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29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局长的案头，摆着一封还没有来得及装封的书信。
字迹清秀，潇洒，很惹人注意。从全篇充满自责、悔恨和期望的话语中看得出，这是写信人在极其冷静的情况下，从心底向亲人发出的倾述：“亲爱的爸爸、妈妈、爱妻：你们好！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诚恳的问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一纸别言当你们看到之时，我早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显然，只有知道自己是将要从世间离去的人，才会这样肯定自己的未来。
写信人正是这样一个将要伏法的死囚。
1984年9月，迎接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喜庆气氛，已笼罩着大街小巷，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与新中国同龄的人，却伏在阴冷的审讯室里，在纸上与亲人告别。
人生到了最后时刻，也许会更清醒、更理智。他终于从迷梦中醒来。他清楚地了解，犯了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现在纵然悔恨千万遍，也无济于事了。
“此刻，……我内疚、悔恨交织，是无法言喻的。我抛下了年迈的父母、妻儿，带着罪过而走，哎！可叹！路是自己走的……”
“回首往事，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对，路是自己走的。他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也许曾发现过自己的失足，然而，侥幸心理反而驱使他在泥潭里越陷越深。直到现在，他才真正开始了对人生的检讨。
“我有过金色的童年和美好的少年，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三好学生、班级干部，下乡到农村后，一直拚命干活，得到了农村社员的赞扬。抽调回城参加工作后，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有老实忠厚的父亲，善良慈祥的母亲，温柔贤慧的妻子，天真可爱的女儿……”
“三十五岁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好的年龄啊！正是发挥才能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贡献的时候，可惜在这个时候，自己变了，思想变了，走了下坡路……”
1983年春，长春市某某路小学发生了一起女教师失踪案，失踪教师名叫王爱军，26岁，长相一般，但身体健壮，是这个学校的体育教员。
“去年五月，听说她挨了流氓一刀，在家养伤，之后就没来上班。”
“八月份，一个大雨天，她来学校要工资，之后再没有见到她的面。”
省有关部门来调查时，学校教职员工介绍着有关王爱军的情况。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开始了查找王爱军下落的工作。但是，几个月过去了，王爱军的去向，就像被风吹散的云雾，无影无踪。
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会孤立存在；离开这个社会，更不能完全避开人的耳目。经过长时间周密调查，终于发现了重大线索——王爱军失踪前，曾在一姓杨的家里住过。
王爱军是有家的，她曾和她弟弟住在一起，为什么到了杨家？
问题很快找到答案：“是张健群把她送来的，他说是他表妹，爱人是部队的，在外地，借房暂住几日。6月初来的，8月初，又是张健群接走的。”房主杨某某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
张健群！侦查员是多么熟悉这个名字啊！他怎会与王爱军失踪有关呢？
1972年秋，在长春市南关区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许多拆迁户在这里搭起简易房。张健群家是这里的老户，因为王爱军家也来这里临时居住，两家从此相识。当时张健群还是汽车厂的工人，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王爱军当时还是个学生，十六、七岁。他俩因两家常常来往，处的很熟。
1975年，王爱军中学毕业，下乡插队到榆树县，处境使她心灰意冷，思想上开始退坡。
1977年秋，她考进了榆树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某某路小学，任体育教员。这个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姑娘，虽说也曾有过曲折的生活经历，如今有了这样的工作，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但是，由于她在少女时就从社会阴暗角落里接受了许多丑恶的影响，思想开始畸形发展。黄色手抄本和糜烂透顶的录像，使这个刚刚成熟的少女，对异性爱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和不顾一切的追求。
就在这个时候，张健群闯进了少女毫不设防的禁区。她不顾横在已婚男人与少女之间不可逾越的道德屏障，两人不谋而合，步入泥潭。
张健群是1975年结婚的。但婚后不久，因工作关系，爱人去外地，不得不过着两地生活。这样，张健群便趁爱人不在之机，从1980年开始，与王爱军过上了事实上的夫妻生活。
当时，张健群做着令人羡慕的工作，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然而，为一时快乐，他听任了罪恶的发展。精神空虚的王爱军，渐渐把与张健群的接近，作为精神上依托，几乎像对待“丈夫”一样对待他。
她常对他说：“二哥，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吧，什么叫爱情，爱情就是性生活！”这样腐朽的人生哲学，也感染了张健群。
当王爱军提出要和他结婚时，张健群不仅答应了，而且立下“等我妈死了，我就离婚”的字据。
