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委托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对收缴来的大量书画进行整理鉴定，当他打开一轴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长卷画面古香古色，气势恢宏，人物、景象前呼后应，栩栩如生。画幅上没有画题，也没有作者署名，但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收藏印章纷呈，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画后有金代张著在1186年写的题跋云：“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
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之珍《清明上河图》吗？杨仁恺先生禁不住一番激动，一阵骇然。
一、中华第一神品
张择端是北宋末年的画院待诏。《清明上河图》以超长而浩大的画面，精湛而老到的笔触，全面、真实、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以虹桥为中心的生活景况，是我国美术史上最负盛名的一幅全景式的市井风俗画。
这幅画高约24.8厘米、宽528厘米 。绢本设色。据有关专家统计，全画共画有人物684人，各种牲畜96头，房屋122栋，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其人物之生动传神，器物之细致逼真，构图之疏密有致，特别是反映社会生活面之广阔，在中国古代画作中殊甚罕见，是一幅光照千古的艺术杰作，被推崇为“中华第一神品”。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卷首描绘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画中的人物，大者不到一寸，小者不过一二分，但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其他景物则按远近关系和相应比例扩缩，也大都清晰可辨。
树木有枯老的，翠秀的，疏朗的，茂密的。水流有平缓的，激越的，淡远的，浩荡的。山势有抖而高的，低而下的，凹而中空的，起伏而连缀的。建筑则有城、桥、楼、阁，茅椽、瓦舍、街道、巷曲。
人物的身份，有读书的、做官的、务农的、经商的、行医的、算命的、和尚、道士、小吏、差役、船夫、纤手、妇女、儿童、主子、奴仆等等。
人物的活动，有赶集的、有做买卖的、有问答的，有聚谈的。有乘轿骑马的，有引路喝道的，有闲逛的，有饮酒的，有推车拉车的，有背着、驮着、牵着小孩的，有拉着、驾着、使着牲口的……大街小巷，百肆杂陈，熙来攘往，精彩纷呈。作者对北宋末年繁荣、逸乐的市井生活，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
特别有意义的是，图中的描绘，与记载汴梁的有关历史文献完全吻合。大处如虹桥的位置、样式，小处如“孙羊店”、“脚店”等匾额，无不与《东京梦华录》所记相符。因此，这幅画卷，除了它特有的艺术价值外，还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建筑、交通、服饰、民间习俗等方面，提供了活生生的资料。
但由于年代久远，保管不善，收藏过程的隐蔽和曲折，以及赝品充斥，给这幅伟大的画作留下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团。
二、流传有绪话“真迹”
《清明上河图》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摹本甚多。颇为世人重视的有：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明易简图》，收藏于美国的“元秘府本”《清明上河图》。到底哪一张是张择端的真迹？学术界对此议论纷纷。
郑振铎、徐邦达等先生认为，由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发现，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应是张择端的真迹。
断定它是“真迹”的主要理由是，它从宋至今流传脉络清晰。
这幅《清明上河图》上保存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盖有96方收藏章，为我们讲述了它幽暗而曲折的漂泊轨迹。
原来，张择端画完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史诗式的长卷后，首先就理所当然地呈献给了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宋徽宗也就因此成了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他曾用他那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题字，并印上了双龙小印以示珍藏。但不久金兵南下，攻破汴京，徽、钦二帝被掳，《清明上河图》也在战乱中流入民间。画卷后有不少北宋遗民观图后缅怀故国、感叹时政的题咏，记录了画卷漂泊和收藏的历程。
元灭金后，《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被征集入宫。到至正年间，宫内一个装裱匠使了掉包计，拿临摹本把真本换出，悄悄卖给某贵官。贵官离家外任，画又被人偷卖。这一偷盗贩卖情节，又被后来的收藏者详细地记录在画后的尾纸上。
元末至明嘉靖年间，这幅名画至少倒卖过八九次后，由当时的兵部侍郎王仔收藏。据清代顾公燮的《消夏闲记》载：太常寺卿严世蕃得知后，仗着他父亲严嵩的权势，强行向王仔索买，王仔舍不得卖，又不敢不卖，就叫苏州画师黄彪照原本摹绘了一幅送去。有一个叫汤臣的裱画工，曾为王府裱画，后来又被推荐到严府裱画，他看到这幅赝品后，对严世蕃说：“这幅画的真迹我在王府看过，送来的却是一幅赝品。你看那屋顶上的麻雀，脚爪应该很小，却踏着两块瓦角，可见它绝非真品。”
清人徐树丕的《识小录》里也有一则汤臣（一作勤）辨画的故事。他说，汤勤装裱《清明上河图》时，发现图中有四个人在掷骰子，其中两颗骰子是六点，还有一颗在旋转，这个掷骰子的人张着嘴叫"六"，希望也出现一个六点。汤勤认为，开封人呼"六"字时用撮口音，而画中人却是张着嘴巴叫"六"，这是福建人发“六”字音的口形。所以他认为这幅画是伪作。
