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位媒体记者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引起热议的消息。他怒斥涿州的某些官员，特别是某镇领导，不仅拒绝了他的捐赠，还不让他参与救援。他称，他是应当地百姓的请求而来，并且有录音证据。他还质问涿州的官员为何对灾情一无所知。
这条朋友圈很快被网友们截图并转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位记者说，他们为了帮助涿州的灾民，准备了大量的救灾物资，却被当地的一个镇领导拒之门外。原因令人震惊，竟然是不让他们自己发放，非要放到一个“大仓”里。而就在今天晚上，他们又收到了当地的求救信息，说有5000人没有吃饭。这让他气愤不已，痛斥了一番。
这条朋友圈一出，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反响。有人赞扬他的正义感和直言不讳，有人质疑他的真实性和动机，也有人表示同情和理解。
涿州水灾是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给当地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困难。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救援队伍，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奔赴灾区，为受困的群众提供了及时的救助和支持，展现了人间大爱和社会正能量。他们是我们的英雄，值得我们的敬意和感谢。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令人遗憾和不解的现象。据网友爆料，当地救灾工作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指挥，导致很多救援队进入涿州后，找不到合适的任务和目标，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用。有些救援队甚至遭遇了当地官员的冷漠和阻挠，感到十分气愤和失望。
这位记者的这条消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透露，他们为了帮助涿州的灾民，准备了大量的救灾物资，但却遭到当地一名镇领导的拒绝。这名镇领导竟然要求他们将物资放到一个“大仓”里，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发放。更令人震惊的是，今晚他们又收到了当地的求救信息，称有5000人无法获得食物。记者对此十分气愤，并对此事进行了谴责。
这条朋友圈一出，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反响。有人赞扬他的正义感和直言不讳，有人质疑他的真实性和动机，也有人表示同情和理解。
救灾物资进入“大仓”的原因从官场逻辑来看，将救灾物资存放在“大仓”并不算失职，反而是谨慎。因为只有在“大仓”中统一管理和分配，才能保证物资的公平分配和记录可查。如果让捐赠方自行发放，可能会带来三个问题。
首先，无法核实捐赠物资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物资的受益人是谁。
其次，无法公平分配，因为物资总是供不应求。
第三，可能引起抢夺和纠纷，特别是在个人带物资过来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提前沟通好，这种“闹剧”在涿州当地已经发生过，对救灾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因此，从官员的角度来看，要求救灾物资进入“大仓”是一种风险规避的做法，也是一种保护自己和地方利益的做法。虽然这种方法效率会低一些，但可以保证“安全”和公平性。
但是，救灾物资都进入指定“大仓”也有问题。仓库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但目前在发放效率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没有像京东、顺丰这样的大型物流企业提供支持，很容易出现物资堆积的情况。
在武汉抗疫时，红十字会仓库的运转不畅问题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抗洪时，有的是审批速度过慢，有的是信息化不足，导致去领物资时被告知有货，但到了之后才发现已经发完了，白跑了一趟。
此外，仓储信息不够透明，即使进入了指定的大仓，对外界来说，也像是进入了“黑箱”，外界很难知道仓库收了哪些物资、什么时候发放以及发给了谁。这种情况无法满足捐赠方和灾民的期望。捐赠方第一时间赶来，肯定想尽快发放，以便给各方一个交代；而灾民能够尽快领到物资，无论是什么，也会觉得心里有底，有助于心理重建。但我们现在的应急仓库还无法做到公开、高效和参与，尤其是在县乡一级。
如果开设一个云应急仓库并配备一批专业的管理员，那么当有人捐赠物资时，可以在线报备并由管理员进行清点核实。相关方可以查看发放对象、发放时间、发放地点和发放流程，以尊重捐赠方的意愿和接收方的实际需求，避免发放物资不当的情况，从而让各方都能满意。
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和推动应急仓库的“专业化”，而不是指责地方官员的“不人道”。
救灾物资发放的变通方案专业化的应急仓库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在现实条件下，仍然有一些可行的变通方案。