当然，无论处在什么情况的人，也都会有清醒的时候。张健群对自己的行为也有过自责的隐痛。他在写给王爱军的“诗”中，记录了他曾有过的悔悟：“我的心怎能平静，我害了一个多情的女子，我是一个可恶的害人精，见到你我更觉心痛，我对不起你呀，可怜的姑娘！”
然而，他已陷入一个不能自拔的泥坑。当他良心发现的一瞬间过去后，侥幸的心理又占了上风，支配着他在岐途上越走越远。
1982年初，满足这个美妙的乐章，终于被一个正在孕育着的小生命打乱了它的和谐。张健群被这个恼人的消息弄得六神无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孩子出生，他反复做着王爱军的工作：做人工流产。
但是，王爱军却执意要这个孩子。两个人常常为此争论不休。
“我看透了，人生不过那么回事，我将来也不结婚了，领着孩子过，给我找个房子就行！”
女性，不管是圣洁的，还是有污点的，母爱这个本性一般是不会改变的。堕落了的王爱军，此时更一切都不在乎了。
张健群思想激烈地斗争着，他担心事情败露出来，不好收拾。因而不得不搜索刮肠，考虑着退路。他知道拗不过她，不让孩子生下来是办不到的了，可怎样安排，才会既生孩子又不暴露呢？他决定先借一处房子，让逐渐显怀的王爱军从家里搬出来，避开热人的视线。
费了很大力气，总算借到杨家的房子。1982年6月初，张健群以安排表妹为名，把王爱军送到杨家。无疑，王爱军的一切生活开销，都要由张健群供给了。
一个本来就很沉重的包袱，更加沉重了。
审讯室里的张健群，清楚地知道明天就要从世界上消失，而且是作为罪人，带着耻辱，在人们鄙夷的目光中死去，他痛苦万分，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亲人。
“我前半生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可给亲人们留下了辛酸、痛苦，留下了耻辱，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父母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爸爸更痛苦的呢！由于我的罪过，才使你们吞食人生最难咽的苦果，我太无情了……”
是啊，“罪过”这个东西似乎有一种魔力，有时竟会引着或逼着你，进入它的陷阱。着了这种魔的人，想摆脱掉困境往往是很难的、有时明知前面就是火坑，也要往里跳。现在的张健群就是这样，无法挣脱“罪过”这条绳索的束缚，只有让它牵着朝前走去。
王爱军从家里搬出来，只不过解决了燃眉之急。转眼两个月过去了，临产期就要到来，杨家已把王爱军看成是不受欢迎的人了。这时，王爱军又给张健群下了死令：“孩子不能生在别人家！快找房子！”
张健群无奈，只好四处托人去找。但在房于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要想短期内找到房子，那只能是一种空想。
产期一天天临近，还有20多天了，张健群爱人返籍的调动已有头绪，过不了几天就要回来办手续……
眼看着这一天就要到来：张健群让王爱军这个大姑娘生了孩子——成了街坊邻居、同志的笑料；组织上发现自己的问题——一切都完了；返籍的妻子发现自己的不轨——无法交待；王爱军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张健群的面前。他无法排解，无法作答，但也不甘让自己垮下去，怎么办？难道就没有一个万全之策了吗？仍然被侥幸心理支配着的张健群，不会听信理智的告诫。
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想出一个在当时自以为是唯一的“万全之策”。殊不知，只不过是向罪恶的深渊又迈了一步，掘下毁灭自己的坟基。
1982年8月10日，张健群来到杨家，佯说房子借到了，表妹就要搬走。杨家看到王爱军那种样子，巴不得快点搬出去。经过商量，杨家同意将王爱军的东西暂时放在这里。于是，王爱军带着身边的衣物，跟着张健群高兴地走了。
其实，张健群根本没有房子给王爱军住，只不过把她带到了自己家的小仓房。这个小仓房在张家房后，是在半年前盖起来的，里面装着煤等破烂东西。
张健群告诉她：“房子正在借，暂时在这里住几天。”
就这样，王爱军像个幽灵一样，白天起早到街上去溜达，晚间回到仓房睡觉。张健群怕出现意外，晚间也陪她睡在小仓房。
几天过去了，王爱军手头钱没有了，房子更无着落，她有些疑虑：“你房子借不到，钱也借不到，是不是在推我？”
面对着这咄咄逼人的形势，张健群真有些喘不过气来，他恨不得一下子从这个困境挣脱出去，他想了想，决心实施最后的计划。
8月16日夜，深沉，寂静。暑天的小仓房，闷热又潮湿。张健群仍不放过这最后的机会，向这个被自己占有二年即将临产的“姑娘”发泄着兽欲。但他仍以好言相劝：“明天就可借钱，房子也有希望。”
痴情的姑娘，此时也许正在想着做母亲的幸福。也许正思索着“及时行乐”的信条到底对不对，也许什么也没想。
夜，更静了，小仓房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突然，“砰”的一声，打破了小仓房的沉寂。王爱军倒在血泊中，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杀她的凶手竟是她心里倾慕的情人。
张健群在一瞬间解决了所有的难题，他庆幸。在一阵心慌之后，他立即将王爱军的尸体扔到仓房早挖好的地槽中，用土掩埋好。
从此，王爱军便失踪了。
应该说，张健群在实行犯罪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所干的勾当是多么残忍，多么可恶，可他仍怀着侥幸。
查找王爱军失踪一案，差不多进行了一年时间。这期间，王爱军家人也有所察觉，以为与张健群有关，但由于没有抓到把柄，也就不好深究了。结果还是应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话。王爱军的失踪，终于追到张健群的头上。
1984年5月，张健群被依法逮捕。开始他还想狡赖，但事实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从张建群家小仓房水泥地面下边，挖出了王爱军的尸骨和剖出未出生的已有三十六周的胎儿尸体。事实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张健群残害妇女儿童的罪行。
张健群在诀别信中写道：“我走的是自绝之路，但给人们留下了血的教训。做人难，走出一条笔直的路更难。我是夭折在这条路上的罪人。”
在被押上刑场之前，张健群从自己设下的雾障中走出来，反省着自己半生走过的路，虽然为时已晚，但可以反面给人以教训：非份的东西，万不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