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曾经说过：穷人的原生家庭，其实就是精神病院；父亲暴躁无能；母亲哭哭啼啼；孩子自卑焦虑；老人贪婪自私；亲戚指手画脚。
《刺槐生长》胡同里那棵歪脖子刺槐抽芽时，我的心理咨询师第三次建议我休学。诊室窗外，枯枝正顶开厚重的冰壳，我忽然想起十七岁那个冬天，父亲用火钳砸碎我存钱罐的夜晚，碎瓷片混着钢镚滚过水泥地，像散落一地的星星。
我们家像座年久失修的戏台。父亲是永远醉醺醺的武生，他下岗后的每个傍晚，都要把搪瓷缸摔在铁皮柜上，演一场《击鼓骂曹》。母亲是躲在厨房的悲旦，她切洋葱时的啜泣总比刀声更响，直到我考上大学那天，才发现她藏在泡菜坛子里的离婚协议。
表姑们是热心的场务，她们在晾衣绳交织的弄堂里穿梭："女孩子读那么多书，不如早点嫁人换彩礼。"爷爷的藤椅支在廊下，他数着退休金存折上的零，反复念叨："养女防老，防老..."
大二那年我确诊双相情感障碍，病发时会把宿舍墙壁抓出指痕。主治医生对着家系图皱眉："家族三代都有未确诊的精神疾患。"我终于明白，那些深夜游荡在客厅的脚步声，堂哥辍学后对着空气的谩骂，二姨总说听见死去的姥姥在房梁上哭，原来都是溃烂在血缘里的病灶。
真正让我崩溃的是母亲发来的视频。镜头摇晃着扫过老屋，父亲正把弟弟的头往墙上撞，因为男孩弄脏了他的酒瓶。弟弟空洞的眼神穿过屏幕，像面镜子照出二十年前的我自己。那天我在四惠桥徘徊到凌晨，直到看见清洁工推着三轮车经过，车斗里蔫头耷脑的白菜让我想起母亲腌的酸菜——原来我们都是被盐水渍着长大的。
现在我在出版社做校对，办公室永远亮着柔和的护眼灯。上个月收到老家来信，说旧城改造要伐掉胡同里所有刺槐。我忽然想起被砍断的树桩会渗出琥珀色汁液，那是植物自我愈合的结晶。就像每周三下午，我仍会去见那位戴玳瑁眼镜的心理医生，我们共同翻阅着泛黄的病历，把那些发霉的记忆晾晒在诊疗室的阳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