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出行迪拜笔者在旧书店看到了英文版的《忏悔录》，正好翻阅一遍和中译本进行了比较。写书名《忏悔录》的作家比较知名的是古罗马时期的奥古斯丁、19世纪俄国大师列夫·托尔斯泰、再有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三者比较笔者更喜欢读后者作品。
卢梭从1766年，他已54岁的时候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770年，前后4年方告完成，但直到1782年才出版上卷，1789年出版下卷。《忏悔录》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50多年的生活经历。他历数了孩提时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描写了他进入社会后所受到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和不平，愤怒地揭露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以及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该书名为"忏悔"，实则"控诉"、"呐喊"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 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由于儿时的不幸，一种正义感便在让-雅克·卢梭的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这种感情伴随了他整个的一生，并构成了他信念的基础。《忏悔录》成为法国教育系统让青年人研读最多的经典作品。
传记题材有传记、自传、评传、人物小传、人物特写、回忆录、年谱、小说化的传记等等。作者写的都是主人公生命前半部分或生命大部分时间的生活经历的一般描述，如笔者小学生时期读过的《马克吐温的自传》，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笔者很喜欢看传记作品，本以为比小说真实。后来发觉我是天真了，尤其是自传，写出来的都是“全部”？自传里藏着掖着的，不知有多少！就如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传记是真实的人生，小说是虚构的故事。”渐渐明白了未必如此，有时甚至相反。我现在还是喜欢看传记，不过，换了个思维，就是把传记当小说读，把小说当传记读。所谓“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上世纪初法国作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晚年说过：“小说就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传记。”19世纪法国大师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倒是敢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他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其实，效仿福楼拜这个说法的作家不少，“我就是某某某（小说人物）”，成了一句经常被套用的名言。
你想想，《红楼梦》不就是最好的人生传记，有什么传记比《红楼梦》更真实地反映了形形色色的人生！？郁达夫的《沉沦》、钱锺书的《围城》、巴金的《家》，都是小说，也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自传成分，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知识分子的状态。日本作家的小说和自传往往密不可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是代表。他俩都以自杀告终。日本还有一类“私小说”，更具有自传特色，太宰治是代表。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代表作家太宰治(だざい おさむ，1909年-1948年)也是自杀的，这些作家入戏太深，不能自拔。
我们对贝多芬的了解，肯定绕不过傅雷翻译的法国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的这本小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罗曼·罗兰也写过《贝多芬传》，但影响远不及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文学史上，《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就是本通俗读物，文学价值和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Marcel Proust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追忆似水年华》没法比，但在国内，只有少数学者和精英阶层去读普鲁斯特这本意识流的天书，而《约翰·克利斯朵夫》超越了文学范畴，更具有人生典范意义。它和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曾是中国青年的人生读本。
此外，谈谈传记的客观性和偏见。写《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的英籍华人作家张戎2005年与她的丈夫合著出版了一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笔者认为它显然不是一本好的人物传记！厚达七八百页的书，从头到尾找不到对传记主人公的一句客观评价，传记作者要把人物写得真实可信才对，一面倒的赞美或一面倒的贬斥一个人，都容易出现扭曲。尤其对于政治人物，可以有争议，三七开、五五开、七三开，都可以摆事实讨论，如果作家抱着不正常的心态和目的写人物传记，仅仅满足人们猎奇心理和商业成功，这不是真正作家！
一般认为，文学传记比小说好写，因为文学传记是“有米之炊”，而小说是纯粹虚构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可以这么说，写一个炒冷饭的文学传记，比写一部好小说容易十倍，但是要写一部高质量的文学传记，比写小说要难十倍。写传记既不能妙笔生花，也不能笔下无花，关键是要看开什么花，怎么开花，恰到好处。文学传记的任务是写好传记，而写好传记必须要有相应的文学功力，要有宏大叙事的结构驾驭能力，能够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要有对笔下人物深刻认识的洞察能力，有自己的见解。要有把握语境、营造氛围、运用语言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