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香港宁愿在九龙填海，也不愿意开发新界？
香港地理条件独特。香港岛与九龙半岛的平原仅占全境15%，新界山地占比超70%。以元朗为例，海拔低于50米的可用平地不足30平方公里，且分布零散。填海造陆每平方公里成本约120亿港元，而开发新界山地需投入更高资金用于地形改造。填海可一次性获取规整地块，规避山地开发中诸如山体滑坡等地质风险。从地理数据看，填海在土地获取的便利性与安全性上更具优势。
1842年《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仅把新界租借99年。殖民时期，港岛与九龙成为基建重点区域，逐渐形成“双核城市”结构。香港回归后，新界原住民土地权益受《基本法》第40条保护，丁屋政策赋予120万原住民建屋特权，致使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较市区高出3 - 5倍。如此一来，新界土地开发在获取环节面临高额成本与复杂权益问题。
经济利益博弈也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香港四大地产商持有新界约1000公顷农地，为维持土地稀缺性以保障自身利益，资助环保组织阻挠新界开发。2018年粉岭高尔夫球场扩建争议中，环保团体提交12万份反对书，致使政府计划搁置。而填海造地由政府主导规划，可避开私人土地收购难题，有效降低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干扰。
还有新界留存600余座宗族祠堂、200处风水林，屏山邓氏宗祠等被列为法定古迹。2014年东北发展计划引发村民游行，因其担心破坏风水。相比之下，填海区无此类历史文化问题，利于实施现代城市规划，避免文化保育与城市发展间的矛盾冲突。
国际上，新加坡通过填海使国土扩大22%，且严格控制填海区生态影响，如在东海岸公园同步建造人工珊瑚礁。东京开发多摩新城耗时40年，耗费资金相当于香港十年财政支出。可见，填海可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拓展城市空间，而山地开发则需漫长周期与巨额资金投入。
香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填海与开发新界各有利弊。填海可能破坏候鸟栖息地，开发新界会面临原住民祖坟迁移等问题。当两者造成的生态损失相近时，香港应如何在城市发展与生态、文化保护间权衡，做出最优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