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钱，这可不行！”杨树达的妻子盯着药瓶里那一叠厚厚的钞票，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立刻转向丈夫。杨树达向来品行端正，得知学生毛泽东送来500元，原本笑容满面的他，脸色瞬间变得严肃。
润之，君子取财，需讲究方法。如今，你已不再是一师的学生会主席，而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你从何处筹集如此巨额资金？
【“你以后还有机会，这次就让我一回。”】
1955年6月，毛泽东邀请他的同学周世钊一同前往拜访他们的老师杨树达。杨树达曾在湖南任教，是毛泽东学习文字学时的导师。1915年，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并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一行为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对。
得知这一消息，杨树达内心激愤难平，立即挥笔撰写了一篇痛斥日本侵华罪行的文章。毛泽东阅读后深有感触，从此多次向杨树达请教关于日本的各类问题。
那年夏天，毛主席正忙着抨击袁世凯的舆论攻势，结果因为天气太热，不小心中暑了。幸好有杨树达在身边照料，他不仅亲自给毛主席喂药，还用酒精帮他擦身降温，两人关系亲密得像一家人。毛主席稍微恢复后，马上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杨树达对毛泽东这个"一文不名却胸怀天下"的学生愈发器重，在他身上，杨树达看到了国家的未来。谁曾想，这个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竟然能轻易调拨如此巨额资金。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老教授在毛主席面前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原本轻松愉快的氛围瞬间凝固。站在旁边的周世钊了解老师的性格，立即上前打圆场。
杨先生，您不必担心，润之的为人处世和您当年教导我们时毫无二致，依然保持着"两袖清风，心系苍生"的本色。目前，他的所有薪资和支出都由党组织统一管理，个人身上依旧不携带任何钱财。
毛主席听了周世钊的话，立刻认真地向他说明，这些钱都是自己写文章赚来的稿费，今天买药的钱就是从这笔收入中支出的。他接着说：“我的这些讲话和文章都是您教出来的，这些钱里也有您教导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些钱也应该是您的。”
周世钊和毛主席向杨树达详细说明后，他原本紧绷的情绪慢慢缓解。特别是听到“按劳分配”这一原则时，杨树达显得格外兴奋，忍不住开怀大笑：“太好了，太好了，润之，你能做到这一点，真是国家的福气。”
杨树达因为过于兴奋，话讲得太多，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在场的人都愣住了，不知所措。毛泽东见状，立刻走上前去，用手轻轻托住杨树达，同时在他胸口轻轻拍打，帮助他平复呼吸。接着，毛泽东迅速拿起痰盂，弯下身子，接住了杨树达咳出的痰液和唾液。
看到这一幕，杨树达赶紧抓住毛主席的手，一边咳嗽一边示意他放下痰盂。但毛主席毫不在意，仍然稳稳地端着。其他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慌乱，纷纷站了起来。周世钊上前想要接过痰盂，却被毛主席用手肘轻轻一挡，示意不用帮忙。
“这次让我先来，你下次还有机会。”
杨树达剧烈咳嗽后，吐出了几口带血的浓痰。当他发现毛主席正拿着痰盂站在一旁时，感到十分尴尬，连忙请求主席放下痰盂。然而，毛主席却回应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老师端痰盂是学生的职责。”说完，他便端着痰盂径直向门外走去。
毛主席准备去清理痰盂时，周围的人立刻上前想帮忙，但被他直接拒绝了。他特意提高了声音强调，平时连自己倒痰盂都不允许，说是涉及原则问题。今天他亲自为老师倒痰盂，这同样是遵循传统规矩的原则问题。
说完，他带着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情，走到水龙头旁，蹲下身子，专注地清洗痰盂。这一幕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深受触动，纷纷流下热泪。杨树达躺在躺椅上，指着毛主席的背影，自豪地说道：
润之依然保持着昔日的风采，言辞流畅，激情四溢，浑身散发着无法抑制的活力与锐气。
毛主席清理完痰盂后，继续与老师交谈片刻。工作人员提醒他晚上还有会议，他这才不得不离开。临走时，杨树达握住毛主席的手，再次强调：治国要以百姓为重，以人才为要，赢得民心才能稳定国家，汇聚人才才能振兴天下。
毛主席感受到老师的深情厚意，心中充满感激。他细心为老师披好毯子，紧握老师瘦弱的手，诚恳地说道：“您的教导，我将铭记于心。下次来长沙，我一定再来拜访您，并邀请您看我游泳。”
【“还记得当年驱逐张敬尧么？”】
1952年9月，得知杨树达健康状况改善后，毛泽东邀请他赴京参加学术会议。适逢中秋佳节，毛泽东在丰泽园设宴款待恩师，并邀徐特立、章士钊等陪同。席间寒暄过后，毛泽东重提当年驱逐张敬尧的往事。
1918年，皖系军阀张敬尧带兵占领湖南，打着“都督”的旗号在湖南横行霸道，肆意掠夺，干尽坏事。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毒”。
