省主席职。随着共军渡江，中央政府又迁往重庆，一九六师将调往东江剿共。顾总长到重庆后，调我重回总长办公室，仍任随从参谋。此际弟妹们亦从苏州迁到广州，但广州不宜久居，其后他们亦来到重庆。
这一年，实在是中华民国危急存亡、惊涛骇浪的一年，触目皆是朝代末日的颓败景象。
自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整个国家经济已然崩溃，币值一日巨幅数贬，正是财金人员混水摸鱼的最佳时机。以广州为例，一个师一万多人薪饷，在月初领得法币，若立即换成银元或港币，只要置放两、三日，大概以半数银元或港币即可换回原来法币；因此每逢发饷，部队长及军需可贪得一半银元或港币，发国难财易如反掌。
一九四九年四月，共军渡江后势如破竹，重庆亦紧张起来。十月间，国防部亦开始向台北搬迁或遣散，我则随顾总长行动。
李宗仁代总统离开广州后并未随中央政府到重庆，蒋总统只得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分坐镇四川，驻节重庆山洞林园老官邸，指挥大陆战局的最后阶段，奈何回天已乏力。
共军逼近重庆，国防部无处可迁，亦无法全部到台湾，只有发金块遣散一途。此时实际留守国防部的少数幕僚，除顾总长的随从幕僚外，只有第一厅厅长毛景彪；第二厅厅长侯飞霞；第三厅代厅长许朗轩；第四厅副厅长宋达，以及负责作战指挥的参谋次长萧毅肃和负责后勤的参谋次长陈良。
一九四九年，中共渡江，中央政府先迁广州。一九六师驻广州东郊，时任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右二）前来校阅，我（右一）任师参谋长，最左为黄镇球。
十一月二十九日，国防部指挥组必须离开重庆城到山洞与总裁办公室会合，我与弟妹们道别，留下几十担米，此后他们的生死祸福我再也无力照顾了。
重庆沦陷前数日，政府遣散官员，发了些钞票，有人当场撕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用。改朝换代的悲惨景象，莫此为甚；对手进城后，这些旧朝官员的命运无人能够预料。
撤离重庆赴成都
十一月二十九日，共军已临重庆南岸，我随国防部撤退，总裁办公室也在同一天连夜由山洞林园赶往白市驿机场，沿途挤满车辆，人心凄惶，所幸平安抵达机场，总裁也只能在飞机上休息，等待天明。
国防部已有部分人员沿成渝公路赴成都，从白市驿机场离开的是留守重庆的最后一批，蒋总裁也是挺至最后关头才离开重庆。
十一月三十日，天明后飞机起飞，目标成都。飞机是空军的，这时已是一票难求，即使国防部人员搭机也要付钱。当飞机由白市驿起飞时，豪华汽车弃置满机场。撤至成都后，蒋总裁和顾总长都驻在成都原军校内。
一九四九年冬西南战局逆转之际，驻陕西汉中的胡宗南部精锐尚称完整，但仅先头一个团以徒步行军到达重庆。重庆失守、总裁撤至成都后，胡宗南第一军虽陆续到达，但大局已难挽回。此际，四川的军头如邓锡侯、刘文辉等，见中央大势已去，纷纷见风转舵，蒋总裁到了成都，他们都避不见面。
成都北校场原军校由宪兵团负责守卫，安全尚无顾虑，但城内刘文辉及邓锡侯部动向不稳；为肃清成都城内不稳份子，胡宗南部不得不对刘文辉寓所发动攻击，整晚砲声隆隆。刘文辉寓所肃清后，我们才能确保成都城内以及成都赴双流机场的安全。
刘文辉和邓锡侯虽投共，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及老将唐式遵反共意志依然坚决，决定留在四川打游击，前重庆市长杨森早前往台湾了。回想五年前我犹是陆大学生时，到成都见学，邓锡侯曾亲切招待我们，如今却全然是另一副嘴脸了。
国防部撤到成都后，人员已剩无几，但除随顾总长指挥所的必要人员外，其余先飞昆明，同时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也前往昆明；蒋总裁原意是在云南建立最后的反共基地，但电召龙云及卢汉到成都，都托辞不来，最后张群亲往沟通，卢汉竟把张群扣起来，公然宣布投共。国防部先到昆明的人员亦被扣在机场。
卢汉既变，除西康外，大陆已无处可避。云南虽尚有二十六军李弥部效忠，但亦已无能为力。蒋总裁见势不可为，乃于十二月十日由成都迳飞台北。顾总长除令胡宗南部前往西康，亦于十二月十日迳飞海南岛海口，其间顾总长并一度飞往西昌晤胡宗南。
当时军校二十三期学生总队尚未毕业，成都沦陷后，前往西昌途中被击散，这是军校学生际遇最凄惨的一期，尔后仅有极少数辗转来台。
国防部指挥组在海南岛海口停留相当时日，处理大陆撤退的最后事宜。胡宗南初期虽留守西昌，但后来蒋总裁下令将他接往台湾，由罗列驻留西昌；最后共军攻陷西昌，罗列辗转来到台湾。
国防部指挥所迁到海南岛后，除调理西昌方面胡宗南部及在云南的二十六军外，海南岛方面由薛岳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负责。海南防卫总司令部成立于一九四八年底，可指挥的部队除广东部队一五三、一五四两个师外，尚有刘安祺从广东撤到海南岛的三十二军和五十军，但皆残破不全，战力有限。
大陆战局整个逆转，最令人扼腕者为在西北的胡宗南完整精锐部队约三十万人未能及早转进西南，瓦解于西康。
顾总长于一九五○年元月返抵台湾，共军则于三月间以非正规登陆方式进攻海南岛，海南岛旋即失陷。
我记得顾总长尚在重庆时，命我草拟致三十二军军长赵琳电文，强调海南岛的重要性，必须「清匪于岛内，拒匪于岛外」，倘若胡宗南部以一个完整的军能够及早空运至海南岛，海南岛至少比金门更容易守住。
如果当初以台湾及海南岛共同为基地，今日情势必定全然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