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雨别
编辑|雨别
《——【·前言·】——》
苏轼是北宋的奇才，写诗作词画画治政样样拿手，百姓爱他同行敬他，朝廷偏不待见，几次三番把他发配到地方。
乌台诗案、谪居黄州、远放海南，官职忽高忽低，命运反复无常。
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同参加进士考试，主考官欧阳修江湖地位顶天的文坛大咖，翻开苏轼的试卷眼睛一亮。
他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观点新颖行文大气，欧阳修拍板，头名。
苏轼一鸣惊人，迅速成了京城里的“网红”，文坛前辈如欧阳修、梅尧臣，都对他青睐有加，大家都说这年轻人有戏，朝廷会重用他，但十年后命运翻转，他的仕途并不顺遂。
几年后他通过了更高难度的制科考试，被授为“凤翔签判”，开始地方政务生涯，凤翔是偏远地区，和京城没法比。
苏轼没闲着，政绩卓著写诗练字，苏家遇变故，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回家丁忧。
这一待就是三年，仕途断档，重回政坛时京城已经变了天。
宋仁宗去世，新皇宋神宗登基，新官上任三把火，神宗决定改革，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新法如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目标是强国富民，可这些法令一推行，各地怨声载道。
苏轼看到问题，他不反对改革，但觉得王安石太急了，这么大的工程得一步步来，他直言：“治国如治病不可猛药去疴，反伤根本。”但新皇和王安石根本听不进去。
苏轼的态度得罪了新党，变法派认为他唱反调不支持大局，他被外放到杭州任通判，杭州是个好地方，风景优美，可对苏轼来说这就是“边缘化”。
在杭州，他的治理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西湖修缮他组织民工筑堤，水利管理他修建水闸，保障农业灌溉。
百姓感激他爱戴他，可这些政绩没能让朝廷重视他，他继续被调动，先是密州再是徐州。
密州时期，苏轼完成了传世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词里写得豪迈，可他心里压抑，朝廷不给机会，他的施展空间越来越小，徐州时，他抗洪救灾有功绩，但仕途仍无起色。
1077年，他调任湖州，刚到任就上书朝廷，说新法的问题，动了变法派的神经，紧接着他的麻烦来了。
1079年苏轼的新任职地是湖州，他刚到便上书朝廷，写了一篇《湖州谢表》，表面是感谢皇帝的提拔，实际上暗藏对新法的讽刺和批评。
文章被王安石新党的党羽看成挑衅，再加上之前的积怨，苏轼被盯上了。
新党开始搜集他的“罪证”，苏轼的诗文平日里本就爱用讽刺语调批评朝廷结果成了把柄，有人将他的诗断章取义指控他对皇帝不敬、讽刺朝廷，最终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将他逮捕。
这场案件史称“乌台诗案”，苏轼被押解回京，关进御史台的大牢，当时他命悬一线，狱中甚至写下遗书做好赴死的准备，狱卒对他念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案子最后并未定性为叛国大罪，在好友的周旋下苏轼保住了性命，但被贬到黄州担任一个有名无实的“团练副使”，这是他仕途的重大转折，从京城才俊变成地方弃臣。
许多旧党官员奔走营救，试图为苏轼说情，经过近四个月的审讯，朝廷没有将乌台诗案定性为“叛国”或“大逆不道”。
苏轼虽然躲过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毫无实权的职位，相当于被发配边疆。
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关进御史台狱中，狱中生活极为艰苦，他自知性命难保甚至写下遗书：“伏死之后，葬于江上，无以家事累人。”他把生死看得很淡，却对家人的安危极为牵挂。
黄州的生活与苏轼以往的仕途完全不同，他没有俸禄，靠自己耕种度日，生活清苦，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无常与本质，试图从苦难中寻找一丝乐趣。
在黄州的四年他物质匮乏却心态豁达，留下了许多传世名作，《赤壁赋》《前后赤壁赋》就诞生于这段时间，他的思想也从入世的积极转为出世的洒脱，开始接受命运的波折。
但无论多豁达他终究没法彻底摆脱现实的羁绊，“文章惊天下，仕途不如意”是苏轼一生的写照。1079年后的苏轼，再难回到政治核心，变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旧党领袖司马光重新掌权，推行“元祐更化”，开始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
苏轼也迎来了仕途的短暂高光，他被召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等职，重新回到权力中心。
苏轼在政治上的表现依旧谨慎，他既不完全支持旧党，也没有彻底否定新党，两派都看不惯他但又无法忽视他的才华。
他负责修缮西湖时主持修筑了“苏堤”，解决了西湖淤塞问题，这件事让杭州百姓至今感恩。
政治形势很快又变了，1093年太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再次掌权，这一次新党的领袖是章惇比王安石更为强势，也对苏轼更加敌视。
1094年苏轼被贬到惠州，惠州已经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偏僻地方，但章惇仍不放过，继续给他施压。
1097年，苏轼被流放到更远的儋州，海南当时还没有完全开发，被称为“瘴疠之地”，流放到这里的人，基本没有回来的可能。
在儋州苏轼依然没有放弃，他在海南开设学堂，教化当地百姓，将中原文化带到荒蛮之地，他的乐观精神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虽然艰苦，但他把生活过成了一场修行。苏轼在这一阶段也尽量避免党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百姓生活，而非继续卷入派系斗争。
但在一个以党派利益为中心的政坛上，中立显然是一种奢望。
1099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新党失势，苏轼终于被赦免回到大陆，可惜此时的他已年过六旬，身体羸弱无法再为官，1101年，苏轼病逝于常州。
他不是一个坚定的派系人物，无法彻底融入任何一方，新党认为他顽固，旧党觉得他不够坚定，他两边不得罪却也两边不讨好。
他直言敢谏，不善于迎合，政敌想打压他轻而易举，像乌台诗案这种事换别人可能避开了，但苏轼的才华和锋芒却成了祸根。
北宋中期的党争不允许“中立者”存在，苏轼的政治智慧虽然不低，但面对这样的局势他也难以招架。
苏轼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通过诗文、书画、政绩影响了后世千百年，这或许才是苏轼的“伟大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