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的时候，有个外地人下放到了我们大队。那时候我们当地还是所谓的老大队，也就是后来的几个大队凑在一起过日子。当时的大队部在另外一个湾里，离我们家大概有两里路。

当时，我父亲是大队的“老”会计，虽然才三十出头，却已经有了将近二十年的会计履历，就算在全公社也颇有点名气。

那个外地人说着一口普通话，还戴着眼镜，而且是被两个神情严肃的人“护送”来的，让大家一眼就知道他不简单。

外地人倒是显得很平静，脸上看不出喜怒，很简单地在大队部报了到，说自己姓龚。

当时支书不在家，负责接待的就是我父亲。我父亲看那外地人的年龄比自己还大一些，于是就很客气地叫称呼他为“老龚”。

我父亲说，当自己叫他老龚时，外地人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感激。

既然是下放到我们这样的偏远地区的城里人，身上肯定有故事，我父亲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也就没有继续和老龚探讨，先给他安排了地方住下。

老龚住的地方是大队的队屋，原本用来放一些农具，后来就空在那里，老龚来了，自然就是最理想的“家”。

队屋除了不漏雨之外，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用具。人家是外地人，总不能让他连个做饭吃的东西都没有吧。

于是，父亲就动用了村上的几块钱，给老龚添置了简单的炉子锅碗，老龚就这么住了进去。

晚上支书回来了，我父亲当然要向他汇报，支书原本对我父亲绝对信任，也知道他办事稳妥，但听说我父亲用了一点公款给老龚买锅买碗，老支书还是叹了口气说：

老黄，不是我舍不得那几块钱，主要是你这么做，只怕会给自己惹麻烦啊。

老龚是从省城下放来改造的，听说在省城就有不小的名气。被下放到我们这样鸟不拉屎的地方，肯定是五类分子啊，

老支书这么一说，我父亲心里还真有点忐忑起来。但事情都做了，于是也只好坦然地说：

就算是敌人，要不就直接枪毙，既然是来改造，总得让人吃口饭吧，这个事情我认了。

后来去公社开会，果然有人说到这事，我父亲依旧那个说法。竟然没有人能搬得动，再加上我父亲原本就有点群众基础，那件事就打个哈哈过去了，上面也没有继续深究，

就这样，老龚开始了他的人生改造，白天也扛着锄头跟着大家一起下地干活，有时候晚上还得开夜班。

对他这样从城里来的人而言，最开始可能还有点新鲜感，但随即就叫苦不迭起来。

老龚应该从来没有干过重活，就连锄头都使唤不顺。

大家都是双手一前一后握着锄头柄挖土，他的两只手却紧紧贴在一起，这样的动作显然就没有效率了，还招来别人的嘲笑。

幸好老龚的心理足够强大，你笑就笑你的，你骂也随你去骂，反正他就是闷声不响地跟着大家做。

后来我父亲看不过眼，就主动教他一些干农活的窍门，老龚这才渐渐适应了一些。

老龚最怕的就是晚上，久不久就会有公社的人人过来带他走，说是去学习改造思想，其实都是拉到各个大队去批斗。有时候回来后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甚至偶尔还能在脸上看到伤痕。

一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我们大队出了件大事，也让老龚有了一次大展身手的机会，也对他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变。