总之，由于汤臣的辨伪，严世蕃怀恨在心。嘉靖三十八年，蒙古安答部由河北入侵，当时任蓟辽总督的王仔御寇无术，严世党羽借机弹劾，最终竟把王仔处死。《清明上河图》也落入了严氏父子的库藏。
后来，戏剧家根据这段情节，编写了一部出名的传奇，叫做《一捧雪》。耐人寻味的是，主人公的姓名改成了莫怀古，就是警告人们不要收藏古董的意思。
后来，严嵩倒台，《清明上河图》被没收，第三次回归宫廷。
不久，《清明上河图》又被盗出，偷窃者当是万历年间的首席太监冯保。他既是秉笔太监，又是东厂首领，拥有处置皇宫内各种事务的权力。他忍不住在《清明上河图》上留下一段署名的题跋。人们推测，此画如系皇帝赏赐，他一定会在题跋中大书特书，但冯保对画的来源讳莫如深，反倒是露出了他偷盗的马脚。
入清后，《清明上河图》曾为陆费墀、毕沅先后收藏。嘉庆二年，毕沅死。嘉庆四年（1799），毕家被抄，《清明上河图》第四次入宫，在紫禁城的迎春阁内珍藏。
辛亥革命后，溥仪（宣统）逊位，但仍居宫中。1925年，他离宫之前，将宫中的字画珍玩盗往天津，《清明上河图》即在其中。后伪满洲国成立，他将此画带到长春“皇宫”。1945年，东北新中国成立前夕，溥仪带着一批珍贵的书画珍宝，准备逃往日本，被苏联红军在通化截获，《清明上河图》逃脱了一次更大的劫难。
《清明上河图》最初同其他古物一起，凌乱地堆放在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1950年冬天，被古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无意中发现，1955年拨交故宫博物院。
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五次进入紫禁城，不过，这座昔日的皇宫，如今已是人民的故宫博物院了。
因为它是如此的流传有绪，题跋、印鉴历历可数，又具有浓郁的北宋画风，所以，许多专家都断定它就是张择端的“真迹”。
此外，明人王世贞在《清明上河图》中指出：张择端的“稿本”“于禁烟光景（指清明寒食，民间禁烟）亦不似”。北京故宫画本中确有许多违反清明时令的情节，如新酒、赤膊、扇子、西瓜，等等，正好与这一说法吻合。因此，许多专家进一步认定，北京故宫珍藏的《清明上河图》，正是张择端的“稿本”。
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明易简图》上虽有“翰林画史臣张择端进呈”的署名，但元人苏舜举在元贞年间（1295）首跋《易简图》时，开宗明义写道：“清明易简新图成。”绘制时间和目的都很明确。图中还画有一些元代独有的事物，因此，它只可能是元人描摹的“简易本”，不可能是张择端的真迹。
美国收藏的“元秘府本”《清明上河图》，有北宋宣和年间的特殊事物和“瘦金体”题跋，但据钱谦益《牧斋初学记》记载，“币必府本”在明宫中被一小太监盗后，藏御沟罅中，适逢大雨，取出时已糜烂不可复理。可见，美国收藏的《清明上河图》不可能是“元秘府本”，而只可能是一种“晚期别本”。
三、“清明”之争
《清明上河图》题名中的“清明”二字，望文生义，历来都认为指的就是时令。据明代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记载，该画卷上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押有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如在上河春"之句。严厉这就是说，在完全了解绘画过程的宋徽宗眼里，画卷上描绘的纯然是一幅清明时节的春天景色。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人也力主"春景"之说。郑振铎更是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连日期也具体化了。
但在近代以来，很多人提出了异议。一方面，宋代清明时节特有的景象，如门插柳枝，禁断烟火，踏青扫墓者蜂拥出城，以至于“阗塞诸门”、“四野如市”等等，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另一方面，画面上的一些情景，又与清明之时令抵牾。对此，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提出了八点质疑。
1、画卷右首有一队小驴驮负着木炭迤逦而来。木炭因耐燃、无烟而价昂，一般只用于富家烤火。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清明前后，不是木炭的营销季节。
2、画面上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有几名孩童光着上身嬉戏，这不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3、画面上手执扇子的人物在10人以上，扇子是夏秋用具，与清明时令不符。
4、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东京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
5、画面上有一个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6、虹桥两岸及桥上的好几处货摊上摆着切开的瓜片，可能就是西瓜。而汴梁的早春，不可能有西瓜及此一类的瓜品。
7、画面上“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所谓“新酒”，是指当年的新谷酿成的酒，清明时节绝无新谷，哪有新酒可言？
8、对画面上的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上坟后回向城市一段，孔先生认为，“这群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倒符合实际些”。
那么，如果“清明”二字不表示时令，那它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孔宪易先生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楼”很可能是东京宋门外东郊的蜘蛛楼。据《宋会要辑稿》载，当时的东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分136坊，外城东郊区划为三坊，其中第一坊便是“清明坊”，由此推知，《清明上河图》之“清明”，地名也，画的是从清明坊到虹桥这一段上河的繁盛景象。
