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南非计划在海牙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提起诉讼，根据1948年的《种族灭绝公约》。控诉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南非在这次初步听证会上需证明存在进行种族灭绝的合理风险，而以色列将在第二天做出回应。这一诉讼的目的在于阐明，如果不采取行动，将有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丧生。

鉴于国际法院过去审理类似案件的经验以及南非法律团队提供的关于种族灭绝行为和意图的可靠证据档案，可以合理地预期合理性测试将获得通过。因此，预计法院将很快发布命令，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活动。

这将是对以色列和西方至关重要的时刻。因为欧洲和美国政府不仅没有按照《种族灭绝公约》的要求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袭击，而且还通过提供物质、军事和外交支持成为帮凶。

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以色列国防军犯下的暴行，对以色列提供了进一步的、也是主要的支持。当巴勒斯坦接近死亡人数超过23000名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大多数人所见过的最可怕的暴行和非人化行为已被以色列及西方正常化、合理化，甚至偶尔受到欢呼。而根据《种族灭绝公约》，煽动实施种族灭绝是一种刑事犯罪，签署国有义务起诉。

尽管任何签署《种族灭绝公约》的国家一旦意识到发生种族灭绝的风险，都有权对以色列提起法律诉讼，敲响警钟是该公约所有缔约方的义务，但从历史上看，南非似乎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适当的实际行动。纳尔逊·曼德拉曾言：如果不解放巴勒斯坦，南非将无法完全摆脱种族隔离。作为自由国家的第一任总统，他与种族隔离一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认识到，对巴勒斯坦的长期占领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道德问题。

尽管西方政府极力掩盖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犯人权行为，但巴勒斯坦自由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政治精英们会感到厌烦，因为他们对巴以关系正常化努力几乎没有取得成果，甚至《亚伯拉罕协议》也变成了泡影。在德国发生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暴力抗议活动，无疑是政治阶层的惊慌失措反应。不幸的是，对于这些精英来说，社交媒体的即时性与以色列军方的傲慢相结合，向世界展示了一副令人难以忘记的博斯奇式地狱景象。

保护以色列免受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不是西方霸权的良好利用。在2023年袭击加沙之前，以色列因其不断修建非法定居点而违反了30多项联合国决议以及《日内瓦第四公约》。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宽容和保护给以色列家带来了一种膨胀的有罪不罚感，助长了军队、议会和民间社会各阶层的对巴勒斯坦持久的伤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通常情况下，种族灭绝意图是犯罪中最难以捉摸的要素，检方必须举出证据，但在以色列目前袭击加沙的案件中，却有很多内容。就像一个恃强凌弱的男学生，错过了及时谴责的好处，已经达到了只能通过驱逐来解决的暴力程度，以色列可能很难与邻国实现任何程度的和平共处。

早在1948年12月，国家成立几个月后，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汉娜·阿伦特在内的一群犹太知识分子就写信给《纽约时报》，警告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要资助梅纳赫姆·贝京的“自由党”，因为其法西斯倾向，该建议被忽视，贝京于1978年成为该国第六任总理。

1967年9月22日两封信同时出现在两家不同的以色列报纸上，每封信都主张国家的不同方向。包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57名该国顶尖文化人物写了一封信，这些社会名人将征服土地视为扩张的机会，并坚持认为以色列任何政府不应归还土地。另一封信来自52名左倾政治无名人士，主要来自社会党Matzpen，其中包括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他们的预言性警告如下：“我们捍卫自己免遭毁灭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压迫他人。占领导致外国统治，外国统治导致反抗，反抗会导致压迫，压迫导致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受害者通常是无辜的。坚守被占领土将使我们成为一个充满杀人犯和谋杀受害者的国家。我们现在就离开被占领土吧。”

以色列面临的问题是：太晚了。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帕佩将1948年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描述为“不彻底的暴行”。以色列现在无法完成种族灭绝，尽管它正试图种族灭绝，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它。1967年以色列本来可以与巴勒斯坦成为两个毗邻共存的独立国家，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

对加沙的残酷袭击暴露了所谓的普世自由价值观的虚伪性。现在很明显，这些价值观并不适用于巴勒斯坦人。西方国家正在努力转移其公民的注意力，让他们忽视这样一种认识：试图将明显的道德问题重新定义为文化问题或宗教问题。如果国际法院对以色列做出种族灭绝的临时裁决，西方政府就不可能继续忽视道德要求。他们可能不得不遵守《种族灭绝公约》规定的责任，采取适当行动制止屠杀。

国际法院的听证会不仅是对以色列袭击加沙的种族灭绝性质的认定，也是对西方道德的裁决。尽管许多人仍然相信西方是它所假装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堡垒。萨特在1961年出版的《地球上的不幸者》书中揭露了阿尔及利亚及其他地区殖民主义的残酷行为。体现了西方广泛拥护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他对欧洲人说：“你们的人道主义声称我们与其他人类合而为一，但你们的种族主义方法使我们与众不同。”，萨特认识到人文主义被用作这些种族主义方法的掩护。这不是失败，而是有意的部署：就像连环杀手使用伪装来消除受害者的恐惧来引诱他们。

人文主义的谎言一旦被揭穿，就无法修复，世界秩序将被永远改变。因为西方向世界推销的观念是：西方是人类的原型，所有人最终都可以加入的人类大家庭的族长。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如果西方不是所有人类发展的原型，那么其他行动方针，甚至其他历史就可以而且将会被书写。正如萨特简洁地总结的那样：“过去我们创造了历史，现在历史正在由我们创造。”，海牙国际法院对以色列的判决应该成为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