那年代农村的孩子一到夏天就最快活，几乎大半天会泡在水里游泳。刚好我们湾子就在河边，一条大河从大队门口穿过，那里就是孩子们夏天的乐园。

大人们都要出工，孩子们就没有人打收管，每年几乎都有小孩溺水的事发生，不过多半都是有惊无险。

但那年还是出事了，而且还是老支书七岁的孙子。中午吃过饭就跟着大家一起去河里摸鱼，玩着玩着就被水冲到了深水潭，然后就沉了下去。

一起玩的孩子们在水里找了一阵，可毕竟大家都是孩子，当然就救不起来，于是一哄而散跑回家叫大人。

等到大人们来了，才才把孩子从水底捞出来，老支书的孙子早就没了呼吸。放在地上惨白的身子很是瘆人，只有一个肚子胀起老高，不知道喝了多少水下去。

按照地方的做法，像这种溺水没了呼吸的，我们那里会烧一大堆稻草，然后用那个稻草灰把整个人都捂起来，只留着脸在外面，还说稻草灰可以把身体里的水给吸出来。

其实这种做法，顶多也就是个心里安慰，在所有人心里都认为，老支书的孙子没救了。

这时候老龚来了，平常弱不禁风的他，竟然硬是把围观的人群给扒开了个口子，嘴里大喊：都让开，我是医生，孩子应该还有救。

于是，老龚牛那么趴在孩子身边，先让一个有力气的劳力把孩子倒提起来，倒掉了一些水，然后平放在地上，老龚就给他做起了心肺复苏。

也是那孩子命不该绝，老龚折腾了十几分钟，那孩子吐了一口水，终于叫了出来，老龚却瘫在一旁像堆稀泥一样。

孙子得救了，老支书一家对老龚自然是千恩万谢。后来我父亲甚至还和老支书开玩笑说：当时我要是不对老龚好点，你孙子很可能就没人能救啦……

这么一来，老龚在我们大队的日子好过了一些。

但公社还是久不久过来领人，大家也知道，老龚被带去肯定是去遭罪，虽然都可怜他，却谁也不敢说什么。

有一次我父亲在公社开会，无意中听到有人在说“今晚去把老龚拉过来”。我父亲就知道，老龚那晚又不得安生了。

刚好那时候我还不到半岁，我母亲的身体又不大好，父亲心里一动，就去找了公社书记，说要请老龚去给孩子看病。

父亲还把老龚前段时间救了老支书孙子的事说了一遍，反正就是描述老龚的医术如何高明的话。

公社书记对我父亲挺看重的，又是给孩子看病这么光明正大的理由，就满口同意了。

回到大队，我父亲不由分说就把老龚拉到我家，还硬是把我塞到他手里抱着。

而我又特别认生，就连我父亲都不怎么让抱的人，一到老龚手里就哇哇大叫起来。

正在我哭闹的时候，公社真的来了两个人，还找到了我们家。看到老龚手里抱着一个哭得昏天黑地的孩子，也就只好空手回去，老龚那晚就逃过了一劫。

老龚短暂的手足无措，到底是当医生的人，慢慢就找到了法子把我安顿好了。

这个过程里，我父亲什么都没说。但老龚是何等精明的人，公社的那两个人一露面，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交待了一些怎么带孩子的事，还给我母亲写了方子，我父亲拿出两角钱给他当诊费，但老龚却摇着手说:老黄，我还得多谢你……

就那样，我父亲只要听到点风声，就去请老龚来给我看病。弄得时间一长，在我们湾里、甚至在公社都知道了，第五大队的黄会计家里有个病秧子孩子。

但老龚被批斗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再加上老支书的照拂，乡亲们的敬重，老龚的生活慢慢就好了起来。

老龚从来不会主动来我家，但只要我父亲喊一声，甚至托人带个口信说一句，不管是在吃饭还是深更半夜，他绝对二话不说就往我家跑。

一转眼几年过去了，老龚一直在我们这里改造，尽管老大队又变回了大队，老龚却依旧还是那个老龚。

当然，72年开始，老龚挨批的次数就越来越少，后来甚至都没见那个说法了。却也暂时没有他回城的消息，只得继续干着农活，有时候也帮乡亲们看个病开个方子。

但老龚和我却越来越亲近，在他心里，我这个小屁孩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救命恩人了。

我才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事没事教我认字，还教我写毛笔字，甚至有时候还会和我说一些什么心肝脾肺肾之类的东西。

时间来到76年，老龚回城了，而且还是一辆小车来我们大队接走的。

临走前，老龚拉着我对我父亲说：老黄，这七八年来，多亏了你们一家人的照顾，我今天要走了，大恩不言谢，你今后有事或者有时间，就带着小军来找我。

老龚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然后就走了。

对我父亲来说，反正也没事，也从来没有什么去城里找老龚的想法。

倒是老龚久不久就会给我们家寄点东西来，有时候是一些钱，有时候是一些我穿的衣服和几本书，可他的人却从来没有再回来过。

我读高中那年，父亲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是九死一生的程度，连区里的医生都说没救了。

母亲这时候才想起老龚来，只是十几年不见，谁知道他还认不认得我们呢？

我和母亲送父亲去了省城的医院，也拿着那张纸条找到了那个地址。老龚不在家，据说是去北京开会了，接待我们的是他的老伴。

得知我们是从枫树湾来的，那个阿姨看了看那张纸条，都没有让我们进屋，直接就带着我们去了医院。

有了老龚妻子的安排，父亲很顺利的住进了医院。

三天后老龚回来，那么多年没见，尽管他的头发都白完了，可精神头却好了很多。详细地给我父亲检查，最后安慰我们说:你们别担心，有我老龚在，老黄就死不了。

安顿好了病人，老龚这才拉着我问长问短起来，得知我正在上高中，成绩还挺不错，就问我将来准备考什么学校？

我其实对未来并没有具体的方向，对我这样的农村人来说，能够走出农村就谢天谢地了，至于干什么，那就听天由命呗。

老龚建议我考医学院，还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教过你一些医学基础，只要你不反感，将来肯定有所成就。

在老龚的诊治下，我父亲终于慢慢康复过来，老龚经常陪着我父亲在医院里走走，两人有说有笑，就一如当年老龚在我们大队时一样。

只是他们的身份掉了个头，时过境迁，我父亲这个当年的“恩人”，反倒成了被照顾的对象。

我高考时真的填了医学院，还真的考上了。到了大学才知道，老龚不但是医院的医生，同时还是医学院的教授，甚至在全国都很有名气。

我大学毕业后，成了老龚的研究生，他毫不讳言地对别人说:这是我的关门弟子，今后就不再带研了。

有了老龚的教导，我的医学之路走的非常顺畅，研究生毕业后，我就留在了省城的医院，也把父母接到了城里。

老龚虽然一把年纪了，但依旧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经常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活动。

但只要在家，就会去找我父亲聊天，两人说起当年在枫树湾的往事。

尽管他嘴里从不说谢字，但我知道，恩师的心里，对我父亲确实是心存感激的，而他又把那份感激转化到我的身上。

我父亲也经常和我感慨，当年瞧老龚不像坏人，随手帮了他一下，想不到我们一家人的人生都因此而改变，行善之人，受益匪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