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梅魂千古，艺海钩玄
夫梅者，四君子之首，凌寒独放，清骨傲霜，自古文人墨客竞相摹写，或寄孤高之志，或抒隐逸之情。然时移世易，艺道亦随世风而嬗变。今有画坛巨擘王成喜者，以梅为心，以笔为骨，其作既承古法，复开新境，然坊间评骘纷纭：或谓其“艳而不俗”，或讥其“匠气过浓”；尤以东瀛藏家竞相追捧，而中土雅士争议不绝。何以至此？盖因艺境之殊途，审美之异趣，时代之激荡，皆蕴其间矣。今试析其理，以辨雅俗，以证东西。
一、承古开新：王梅之艺境探微
王成喜画梅，独辟蹊径，一扫历代文人梅画之萧瑟清冷。昔者，宋元以疏枝瘦影为尚，明清以孤芳自赏为宗；而王氏之梅，枝干虬劲如铁，花簇繁密似锦，色若丹霞，势如烈火。其作《报春图》《香远图》者，皆以“繁花似锦、浓艳瑰丽”为旨，不囿于“以稀为美”之陈规，反以“丰腴饱满”为胜，寓蓬勃生机于笔墨之间。
或曰：“此非梅之本性，乃媚世之技耳！”然细究其法，王氏实融古化今，兼收西画光影、构图之妙。其枝干皴擦，取法董寿平之苍润；花瓣点染，参酌西画之透视。更以隶书题跋，金石之气跃然纸上，可谓“铁骨生春，丹心映雪”。故其作虽异于传统文人画之冷逸，却合于时代精神之昂扬，乃“旧瓶新酒”之典范也。
二、东瀛盛藏：文化因缘与审美异趣
王氏梅花于东瀛独受推崇，非偶然也。考其因缘，盖有三端：
其一，中日梅文化之共鸣。扶桑素以梅为“逆境不屈”之象征，尤重其“寒中绽放”之刚毅。王氏之梅，以繁盛热烈示人，恰合大和民族“物哀”美学中“瞬间绚烂”之追求。其悬于日本国会之巨制《香远图》，枝如虬龙，花若云霞，非唯绘梅，更寓中日邦交之“破冰报春”意，故成外交佳话。
其二，艺术表现之通俗性。日本近代艺术素有“雅俗共赏”之传统，浮世绘即其显例。王氏之梅，色彩明艳，构图饱满，较之传统水墨之含蓄，更近庶民审美。观其《红梅图》，朱砂点蕊，胭脂染瓣，虽无“墨分五色”之玄妙，却有“满堂生辉”之气象，恰合东瀛屏风画之装饰趣味。
其三，时代精神之投射。战后日本崇尚“集团主义”与“奋斗哲学”，王氏梅花之“越挫越勇”“铁骨生春”，暗合其国民心理。反观中土文人，犹执“疏影横斜”之旧梦，故有“俗艳”之讥。实则非王氏不雅，乃雅俗之辨，因时而异也。
三、雅俗之辩：艺术批评的时空维度
今有论者诟病王氏梅花“匠气过重”“失梅之本真”，此诚传统文人画观之遗绪也。然艺术之道，本无定法：
昔徐熙野逸，黄筌富贵，并称双绝；八大冷眼，石涛狂放，各领风骚。王氏之梅，以“俗”破“雅”，以“众”代“孤”，岂非呼应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之倡？其画中梅，非林逋之“妻鹤子”，非王冕之“清气满乾坤”，乃新时代“万家灯火”之梅，寓国运昌隆、民心奋发之意。
至若技法之议，亦需辩证观之。王氏融西画光影于水墨，或失“笔精墨妙”之古韵，然其《香远图》以大面积红彩渲染，辅以书法题跋，竟成“视觉奇观”，此正现代展厅艺术所需之势也。昔李可染“为祖国河山立传”，以浓墨重彩写山水；今王氏“为时代精神造像”，以炽烈红梅颂盛世，二者异曲同工，皆破旧立新之举。
四、市场与殿堂：艺术价值的双重认证
王氏梅花之盛，非唯东瀛青眼，亦得庙堂垂青。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皆悬其鸿篇巨制；海内外美术馆、博物馆，竞藏其尺幅小品。此非“匠气”可致，实“雅俗共赏”之力也。
然市场追捧，亦成争议之源。或谓：“日本人重金购藏，乃外交策略，非真赏其艺！”然考其流通，王氏作品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东渡扶桑，彼时中日关系初暖，民间交流方兴，若无真艺术感染力，焉能持续四十载而不衰？且其作屡创拍卖高价，如《红梅图》以百万易手，足见市场与学术非必对立，亦可互证。
结语：梅开两度，艺贯东西
嗟乎！艺海无涯，审美多元。王成喜之梅，以俗破雅，以东渐西，其争议亦如梅之双面：一面承传统之根骨，一面绽时代之新蕊。或曰：“此梅非梅，乃时代之镜也！”观其盛藏东瀛，可知艺术无国界，唯精神相通；察其毁誉参半，乃见文化有层累，需时空淬炼。愿后来者鉴之：艺道贵在创新，然创新非弃古，兼容并蓄，方成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