首先，可以建立自己的应急仓库，一些大型救灾基金会如壹基金、韩红基金会等就采取了这种方式。一旦灾害发生，他们会派遣专业的救援人员前往现场，并与当地志愿者联系，寻找当地的仓库，同时组建志愿者队伍，协助物资的搬运和发放。在河南洪灾时，这些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甚至搭建了临时仓库，但管理、人力和监督成本相当高昂，同时也对人性是一种考验。因此，与物流企业合作，建立民间的联合仓库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可以采取精准发放的方式，提前联系好接收对象，进行对地的运送，这样物资就不会被耽搁。特别是对于很多民间团队来说，初期物资都是自掏腰包，不需要抵税，也不需要接收函和感谢信，只要发放到位，有照片、视频就可以了。因此，他们可以直接对接村委、安置点，甚至是村民志愿者。
最后，即使地方官员真的拒绝外界捐赠，我们也应该理解他们。
这并非人性的丧失，而恰恰是人性的展现：追求利益、规避风险。
地方接受捐赠，尤其是来自外界媒体的捐赠，意味着需要接受监督，这种监督可能不太可控，而且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救灾物资的处置。对于官员个人或者官僚利益共同体来说，接受这种捐赠的利益小于弊，因此往往会婉言谢绝。
救灾物资和款项的占比，直接影响了捐赠的分类。
在他们眼中，一般而言，捐赠可分为三类，呈金字塔形。
第一类是“人傻钱多”，只注重付出，对后续不加关注。
他们直接将捐款捐到民政账户或红会、慈善会等，进入灾后重建系统，怎么分配完全由地方行政系统说了算，只有内部审计。这是他们最欢迎的，也是灾害捐赠的大头，估计会占到七八成，主要来自于上级拨款、企业捐赠和网红捐赠。
第二类是“各取所需”，典型的是各种民间基金会。
他们接收公众捐款，也有很强的项目设计和执行能力，相对来说，他们能确保自己这部分项目款项能用到实处，但不会过问其他事情，也知道进退分寸，只管埋头做事。像蓝天等专业救援队、乡村发展、社会救助、壹基金、韩红之类。地方上偶尔也需要这些项目做些宣传，装点门面，加上还是有不少想做实事的基层干部，在物资分配和项目设计上，也能提出自己的见解，熟知各家情况和人情世故。这样的合作是双赢，一般来说，越到基层，越能受到欢迎，尤其是村一级。这一类可能占到整体救灾款项的一两成。
第三类是“钱少事多”。
这类占整体款项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但却往往酿成“舆情事故”，不少地方不太欢迎草根组织和媒体捐赠的原因，觉得是在“添乱”。
这位记者的朋友圈事件成为了又一个例子。
他们所带来的物资可能并不多，却要求自己分发，并且还要在现场拍摄灾情。这样做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困扰。
当地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人只是来捞取名声，而不是真心想要帮助他们。
这也正是媒体和公益的区别所在。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是非对错，一目了然。百姓有需求，你凭什么拒绝捐赠？无视百姓的死活，你就不是人，你就应该受到谴责。
但是从公益的角度来看，一场灾害并不能改变当地的治理生态。我们只能在现有的体系下，尽可能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更多时候，我们要追求帕累托改进，有利于一方，但不会损害其他任何一方。能够实现共赢就更好了。
如果实在无法做到这一点，那就要变通一下，自己承受一些委屈也无妨。
因此，帮忙要避免添乱，干活要避免居功，这就成为了公益救灾的两大原则。唯一的坏处就是，由于见到太多不能言说的场面，从业者如果没有信仰支撑、没有修行功底的话，可能会憋出内伤。
救灾物资捐赠的结构长期来看，只有第一类灾害捐款在受到监督和透明化的情况下才能逐渐减少，同时救灾款项的整体结构也能从金字塔形转变为纺锤形，第二类捐赠才能成为主流。
为此，我们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监督力度。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公开、高效、参与的救灾体系，确保每一分捐款都能用于刀刃上，每一个捐赠者都能得到尊重和感谢，每一个受助者都能得到关怀和帮助。只有这样，地方官员代为“拒绝捐赠”的事情才能近于绝迹。
写在最后理解急于救灾的心情，但改变现状需要长期努力。救灾物资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发善意，而每个人都希望家乡、社会和自己都变得更好。救灾物资只是催化剂，让接收者的内心更加温暖，让接收地的生态更加美丽，同时也让捐赠者的内心变得从容和富足，不再焦虑和执着。
愿河北灾区尽快恢复生机，在外地救援队离场后，也希望更多志愿者能站出来，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接外界支持，回应本地需求。 在面对灾难时，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推诿，各自为政。作为地方负责人，应该主动担当起责任和义务，积极组织和指导救灾工作，与民间力量密切沟通和配合，而不是消极应付，甚至设置障碍。作为民间力量，应该尊重地方的领导和安排，按照规范和要求开展救援活动，而不是擅自行动，造成混乱和浪费。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抗击灾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我们应该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少一些抱怨和埋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救灾中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都需要时间和空间去适应和改进。我们不能因为一些细节上的失误或者矛盾就否定他们的努力和贡献。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些个别现象就对整个救灾工作失去信心和支持。我们要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涿州水灾一定能够早日战胜，涿州人民一定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