20纪80年代中期，邹身城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的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中另立新意，他认为，“清明”一词，既非时令，也非地名，而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用的歌功颂德之词。《石经·大雅》中有“肆伐大商，令朝清明”之句，《后汉书》上有“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之语，所说的清明，指的都是太平盛世。所以，距宋代不远的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中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已点名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
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当时正是北宋末年大动乱前夕，表面的繁华掩盖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于朝于野都有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错觉。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张择端把“清明”二字冠于题首，不只是揭示了本画在于歌颂“太平盛世”的主题，而且迎合了喜爱舞文弄墨的宋徽宗的心理。
在最近的一次有关《清明上河图》的研讨会上，美国威斯理学院艺术系教授刘和平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读画方式。他说：“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画中行人，从画卷开始处（右端）出发，一路杨柳青青，随后过桥沿路一直走到画卷左端。”刘和平打了个比方：“于是我就联想起逛街，逛完了街一侧的商店，再掉头逛另一侧。左端行人面朝右，似乎在提醒我们接着往回逛。同时，顺着这条路线，季节也在改变，从春到秋，当再次折回到画卷最右端下方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离开开封城的人，行走在深秋的寒意中了，而这里才是画卷的真正结尾处。所以，《清明上河图》所绘其实是从每年农历三月到十月，汴水的整个漕运季节。”
四、牛驴之争
唐山炎黄轩主人王开儒先生在为故宫博物院复制《清明上河图》时，发现画首约80厘米处有一处残缺。经了解，这是故宫博物院在1973年揭裱《清明上河图》时删掉的。
为什么要对原画动如此“手术”呢？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在荣宝斋画谱《清明上河图》序言中曾有过交代。他说：“原在老翁背后柱之旁残缺一大片，原绢已失，到明末清初揭裱时画一尖嘴立牛，正在张口嘶叫，殊碍原画意境，故1973年新裱时揭下，留存归档，不再复原。”
王开儒对此说表示怀疑，认为张择端不会出现这种败笔。此后，他在故宫古书画保管部的档案中查到了被删除的画面。删除的画面虽不太清楚，但依稀可以看到一老者和一小儿，老者身后有一木柱，木柱上方拴着的不是“尖嘴立牛”，而是一头狂态的驴。
王开儒认为，这正是张择端原作画面上的一个精彩部分。画面蕴涵的情节可能是，一对夫妻扫墓归来，妻子披斗篷骑一公驴在前，丈夫头缠柳枝跟在驴后，正巧与路旁牵着一头母驴的老者相遇。此时母驴正在发情，公驴见到发情母驴，狂奔而来，将女主人掀翻在地，而母驴则张嘴嘶叫，耳失常态，腰向上弓，拼命挣向公驴。牵驴老者慌忙一手拽缰，另一手招呼前面的小儿赶紧躲开。
这本是一个极富有生活气息的精彩细节，但当时的专家误将发情失态的母驴视为“尖嘴立牛”，并认定这与原画意境不符，因而删除这一画面。
王开儒说，千古神品《清明上河图》被删成“残废”，实在令人痛心，希望有关方面能将误删的部分补齐。
为了证实“补绢”上画的到底是驴还是牛，王开儒请很多国内知名的动物学家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研究，这些专家都认为，当年缺失的地方确实是一头驴。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杜玉川教授告诉记者，《清明上河图》“补绢”中，木柱侧方不是牛而是耳朵很长、嘴张开、头颈高扬的驴。“补绢”中驴的行为，是驴受到某种刺激后的一种表现，如公驴嘶叫，母驴发情……牛耳较短，生于角下方，不可能像驴一样高扬；而且牛嘶叫的时候头颈低平、前伸，与驴的姿势完全不同。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一位专家表示，《清明上河图》上这块摘除的绢，是明末清初时补上的，补绢的质地比原绢要粗糙很多，“当时的修裱工人把屋草棚上两根交叉的横杆误认为是驴子的嘴部，于是便补画上了一头身材肥硕的驴子。之所以决定将其删除，是因为这块补绢补得不好，绘画水平很低，破坏了画意”。
至于《清明上河图》补绢中所绘的动物，故宫的权威鉴定专家也是经过反复研究才把它定义为“尖嘴立牛”的，民间的其他说法不可信。
为什么揭掉补绢后原画上还残留两只驴耳呢？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解释说，这对驴耳朵也是上次补绢时，为配合驴子的整体形象而补画上去的。它们没有画在补绢上，而是直接画于原绢上。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绢，便在无奈中将这对耳朵也保留了下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王开儒请中国纺织科学院研究检测中心，对《清明上河图》全图的天然片和删除部分的天然片进行了“绢织物质地是否相同”的检测。中国纺织科学院研究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证明显示：“将天然片放在4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不出天然片中绢织物的形态效果有区别。”
王开儒说：“从这份检测证明中可以看出，故宫1973年删除的，不是什么后代的补绢，根本就是《清明上河图》的原绢，是国之重宝——北宋张择端的真迹。删除后的画面，不但与原作风格有悖，而且成为令人读不懂的残画，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千古遗恨。……必须把1973年删除的部分重新补上，还国宝原貌。”
《国宝传奇之谜》主编 赵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