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外交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他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

王炳南是陕西乾县人，其父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与杨虎城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父亲的影响下，王炳南自幼就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并受到了很深的影响，这为他今后投身革命埋下了伏笔。

五四运动后没多久，陕西也一度掀起了学生爱国运动，王炳南踊跃参加，并成为学运的中坚力量之一。1925年，17岁的王炳南怀揣着伟大理想，加入了共青团，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次年，他又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成为了当地党组织的第一任书记。

1929年，21岁的王炳南在杨虎城将军的帮助下，远赴日本、德国留学，并成为我党旅德支部的负责人。1935年，王炳南学成归国，受组织委派，打入杨虎城部，任务是争取杨虎城抗日，争取其加入我党所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

王炳南打入杨虎城部后，出任了杨虎城的秘书，他利用职务的便利，多次向杨虎城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并讲解我党的政策，使得杨虎城对反动派的险恶用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逐渐扭转了对我党的看法，并最终与红军签订了友好协议。

在王炳南的策动下，杨虎城最终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这一点与张学良不谋而合，这就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由于蒋介石刚愎自用，张学良屡次劝谏都毫无效果。在王炳南的建议下，张、杨二位将军经过慎重考虑，果断的发动了一场特殊的军事行动，将老蒋扣押，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王炳南又上下周旋，为张、杨出谋划策，推动局面最终逐渐向有利于我党的方面发展，最终，事变圆满解决，抗日统一战线也得以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炳南调到南方局工作，负责国际联络、宣传事宜。在当时，国民党当局对于我党进行了很多不实的宣传，甚至污蔑、丑化我党的抗战业绩，想以此来破坏我党的形象。

王炳南则针锋相对，大力宣传我党的正面形象和抗战成就，不仅扩大了我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使得国民党的很多谣言不攻自破。特别是皖南事变后，王炳南将真相公之于众，将国民党反动派的险恶用心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获得了国际上的同情，也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停止对我党的打压。此外，王炳南还促成了外国媒体及美观察团赴陕甘宁访问的事宜。

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王炳南在外交方面的才能，组织上令其协助周总理从事外交工作，并筹建外交部。王炳南不负众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外交团体。

此外，王炳南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外发布了我国外交部的第一号公函，宣布新中国不承认旧中国的一切对外关系。这个公函的发布，奠定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总基调，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1955年，王炳南调任波兰大使，同时出任中美会谈首席代表，直接负责与美方的谈判、交涉事宜。值得一提的是，王炳南上任伊始，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迫使美国不得不允许钱学森回国。

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更好的施展自己的才华时，特殊时期的王炳南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直到1975年才再度复出。对此，王炳南毫无怨言，依然默默的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做着贡献。

王炳南复出后，曾负责民间外交工作，并担任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民间外交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力的配合了国家外交，成为了一张靓丽的“中国名片”。

1988年，79岁的王炳南因病不幸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王炳南共育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王东明曾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取得了硕士学位，归国后曾长期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曾任南方证券副总裁，后曾出任中信证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