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一国军少校被我军逮捕，然而作为俘虏，这名国军少校竟直接叫嚣着要见军区司令，虽然看守的战士有些疑惑，但仍旧将这名国军少校的要求一层层传给了上级，而当时任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接到消息后，随即便打了了几个电话，最终确认这名自称代号902特工的国民党少校，的确是我党派往国民党内部的红色特工。
那么这名国军少校到底是谁呢，他又为何会被自己人逮捕呢？
赵炜这名国民党少校就是赵炜，是一名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东北战场的男人。
赵炜1919年出生于河北文安县，由于家境贫寒，赵炜自小便四处闯荡，靠着给别人打短工维持生活，抗战爆发后，有志青年纷纷加入抗日的大军里，赵炜也不甘于落人后，然而他却并不想只当一个大头兵，于是他凭借着自己多年的积蓄、勤奋、努力，考入了黄埔军校桂林分校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当学员。
1940年秋，赵炜以优异的成绩从黄埔军校桂林分校毕业，并作为少尉见习官被分配到第五战区汤恩伯部的第31集团军下属的13军独立团机枪连训练新兵。然而这个独立团却只是一个补充团，他所在的连队事实上也只有一个排，而他就是这个排的排长。
就这样在这个独立连浑浑噩噩地过了半年后，一心想要上前线的赵炜终于按捺不住，就和在三连当排长的同学一起脱离了13军，几经周转后找到了同学、朋友朱建国。
朱建国当时在第五司令长官部绥靖组当参谋长，虽然当时是国共合作期间，但国民党却始终将共产党当做心头忧患，这个绥靖组就是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的，所以在朱建国的家里便有很多关于共产党的书籍、宣传小册子。
在这段时间里，赵炜翻看了很多关于共产党、毛主席的书籍，而这些书籍让赵炜眼前豁然开朗，仿佛一个新的世界之门正在向他招手，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而他不知道的是朱建国早在他之前就已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成为红色特工抗战胜利后，赵炜被任命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在去任命的路上，赵炜特意取到天津，见了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当作战参谋的朱建国，这次二人得以敞开心扉促膝长谈，最终赵炜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为我党做情报工作。
1946年3月，赵炜按照要求来到北平与李克农手下大将“石坚”见面，二人先后在不同地点见了三次面，每次都不超过30分钟。
在这三次交谈中，石坚向赵炜详细地介绍了中共情报人员如何工作、如何接头、如何传递情报等，并向他强调一定要和自己的上级保持单线联系，注意保密工作，对任何人都不能泄露自己的身份，哪怕是家人。
与石坚三次见面后，赵炜便成为了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并经李克农批准代号为“902”。
回到沈阳一年后，赵炜完成了第一次传递情报工作，他通过地下党员袁泽将国民党军第四次进攻辽东的详细作战计划向袁泽和盘托出。
“杜聿明拟纠集60 军、93 军、52军和即将从热河调至新宾的13 军共12 个师12 万余人，在梅河口、三源浦、七道沟( 即今浑江市)、通化、集安、长白山一带，与我决战，占领我辽东军区临江、靖宇、抚松、长白根据地，以实现其‘北守南攻、先南后北’的战略；其主力进攻部队是13军的89 师与54 师；集结地在新宾的三源浦；进攻日期，定在4 月初。”
然而由于赵炜并不会“密写”技术，所以他只能将情报原封不动地让袁泽带走，所以这次的传递情报工作也变得非常危险，如果袁泽被捕，他们两个人肯定都逃不了，幸运的是袁泽顺利的将情报送了出去，并为我军在战场上取得优势。
有了第一次传递情报的经验后，石坚便决定在赵炜办公室附近设立电台，方便赵炜第一时间将情报传回去，恰逢此时杜聿明开始向国民党军参加这次战役的各军师，下达了集结地及进攻地点、时间的命令。
赵炜便顺利地将这则重要情报传回了陕北。而在这之后，他更是用一则假命令几乎灭掉了国民党13军。
13军是一支全美式的武装部队，作战力非常强悍，赵炜为了搞清13军从沈阳出发的时间，假借看望老同学的名义，登上了13军的列车，成功拿到了情报。
回到司令部后，赵炜立即拟定了一份假军令，“急电，石军长：你军车运至清原后火速急行军至新滨三源浦，迅速进入阵地，进行强攻，占领兰山制高点，不得有误！”，由于是战时状态，参谋部各种命令满天飞，所以这份假情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最终这份假电令经作战科长、参谋处长签字，参谋长赵家骧“画行”，签名，迅速发电13 军。
兰山地势险要，三面均为高山，呈凹字形，只要进山仰攻，必被全部歼灭。而我民主联军早已在兰山脚下布置好了口袋，就等着国民党钻呢！
此役我军将13军89师及54师162团全歼，其残余部队纷纷逃窜。
这场战斗在东北战场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彻底的失败，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守，东北民主联军则取得了战略主动。
杜聿明被蒋介石臭骂了一顿后，便开始严查起草这份假命令的始作俑者，虽然最终查到了赵炜的头上，但由于电令上还有作战科长、参谋处长、参谋长的签字，最终这件事不了了之了。
1947年5月中旬起，我军发起夏季攻势，赵炜在此期间又多次将重要情报传回陕北，为我军解放战略重地四平、宽甸、风城、安东、庄河等16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立下了盖世之功。
逃亡由于国民党在战场上屡次吃瘪，便加大了对内部情报泄露等问题的严查，在四平战役结束后，与赵炜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沈秉权和吕淑兰最先被捕，很快我党在东北的情报工作人员相继被捕。
当赵炜发现联络点的窗户紧闭后，便知道出事了，因为这是联络点出事的信号。
其实此时的赵炜还不知道，由于叛徒的出卖，东北的情报站点都被军统端了。
在北平军统利用10多辆电台侦测车，检测出中共驻北平秘密情报站，并抓获了站长李政宣等人。而李政宣很快叛变，供出了西安、沈阳、承德等地的情报站。
赵炜想尽了一切办法与组织联系，可却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他猜测他的身份暴露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于是他借着看望未婚妻的机会趁机逃离了沈阳。
经过一路的跋山涉水，赵炜终于来到了解放军的驻地，表明了身份后回到了党的怀抱。
回来后，赵炜一直在中共情报机关任职。反右、“文革”期间，他被下放至山西。改革开放后，又恢复工作，并从国家安全部离休。之后，在全国各地进行爱国主义演讲，并多次获得国家表彰。其潜伏在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的事迹被西柏坡纪念馆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