毛主席当时发起了“驱张运动”，他安排人员前往上海，寻求外部支持，同步在长沙发动了2000多名教师和学生进行罢课。随后，他进一步组织各行业代表前往北京，对张敬尧提出正式指控。
1919年底，在毛泽东的牵头下，湖南各界选派了三支队伍赴京请愿。第一支是毛泽东带头的湖南公民代表团，第二支由罗教铎和杨树达率领的湖南教职员代表团，第三支则是柳敏和李思安带领的湖南学联代表团。这三支队伍分别代表了湖南的普通民众、教育界和学生群体，共同前往北京表达诉求。
罗教铎和杨树达曾担任毛泽东的导师，而柳敏和李思安则是"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基于这些密切的人际关系，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三个代表团之间的协调工作，成为他们沟通的核心纽带。
有人曾劝杨树达别去北京，但他态度坚决，毫不犹豫地表示：“这事没得商量，必须得去，我已经决定了！”此刻，他下定决心要和自己最看重的学生并肩作战，共同面对挑战。
湖南“驱张”代表团抵达北京后，立即行动起来，积极与各界正义力量沟通，甚至争取到了政府内部一些官员的支持，迅速营造了强大的舆论声势。12月28日，毛主席等人在湖南会馆前组织了一场旅京各界公民大会，现场聚集了上千人。与会者强烈要求在场的议员为“驱张”行动提供担保，议员们迫于压力，最终表态支持。
我们承诺全权负责驱逐张敬尧的任务，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全体成员将引咎辞职，向湖南民众谢罪。
1920年1月28日，一批抗议者与北京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前，这里是军阀政府的行政中心。毛泽东、罗教铎、杨树达等六名领头人带头闯入，大声呼喊，坚持要见总理靳云鹏。他们与持枪守卫僵持不下，这场对峙持续了超过三小时。
回忆起这段经历，毛主席提到，他当时还担心杨树达的身体扛不住。杨树达则表示，那时候他一点也没觉得冷，脚也没麻，反而是心里的火气越来越大。
当请愿人群坚持不肯离开时，一位自称总理秘书的男子出现，带领毛泽东、杨树达、罗教铎等六位代表进入。杨树达一进门就用力拍打桌子，严厉质问秘书长：湖南来了这么多学生，为何不见？湖南局势如此紧张，为何不处理？
多位与会者纷纷指出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劣迹，强调必须与靳云鹏当面交涉。面对众人的激烈指责，秘书长无言以对，只得安排秘书通过电话联系靳云鹏，但未能成功取得联系。
毛泽东与杨树达等六人先行撤离，将情况通报给请愿群众。得知消息后，众人情绪激动，迅速组织游行队伍，直奔靳云鹏的私人住所。靳云鹏担心住所受损，立即派遣副官于化龙出面接待。
六名代表直接向靳云鹏提交了《上靳氏书》，靳云鹏当时表示会在一周内给出回应。然而，这不过是他的拖延策略。一周后，代表们不仅没能见到他，反而发现他的住所周围被军警封锁，禁止任何人靠近。
毛主席和代表团早已预料到这种局面。为了增强影响力，赢得舆论支持和社会同情，进而向军阀政府施加压力，毛主席决定成立平民通信社，并亲自出任社长。通信社的办公地点设在北长街的福佑寺，毛主席将正殿作为办公室，甚至把供奉神明的香案改成了办公桌。
有一天，杨树达得知张敬尧为了洗白自己，拉拢了一批反动官员和地主，组成了一个支持他的团伙，专门对付驱张代表团。他赶紧去找毛主席汇报，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毛主席正坐在大殿的香案上，专心致志地写驱张的宣传稿。杨树达一看这情景，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来给福佑菩萨上香了！
毛主席正专注时，突然听到一阵笑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他的老师杨树达。杨树达笑着解释说，这里是福佑菩萨显灵的地方，他怎么可能找不到？毛主席这才明白，原来是老师来了。
仅仅数月之后，湘军以武力相逼，迫使张敬尧不得不离开湖南。
在这次驱张运动中，毛主席观察到杨树达展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坚定的行动力。同时，毛主席的领袖气质和文人的豪迈也给杨树达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合作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还建立了一种战友般的深厚情谊。
【“只要润之打个招呼，我就重返新华门”】
在回顾过去驱赶张敬尧的经历后，毛主席深情地表示，党内未来可能还会有像赵敬尧、王敬尧这样的人出现，到那时，还需要邀请杨树达先生到新华门，共同对抗这些各式各样的张敬尧。杨树达听后，情绪激动地回应道。
毛泽东只需说一声，我就能回到新华门工作，希望他别介意我的年纪。
杨树达和毛主席之间的这段对话，逗得在场的人都乐不可支。在场的人都清楚，以杨树达先生的性格，只要毛主席提出请求，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1935年，杨树达得知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成功突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封锁，穿越险峻的雪山草地，旨在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消息令他振奋不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追随毛泽东、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面对日寇的侵略，杨树达毅然决定离开清华大学。他带着全家返回湖南，在湖南大学出任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拒绝在日本占领区继续任教。次年，徐特立赴长沙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期间，专程拜访了杨树达，并向他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问候与崇高敬意。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欢腾，杨树达也不例外，激动得彻夜未眠。作为一位历史学者，他在欣喜之余，内心却隐隐感到一丝忧虑。
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了蒋介石的行事风格。如今抗战结束，他担心蒋介石是否会像过去那样，对曾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下狠手。得知毛主席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消息，他不由得为这位学生深感忧虑，生怕毛主席会落入蒋介石的圈套。
在翻阅报纸时，他偶然看到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这篇作品让他对这位学生的非凡才能和远见卓识深感钦佩。通过这首诗，他更加确信毛主席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更是一位有着深邃思想和卓越文采的伟人。这首诗的磅礴气势和深刻内涵，让他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这位历史伟人的认识和尊重。
正如杨树达所预见的，蒋介石在签署和平协议后不久，便在美国的幕后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杨树达在离开八年后重返长沙，目睹了无数因战乱而受苦的民众。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反蒋斗争，就像当年他坚决驱逐张敬尧一样，再次站在了斗争的前线。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逐渐瓦解，共产党发起的群众运动声势日益壮大。杨树达作为代表之一，前往长沙与国民党驻军司令陈明仁会面。他通过理性分析和情感感召，激发了陈明仁的爱国情怀和为民之心，最终促使陈明仁与程潜共同起义，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杨树达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毅然送子从军。尽管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不佳，他仍笔耕不辍，陆续完成了18部学术著作。同时，他还担任了湖南文史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以及湖南省首届人大代表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多次致信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亲自回信三次，并在长沙与其进行了两次会面。
杨树达偶然翻阅杂志时，看到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杨树达向来对学术严谨，对自己和他人都有高标准，于是向湖南大学提出建议，要求撤销杨荣国的院长职位。
杨树达向湖南大学提出建议未被采纳，随后他直接致信毛主席反映情况。事后，有位教授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杨荣国的情况应当以教育引导为主，而且杨荣国已经意识到自身错误，因此要求撤销其职务的处理方式并不恰当。
杨树达在他人点拨下，意识到自己的提议有些过火，于是又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诚恳地承认了错误。毛主席回信时，对他的坦诚表示了赞赏。
1954年11月，毛泽东等领导人前往长沙进行视察，特意安排人员接杨树达前来会面。两人上次见面已是34年前。毛泽东见到杨树达后，立即握住他的手说：
还记得我吗？收到了你的两封信，已经回复了一封。
杨树达兴奋地表示，信件已如期收到。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并共度晚餐时光。此后，杨树达又给毛主席写信，并附上自己新出的几本书。毛主席对此感到非常欣慰，特意回信向老师表达谢意。
1955年中秋，杨树达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节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与毛主席相见。到了第二年二月，杨树达在长沙去世。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深感痛心，亲自发去电报表示哀悼。
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湖南省各领域人士为杨树达先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将其遗体安葬于岳麓山。通过这一安排，杨树达先生的高尚品格和精神将永久地融入这座雄伟的山脉之中，永远被后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